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自:普益标准
一、利率管制放开，市场化逐渐深入
2015年10月23日，央行宣布，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自此，我国已经基本取消利率管制、实现了利率市场化，商业银行可以自行决定各自的存款利率，不再受到央行管制。
彼时，中国经济处在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换接续关键期，利率市场化能够更充分地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同时，科技进步、互联网发展及其与金融的不断融合，以“余额宝”为主的一批创新型金融理财产品迅速发展，对存款的分流作用日益明显，存款利率管制的效果趋于弱化，对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
到2015年末，我国利率市场化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2004年，我国对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对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
2005年，央行放开同业存款利率；
2013年7月，我国取消贷款利率的下限管制，利率全部放开，由银行与借款人自由议价；相比于贷款利率的放开，存款利率则依然有上限管制；
2015年10月，央行放开存款利率管制上限。
历时12年，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持续、稳健推进，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正是监管当局细心呵护的成果。
二、利率市场化下，高息揽储让银行盈利能力受到考验
（一）利率管制放开后的真实市场变化
随着我国利率管制放开，各家银行纷纷对自家产品进行市场化定价。然而，尽管从2004年实施存贷款利率的上限或下限管理，到2015年再放开上述限制。但实际上，由于2013年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设立，即便存款利率上限放开后，各银行之间形成“利率同盟”，对存款利率的上浮幅度进行行业自律约束。例如，目前银行普遍的存款利率上限是基准上浮40％-50％左右，很难再突破这一幅度，真正的利率市场化也还未达成。
但从市场上各家银行的存款产品来看，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每到关键时点，都会有不少银行推出高收益率产品，来完成“时点任务”，也是另一种“市场化定价”——例如每年年底都有不少银行为了任务大力揽储，往往是年利率较高的时候。
在近几年监管严格监管高息揽储的背景下，2020年年末线上存款已经低调了不少，能达到4％的年利率可能已经属于较高收益率水平的产品了。而目前已经进入12月末，季末+年末的双重时点下，还是有银行迫于压力，依旧推出了高利率的存款产品——打开部分互联网平台APP可以发现，还有不少高利率的存款产品。
例如，此前一家东北地区银行，在京东金融APP上推出了一款1年期的定期存款产品，年利率达到4.7％，是远高于当前市场中其他同期限存款产品收益率的。但从产品的介绍可以看出，一年期的投资期限在存款类产品产品中已经很灵活了，而1000元的起投金额则几乎是取消了投资门槛，再搭配上京东金融的平台，这让产品的营销难度无疑是下降了很多。
图1：有银行1年期定存产品年利率达4.7％
资料来源：京东金融APP（二）存款利率上浮带来恶性竞争，而利率中枢下行让盈利空间减小
在过去几年中，随着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触手越来越广，不少银行都通过合作的方式，在各类型金融平台APP中上架存款类产品，以此来快速做大银行存款规模。
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小银行由于规模、人力、渠道、资金等方面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劣势，只能通过较高的存款利率来吸引客户、争夺市场，导致高收益率的存款产品在地方性中小银行里屡见不鲜。
但从投资端的角度来看，在我国宏观环境下行的背景中，货币政策的利率中枢是在持续下行的，存贷利差会进一步缩小，让银行存贷业务的盈利空间缩小。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以高利率存款产品吸引资金、扩大规模的结果，往往会因为投资能力不足，导致无法通过存贷业务获利，或者是为了弥补存贷差，提升了银行贷款端的风险偏好，让潜在风险逐渐扩大。
三、利率中枢下行带来风险，突规模的互联网存款被叫停
（一）利率中枢下行会继续持续，短期内无法改善，高息揽储风险加大
从过去几年全球利率变化来看，利率水平都是出于下降通道的。而短期内，我国利率中枢还会持续下行，存贷差缩小的现状难以大幅改善，如果高息揽储的现象继续存在，会让部分中小银行面临巨大风险。
从资金供需层面来看，只有当市场对资金需求稳步提升时，利率才会有上行的动力，但在此之前，利率水平通常会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范围内。而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大幅提升往往来自于以下几个类型的冲击：首先，最理想的，是全球范围内出现类似于蒸汽革命、电力革命、信息革命这种级别的经济爆发点，带动经济发展、人口上升、投资需求大幅改善，最终资金需求推动利率上行。其次，更现实的，是全球经济有复苏的迹象，那么这会刺激各个行业的复苏、发展，让市场投资意愿加大，资金需求上升，但目前从疫情的管控角度看，短期经济大幅复苏的可能性较低，不少欧美国家的新增感染和新增死亡病例在持续刷新纪录，部分国家和地区医疗系统甚至面临崩溃的境地，遑论经济复苏了。第三，最有可能的，是中国以外的其他主要经济体因为疫情原因生产停滞，但居民的衣食住行等需求又始终存在，那么这一部分需求就可能转移到我国，带动我国制造业上下游的发展，进而推动投资意愿上升。
整体来看，忽略掉疫情带来的产业链全球转移，利率下行可能会持续较长时间。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在去年曾表态，我们可以避免快速进入到负利率时代，但这背后的潜台词则是——我们的利率水平还是会下降，只是不同于欧美央行直接施行0利率或者负利率的货币政策，我国利率水平下降会稳步进行。
在宏观经济压力加大、利率中枢下行的大环境下，部分银行通过高利率的存款类产品来吸引客户、扩大银行规模，或许就会面临贷款端收入无法覆盖存款端成本的局面。
出于保护投资者利益的考虑，央行在近几年持续强调高息揽储的风险，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来加强银行存款类产品的监督管理。
（二）央行加大存款类产品监管，防范高息揽储风险
为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让利实体经济，2020年的存款市场，压缩银行负债端成本，严控银行“高息揽储”是监管的主旋律，银行的揽储利器——结构性存款、互联网存款，在2020年都迎来了严监管。
1、结构性存款规模大幅压降
结构性存款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设计灵活，利率较高，同时风险也高于普通存款。一些银行为了吸引客户，设计了假结构性存款，虚假挂钩，承诺保底收益，加重了负债成本。
表1：近期结构性存款政策梳理
数据来源：普益标准整理
从监管开始关注结构性以来，全国结构性存款规模变化如下图。根据央行披露的数据计算，截至11月底，中小银行距离完成压降任务还剩4327.3亿元，而此前中小银行每月的平均压降规模在5000亿以上，有望完成压降任务。
图2：全国性银行结构性存款规模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普益标准整理
2、互联网存款产品被严格监管，各类APP集体下架互联网存款产品
互联网存款始于2018年，富民银行的产品“富民宝”在京东金融上开售。彼时资管新规启动，银行理财打破刚兑，收益率走低，利率高、刚兑、方便购买的互联网存款就非常受欢迎，互联网存款也成为线下网点少、客户流量少的中小银行的揽储利器。
互联网存款经过了两年的高歌猛进，在2020年底被监管盯上，2020年1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稳定局局长孙天琦公开发布了一篇文章，《线上平台存款：数字金融和金融监管的一个产品案例》，释放了监管信号。
2020年12月15日，孙天琦针对互联网存款再发声，发表了主题为《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存款：数字金融和金融监管的一个产品案例（续）》的演讲，认为互联网金融平台开展存款类金融业务，属“无证驾驶”的非法金融活动，应纳入金融监管范围。
在监管当局的重点关注下，12月18日，支付宝下架了平台上的互联网存款产品，随着支付宝的这一动作，其余互联网平台也紧紧跟随。仅5天内，京东金融、腾讯理财通、百度度小满、360金融、小米金融、陆金所等平台的互联网存款均已经下架——互联网理财产品，这个曾经被许多银行看作创新的业务，正式迎来了终结。
而在它流行的这两年间，互联网存款成了众多中小银行实现“阶级跃升”的秘密武器，让它们从地方小银行，一跃成为实质性的全国性银行。在这个过程里，平台也获得了流量和利润。有银行就因此而飞速发展，又因此而“一夜返贫”。
（三）中小银行还需大力改革，通过内生动力突破创新
2020年，为了压降银行负债端成本，监管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每一个拳头都有力地打在了中小银行身上，结构性存款规模按照监管要求压降、靠档计息产品不复存在、互联网存款监管或将落地。过去，在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障下，小银行通过“产品创新”给出可以与非保本理财产品媲美的高息存款大力揽储，这样持续下去，会导致银行间恶性竞争，不断推升揽储成本，不利于压降贷款利率。因此从长期看，监管的这一系列措施有助于形成更公平、良性的定价机制。
中小银行也需要通过内生动力改革创新，中小银行的压力不只有负债端资金压力，还有成本压力，要承受流动性风险、资产端高风险压力，正如前文孙天琦所说，“高息揽储”属于“饮鸩止渴”。暂时失去互联网平台的流量阵地后，一些银行已经开始积极自救，抓紧发展自营渠道，加大优惠力度、做更精致化的用户运营，将存款用户转化为银行自己的客户等，中小银行需要营造更好的生态，而不是一味的依赖高息和大平台。
未来理财市场上，利率较高还合法刚兑的产品会越来越少，随着市场的变化，人们的投资观念也会从期待保本保息，向愿意承担风险过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