文/貌貌狼（微公众号：财经郎眼daily）
王牧笛：今天我们来聚焦开年第一大瓜，郑爽事件以及代孕黑色产业链的背后。关于郑爽事件，你们关注的点是什么？
胡慎之：我关注的是，她如何跟这个孩子建立关系，因为她缺乏了一个链接的过程。
张姗姗：我关注的第一个点就是两个字，代孕，应该说是一种家事律师职业的敏感性吧。
刘春晓：她引入了一个在法律上的空白地带，那么大家这么关注这个空白地带会不会引起法律的进一步规范，这是我所关注的。
王牧笛：对于郑爽代孕事件，人民群众非常愤怒，报章杂志口诛笔伐。郑爽之错 到底错在哪里？
刘春晓：我个人理解就是两个方面。第一，她在荧幕前塑造出一个纯情的人设，实际已经在国外结婚并代孕了。第二，她有打算放弃抚养这两个小孩的一个念头。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做了一个非常差的示范。
张姗姗：她不单只有代孕这个问题我绝对不能接受，还有一个母亲对孩子这样的一种放弃。因为这个孩子不是她孕育的，这就像是我定制的一件商品，最后我觉得商品不合适了，我就可能不要，从普通的这种道德层面，我觉得都是不可以接受的。
胡慎之：每个人在社会中间，能够安全地待着，是因为有法律，道德，伦理去规范自我。弃养已经是涉及到伦理的问题，道德是规范我们的欲望，当她有弃养想法的时候，其实她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了。你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在法律和道德允许范围之内，但是不要伤害别人的利益。
刘春晓：代孕这个事件本身，这个行为本身是违法的，在国家的行政法中的《人类生殖辅助技术的规范和管理办法》里是明令禁止的。但是那个主体是指的医疗机构医护人员，还有中介。但是对于这个委托方，坦率地讲，目前是一个真空地带。
郎咸平：卫健委在2001年出了一个法规，明确禁止代孕。它的罚责有多重呢，对组织者罚3000块，对于医疗机构或者医护人员本身是罚3万块。但是这个市场的利润本来就很高，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这种收入，你说这种3万块的罚责，本身根本就不可能。
王牧笛：2017年的中国互联网上，新浪微博上的第一场大讨论就是代孕该不该合法化。当时有专家的观点认为，应该适当地放开代孕准入，应该鼓励规范，而不是禁止，认为伦理不应该成为代孕技术的负担，应该成为促进技术有序发展的工具。有关这个话题，我们继续听一听郎教授的观点。
郎咸平：催生代孕有历史的必然性。由于我们中国不孕不育的比例是越来越高，从15岁至49岁的人口当中，不孕不育的人数已经高达5000万，这个比例超过15%。当这种不孕不育的比例一旦大幅上升之后，代孕的行业就有了推动力。
张姗姗：我的观点就是坚决反对代孕，任何形式的代孕。因为代孕一方面它在伦理以及法律规范的很多关系上面进行了一个挑战，另外一方面，从伦理道德的这种，我是不可以接受这种所谓的子宫租赁的处理方式。
刘春晓：我是认为应该在有条件，可控范畴之内开放来规范。其实很多人提起代孕的话，会把它扁平化或者说把它极端化。实际上代孕除了有利用自己的这种子宫来赚钱，还有一类是是因为血亲的父母，没有办法在自己的条件下来完成生命的繁衍，那就需要这个第三方。这个第三方可以是亲属，不出于任何的商业利益，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不存在什么样的道德的问题。
张姗姗：你们一帮没有子宫的人有什么权利，在这里讨论女人的子宫。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应该尊重的就是社会最基本的伦理道德。第二个要尊重的是这个事件的主体，就是女性。因为只有女性才能代孕的。
胡慎之：为什么代孕这个问题很麻烦的地方，就在于母亲在十月怀胎时会和孩子有一种关联性的情感链接，从而建立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恋关系。而这个依恋关系是我们人跟人之间关系最主要的部分。
刘春晓：法律其实是最低层次的一个道德。如果代孕完全放开的话，首先挑战的还不是道德，是法律。《民法典》里面沿用了原来《婚姻法》里面规定，就是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不得结婚。假设代孕完全的放开的话，如果提供卵子的一方你是没有追溯力的，特别商业的，你找不到这个卵子是谁提供的，这样对我们整个人口的质量是容易造成伤害的。
王牧笛：代孕所处的是伦理道德，或者是法律的双重困境，其实也有解决的办法，可以用科技之光、科技之剑来解决。郎教授似乎寻找到了一种根本性的用科技的办法来解决代孕的道德困境，我们来看一看郎教授的观察。
郎咸平：2017年的美国费城医院已经开始研发这个人造子宫，经过实验，一个小羊在人造子宫里面也能够顺利诞生下来。2020年，郑州大学也搞了一个人工子宫的研究。那如果说你是A的精子和B的卵子结合之后放到人造子宫的话，那就没有问题了。那么当然这是未来的科技了，不过我觉得我们应该以一个更审慎乐观的心态来看代孕之殇。
王牧笛：关于郑爽，现在很多人评论用了一个词来评价——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认为很多这样的公众人物可能只考虑一己的私利。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精致利己主义人格心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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