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北京市通过了关于修改《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决定，修改后的条例规定女方除享受国家规定的产假外，享受延长生育假六十日，男方享受陪产假十五日。同时还规定，夫妻双方在子女满三周岁前，每人每年享受五个工作日的育儿假。此前，全国多个省份已经修改计生条例，延长生育假的同时完善了其他支持生育的相关政策。
从生育家庭角度看，延长生育假无疑是一项较好的福利政策。在当今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中，夫妻双方生育后普遍无暇照顾子女，要么需要老人帮忙，要么需要雇佣育儿嫂，这无疑增加了家庭养育子女的负担，新规不仅增加夫妻与子女相处的时间，能为家庭减少一部分雇佣育儿嫂的费用，同时也让家庭关系更和睦。
但另一方面，任何一项政策都会牵扯到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切身利益，不同利益相关方也会根据自身的利益选择应对之道。延长生育假这一政策不仅关系到生育家庭的利益，还牵扯到用人单位的利益，鼓励生育政策出台的同时必须要考虑到用人单位的利益诉求，否则再好的政策落地时也可能会变样，影响政策执行效果。
对企业而言，延长女性生育假无疑会增加企业用工成本，虽然生育津贴能部分弥补女性生育假导致企业增加的用工成本，但客观而言，延长生育假还是会对企业带来很多隐性成本的增加，比如很多工作是具有连续性的，女性在休生育假时企业需要安排其他人员接替，如果其他人员工作都相对饱和可能就需要招新人来完成；再比如当今社会女性结婚年龄延后，由此带来女性流产比例升高，很多女性在怀孕期间就需要休息进行保胎，从而无法承担工作职责。如果一个公司育龄女性比例较高的话，特别是在放开三胎的政策背景下，那么企业在这块对应的成本会大幅增加。
归根到底，企业毕竟是以盈利为目标的，为了应对这部分成本的增加，企业很可能在招聘时减少女性职工的比例予以对冲，从而对未来女性的就业形势形成不利影响，女性就业机会的减少反过来又会对女性生育意愿形成新的冲击，本意较好的政策在执行一段时间后将被逐渐化解，没有达到政策出台的预期。如果政策执行一段时间后出现这个弊端，很可能会再出台新的政策予以修正，比如要求不同行业女性就业率应达到对应比例，否则就对企业提高医疗保险缴存比例或出台其他惩罚性政策，而这样的政策出台后，企业很可能在招聘时选择已经生育过的女性，进而带来刚毕业女性就业难度增加的新问题。因而，要想通过延长生育假的举措鼓励生育，还必须配套其他政策，最好是以鼓励为主的政策，比如可以通过降低税费负担的方式或其他补贴的方式加大对企业的补偿力度，以此对冲企业用工成本的增加。
更进一步，鼓励生育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全球性难题，且效果并不十分理想，相关政策只能起到缓解的作用。我国近一段时间出台的“双减”、延长生育假等政策开了一个好头，未来仍需要从多个不同维度下大力气推进相关配套支持政策。
首先，从东亚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对生育意愿影响最大的还是房地产价格。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居民结婚与生育成本快速增加，由此导致生育率快速下降，即使后来房地产泡沫破裂，由于年轻人生育观念已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生育率也没有恢复至此前水平。从这个角度观察，当前我国最需要解决的还是城市过高的房地产价格问题。只有将房地产价格控制在与当地居民收入相匹配的合理区间，并辅以建设足够的保障性住房，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居民购房成本，起到鼓励居民生育的作用。我国近年来一直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不动摇，未来仍需继续坚持，虽然房地产行业低迷会对财政收入产生较大影响，但也必须通过过紧日子、合理改变税制、找到经济新的增长点等方式予以对冲。
其次，需要从减少居民养育成本角度继续出台有针对性的政策。“双减”政策出台后，虽然很多教培企业经营遇到了困难，但是对减轻家长负担还是有明显作用的，也得到了广大家长的认同，未来不仅需要在此方面坚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还需注重避免给家庭带来新的负担，比如中小学教育设置新的课程并纳入小升初和中考，出发点本是培养孩子全方位发展，但结果可能是又催生出新的有针对性课外辅导班。还可以探索继续加大减负力度，比如可以考虑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至高中阶段，再比如可以探索三岁前婴幼儿入托试点。此外，逐步推广教师轮换制度并提升教师收入水平，以此减少家庭在学区房上的购房支出。
再次，还应尽快出台对生育家庭的补贴政策，从财政支出中拿出一部分对生育家庭给予一定额度的子女养育补贴，此前我国已有部分地区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未来还可以加大多生育家庭个税减免力度，以此增加多生育家庭日常生活收入。
延长生育假对生育家庭而言无疑是好事，但也需要考虑政策出台到落地中间不同利益主体诉求不同的问题。同时，鼓励生育仍需从控制城市房价、减轻子女养育成本、增加多生育家庭收入等多个角度综合考虑，多措并举才能保证政策应有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