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下半年以来铁矿石、铜、石油、大豆等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正在逐渐对我国工业品和消费品价格走势产生影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月PPI同比上涨4.4%，环比上涨1.6%，上涨趋势较为明显。虽然3月CPI同比上涨较为温和，但需警惕PPI逐渐向CPI的传导，近期一些家电和工程机械生产企业已无法内部消化大宗商品成本上涨压力，陆续开启了提价模式，可口可乐也宣布将通过提价方式应对大宗商品成本上涨所带来的压力。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并向中下游传导的趋势目前路径已较为清晰，必须引起各方足够的重视，而且不能仅通过CPI去观察通胀走势，因为一方面CPI指数存在一定滞后性，另一方面CPI结构也不能完全体现真实通胀水平。日前召开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会议强调“要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特别是关注大宗商品价格走势”。这也体现出宏观政策对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传导到消费端的重视程度。
要想有效应对潜在通胀，就必须弄清楚本轮潜在通胀的成因，并结合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分工分析未来潜在趋势。
带动本轮潜在通胀率提升趋势的主要原动力在于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则主要在于疫情影响下的供需结构的失衡。在供给端，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南美洲等大宗商品产地正常的生产受到较大影响导致供给减少。在需求端，我国作为全球主要的商品生产基地，率先实现复工复产，并在疫情期间采取了相对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全年宏观杠杆率上升了23.6个百分点，直接提振了大宗商品等原材料的需求；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全球主要商品的消费国大规模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补贴居民稳定消费需求，同时还通过财政赤字货币化政策大幅释放流动性，过剩流动性又在期货市场过度炒作大宗商品。而且，美国总统拜登近期又提出规模逾2.3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通过基础设施投资进一步拉动需求，这将对大宗商品价格形成一定支撑，考虑到大宗商品供给地区疫苗推广仍需要较长时间，未来一个时间段大宗商品供给水平很难快速恢复，这也不利于大宗商品价格的快速回落。
对我国而言，应对大宗商品涨价向消费品传导仍是未来一个阶段经济工作的重点内容。
短期而言，抑制通过过度举债扩张总需求仍是工作重点，从2020年开始，无论是针对房地产行业出台的“三道红线”、限制涉房贷款及限制经营贷流入房地产领域、抑制隐性债务扩张，还是针对互联网平台的反垄断措施，其实都是合理限制需求的政策。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我国处于全球产业链分工上的生产端，具有“两头在外”生产模式的显著特点，一头需要从南美、俄罗斯等国进口原材料，一头制成产成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制造过程中像芯片这样的一些关键核心设备我国还需要进口。2008年以后发达国家开启的数轮量化宽松政策，甚至不惜将实际利率降到负数，以此维持其总需求水平。
我国如果跟随发达国家采取宽松政策，则我国信用扩张程度将更大，企业面临的成本上涨压力随之增加，而且由于我国的出口商品存在与东南亚国家商品竞争的局面，短期很难提高价格，谁先贸然提价就很有可能失去市场，因此只能自己承受成本上升的压力。同时，我国又是全球最大的离岸美元市场，美国多印出的钞票需要通过离岸美元市场向全球派生出巨大的美元信用，在我国未跟随发达国家采取宽松政策之时，国内很多公司都会通过离岸市场进行举债，造成美元信用扩张带动国内信用被动扩张的局面。双重作用下会在国内引起潜在通胀水平上升的问题，本来是发达国家“生病吃药”，我国却承担了“药物副作用”的问题。因而，应对此轮发达国家宽松政策带来的潜在通胀唯有在国内采取信用收缩政策，随着信用收缩政策的深入，大宗商品需求也会减小，对应大宗商品价格也将有所回落，与此同时还需限制离岸市场美元的信用扩张。
中长期而言，此时我国在国内采取信用收缩政策反而会增加人民币的信用并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进而提升人民币在全球交易和储备中的地位。美国因美元在全球交易和储备的核心地位而滥发货币其实会对美元本位制度带来潜移默化的损害，当前各国还认可美元不是因为美元信用好，而是由于过往全球交易的习惯和其他国家货币相对于美元更烂的原因，其实美元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比重从2020年起开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如果此时我国通过信用收缩增加人民币的信用是有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尤其是在数字货币逐渐成为全球货币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哪个国家能率先建立起本国的数字货币体系并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无疑就掌握了先机。
另一方面，在信用货币时期，衡量一国货币信用好坏的关键其实是该国背后的财政体系组织效率的高低和财政盈余的多寡，主要原因是大国发行货币的机制基本上都是“以债为锚”。因而，尽快开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逐渐用直接税取代间接税，提高财税效率，以此实现减轻企业税负、增强企业竞争力、减少贫富差距，最终提高人民币信用的多重目的。人民币信用的提升有利于人民币在国际交易中地位的上升，并会逐渐减少美国滥发货币对我国潜在通胀水平提升的影响，增加我国宏观政策的自主性。
综上，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会通过各个产业链逐渐进行传导，并给我国带来潜在通胀水平提升的风险，而且受疫情影响，这将是一场持久战，短期需要国内采用信用收缩政策，中长期则更需通过财税体制改革给人民币增信，并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予以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