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三天小长假，如果出行就会感受到熟悉的长假节奏又回来了，进出城市的高速公路迎来大堵车，各大景区、商场人满为患，电影行业和餐饮行业迎来客流高峰，国内旅游市场也迎来复苏。根据文旅部发布的数据，清明三天小长假全国国内旅游出游1.02亿人次，恢复至疫情前同期的94.5%，实现旅游收入271.7亿元，恢复至疫情前同期的56.7%。北京市重点监测的182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608.7万人次，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98.7%，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下，预计即将到来的“五一”黄金周会延续这一火爆的局面。
小长假旅游业的恢复一方面表明疫情期间和就地过年倡导下被压制的居民出行和旅游需求得到集中释放，另一方面也间接说明我国扩大内需未来仍有较大的潜在增长空间。
一直以来，如何有效扩大内需都是我国宏观政策的重要着力点，特别是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持续增加，稳定并有序扩大内需就更成为了经济发展中的重中之重。
回顾我国扩大内需的历史，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侧重点，每个时期都各不相同，简单而言就是先住房、后汽车、再文娱教育，这也符合马斯洛所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
先说房地产需求主线，扩大居住需求释放主要在1998年至2009年，以房地产货币化即扩大房地产需求政策为主，这个时期我国居民自有住房拥有率不高，居民居住环境有较大提升空间，而且扩大房地产需求不仅可以带动水泥、建材等上游产业链，更能带动设计、家电、家具、装修等下游产业链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带动效应，这个时期通过扩大房地产需求带动内需是比较合理的途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较为健康。同时，在此期间我国也陆续出台了家电下乡、家电节能补贴等鼓励消费政策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另一方面也应清楚的认识到，2009年以后房地产价格上涨越来越脱离居民实际收入水平上涨，房地产的居住属性渐渐被资产属性所覆盖，由此对应的是2009年以后抑制该方向需求逐渐成为政策主线。
再说汽车消费主线，在居民住房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以后，汽车消费就成了居民家庭的一项必要支出，且汽车产业链相对较长，其支出在居民整体消费支出中也占较大比例，汽车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同样较为明显。鼓励传统汽车消费的主要时间节点为2003年至2017年，在此期间我国曾推出小排量汽车税收减免的政策，这一时期我国汽车产销量屡创新高。但随着居民汽车保有量的增加，城市道路拥挤程度随之增加，于是一线城市在2011年起陆续出台了汽车限购政策，而二三线城市此时居民汽车保有量仍有一定发展空间，于是随后几年关于汽车的消费补贴政策也陆续有所跟进并取得了较好成效。2016年后，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出现，相关汽车支持政策逐渐转向新能源汽车。
在住房和汽车消费接近或度过高峰后，文化娱乐、旅游休闲、教育等服务消费迎来黄金增长期。不同于住房和汽车消费，服务消费有几个显著特点，比如单价不高但发生频率较高、服务提供方往往是数以万计的中小微企业、品质往往不像普通商品可以指标化衡量、新技术或新模式能大幅提升服务发生频率等，很难用统一的政策予以支持，更多需要用市场化方式让不同市场主体通过竞争满足市场消费需求。近年来涌现出的一些新技术和新场景就催生了很多原本没有的服务，例如外卖APP的出现不仅为很多没有时间做饭的居民提供了快捷的服务，更解决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再例如很多城市郊区的农家乐仅仅是增加了儿童大型娱乐区，客流就因此大幅增加；再例如点评软件的出现让一些服务不好的企业逐渐退出了市场。
从上述角度观察，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扩大内需仍有较大空间，其重要着力点还是在于大力发展服务业，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都市圈的建设和户籍改革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水平，城镇居民的增加是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撑。近年来一二线城市人口承载能力开始下降，大城市病凸显，叠加很多城市打工者因无法落户而导致子女无法在城市入学，由此导致城镇化率增速放缓，因而继续加大户籍改革并加大都市圈的建设有利于促进服务业发展并扩大内需。
二是通过市场的手段增加有效供给。提高服务业消费主要是市场自发行为，通过相关政策很难全面有效促进，政府在此方面更多的需要为各市场参与主体提供公平的市场环境，减少对市场行为的主动干预力度，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并减少其税负负担。同时，加大新兴基础设施建设，用创新引领提升服务供给水平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比如4G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为网购、外卖、移动支付等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近年来我国相关政策的着力点也在于此，特别是疫情发生后陆续出台了多项中小微企业减税降费和保市场主体的政策。
三是切实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毋庸置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稳步增长是提高消费的必要前提，而先解决居民住房和汽车消费又是扩大服务消费的必经之路。继续坚持房住不炒，逐步将城市房地产价格控制在居民收入能够负担的合理承受范围内是下一步扩大内需的前提，否则过高的房屋首付与房贷压力必然会影响到居民继续扩大服务消费的意愿。当前汽车消费也同样存在堵点，必须转变当前对汽车消费的种种不合理限制，从限制购买向引导使用转变，用经济手段释放汽车潜在需求。
四是合理控制贫富差距水平。由于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相对较小，而中产阶层是扩大内需的主力军。在未来一段时间引入财产税等财税政策，逐步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减少工薪阶层的税负，扩大中产阶层居民群体数量、增加中产阶层实际收入水平是实现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