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二季度例会提出“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这是继2020年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后的又一重大举措。
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仍主要针对商业银行，表面上看，只需进一步压缩商业银行的存贷利差或保持存贷利差不变情况下降低存款利率就能实现。但实际情况却并不简单，单纯依靠商业银行让利虽短期能起到一定效果，可同样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涉及商业银行利润损失使其本身动力不足，再比如本是为中小微企业发放的经营贷因贷款利率较低导致在多地出现违规进入楼市的情况。如何降低我国整体利率水平是一大课题，不仅涉及到经济增速、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还涉及到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水平高低，是一项自上而下的系统性改革工程。
简单看，利率是资金的使用成本，贷款利率高说明市场上资金供小于求，市场利率低说明市场上资金供大于求。
影响资金需求端的主要是经济增速、经济和产业结构。从经济增速角度分析，一般而言，一国经济增速越高代表该国经济越景气，市场对资金的需求越大，贷款利率对应也越高。这点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多年以来经济增速和利率的关系都能非常清楚地看出，尤其是近年来发达国家整体经济增速逐年下降，这些国家逐渐加大了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力度，整体利率水平也下降至零利率甚至负利率；从经济结构角度分析，一国国民储蓄率越高说明潜在消费释放潜力大，对应投资占GDP比重相对高，对资金需求就大，市场利率水平因此也相对高。反之，国民储蓄率越低、消费占GDP比重越高，投资占GDP比重就较低，市场利率水平也会相对低。从产业结构角度分析，工业化开始时第二产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逐年提升，工业企业有扩大产能需求，对商业银行的资金需求增加，贷款利率就相对高。在工业化后期，工业企业产能出现过剩，第二产业规模收缩，对商业银行资金需求将出现下降，贷款利率也会随之下降。
对我国而言，从改革开放到加入WTO，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市场对资金需求量猛增，对应贷款利率长期保持高位，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贷款利率曾在较长时间处于10%以上。2011年至今，我国经济一直处于转型过程中，经济由高速增长逐渐转为高质量发展，工业化进程逐渐进入中后期，产能过剩问题开始凸显，市场对资金需求量开始下降，贷款利率一直呈现出稳步下行的趋势。
但在此期间，贷款利率走势并未完全与经济转型的需求相匹配，存在一些阻碍贷款利率下行的因素，并由此造成市场资源错配，一些对资金成本不敏感的部门创造了大量资金需求，使得贷款利率下行缓慢，真正对经济转型有益的部门因为利率较高无法承受。突出表现在资本形成占GDP比重仍较高，2019年，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率达到了28.9%，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仅为58.6%，发达国家一般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率在80%左右。资本形成占GDP比重较高一方面源于我国国民总储蓄率相对其他国家高，另一方面源于房地产投资和地方城投平台投资较高，这两块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且对资金成本不敏感，持续高强度的投资不仅会将贷款利率维持在相对高位，还会导致居民杠杆率过高和地方隐性债务较大的潜在风险。
因而，要想从需求端解决贷款利率较高的问题一方面要降低我国国民总储蓄率，需通过加大居民部门在收入分配中的分配比重，让居民有钱消费，还要提高居民的教育、医疗等方面保障，让居民敢于消费，另一方面则要坚定不移地限制房地产投资和地方城投平台投资。去年以来，我国对房地产行业推出了“五道红线”政策，并加大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清理力度，限制平台公司融资、收紧各地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审批，其实主要用意也在于此，未来不排除还会有更严厉的政策出台。
影响资金供给端的主要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的高低。一般而言，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水平高低主要对应的是企业在资本市场可使用的融资手段多少，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商业银行是市场定价的主体，在息差收入为主的盈利模式下商业银行没有动力下调贷款利率，大量缺乏抵押物的科创类公司和中小微企业很难从银行得到贷款，对应市场贷款利率相对高；而以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由于企业可选融资手段较多，债券市场、股票市场、保险市场均可为企业提供融资，企业根据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融资需求在不同类型的市场进行融资，市场贷款利率相对低。
近年来，为了配合经济结构转型，我国已大力着手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推出资管新规打破刚性兑付，在股票市场推出科创板，并在创业板试点注册制，在债券市场陆续推出绿色债券、地方政府一般债和专项债等。但不得不说当前我国整体融资模式仍以间接融资为主，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我国新增直接融资规模达到38.9万亿元，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32%。这与日本约60%、美国约80%的直接融资占全部融资比例仍有较大差距。因而，未来一个阶段，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是有效降低贷款利率水平的突破口。
综上，推动实际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仅需要从需求端限制房地产和地方平台融资，并逐步提高居民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更需要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方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