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之珠
还能亮起来吗
JIC投资观察（JICTIMES）原创文章
香港早已不是曾经的香港，我们正与曾经的香港不告而别。
又到香港回归日，但笼罩在多方光环的阴影下，这颗沉寂许久的东方之珠，还能亮起来吗？
《A计划》(1983)
相对于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的1840年、签署第一个丧权辱国条约的1842年，1841年对香港而言是个更为特殊的年份。这一年的1月26日，英军侵占香港，也就此拉开这片小渔村的开埠序幕。
和临近上海、物产富足的舟山群岛相比，由20多个村落、约3650名原住民组成的这个贫瘠小岛让侵略者多少有些意兴阑珊。但其身后背靠的广袤中国内陆市场，依旧让贪婪的英国人嗅到巨大的商业机遇，并决意在这里再次复制“洋枪利炮+资本掠夺”的殖民模式。
《垂帘听政》(1983)
被裹挟进入英国殖民体系的香港，很快摇身一变为贸易中转港，并凭借自由港政策以及辐射印度、南洋、欧美等远距离市场的区位优势，一举超越在《南京条约》中被迫开放的通商五口“广厦福宁上”，正式成为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战火纷飞、主权丢弃的年代，香港也始终深刻受到中国大陆的影响。
香港开埠初期，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起义军与湘淮两军在东南地区战事不断，迫使民众移居香港躲避战乱。
《黄飞鸿》(1991)
1851-1861年，香港人口由约3.3万人迅速增至超12万人，这些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旋即成为重要的劳动力供给。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期间，来自大城市或发达地区的富豪、商行成群迁至香港避难，在带来精通商业运作人才的同时，也为这里输送了数亿美元的资金血液。
正是海量贸易往来与富足商贾资本的共同发力，催生了金融业在香港的初步繁荣。当前香港在全球金融业的优势地位，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逐步形成。
《纵横四海》(1991)
1945-1950年，受区域战事影响，大量资金、劳动力由中国大陆、东南亚地区流入香港。随着各地商贾及其所采购的先进生产设备从拥有良好制造业基础的境外陆续迁入，新设厂房在港渐成风潮，助力香港告别单一的贸易中转港角色，逐渐过渡至工业时代。
上世纪50-70年代，化工、纺织、五金、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香港兴起，就连后来蜚声海外、通过旗下平台公司推动业务多元化、国际化的华人富豪李嘉诚，也是在这波浪潮中白手起家，挖掘出属于自己的第一桶金。
港人长期标榜的精湛工艺与高效交付能力，让当地制造业在这一时期实现了高速发展，也使香港经济受益匪浅。
《天若有情》(1990)
而香港真正实现腾飞的历史节点，却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彼时经济过热的香港出现通货膨胀，工资的持续攀升使制造业厂商承受着巨大考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香港的发展红利已经消耗殆尽。
另一方面，西方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又对港产轻工业成品的销路横加限制，从业者众，蛋糕变小，相关行业的竞争压力便由此加剧。
千钧一发之际，和香港命运休戚相关的中国大陆再次迎来重大变局。改革开放的红利渗透至祖国各个角落。
面对更为庞大、廉价的劳动力群体，以及相对较低的厂房基地建造成本，敏锐的港商果断采取“前店后厂”的新型运营模式，在自留设计、研发、营销等核心环节的前提下，将加工生产等低附加值环节北移至香港目之可及的珠三角地区，并顺势逐步卸下第二产业所带来的诸多负担，重新轻装上阵。
《旺角卡门》(1988)
上世纪80年代至香港回归前夕，和第二产业占比连年下滑态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以金融、地产、商业服务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的飞速成长。
沧海桑田间，距离香港金融业的标志性机构——汇丰银行成立香港总部一个多世纪后，香港已经成长为与纽约、伦敦比肩的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并汇聚了世界顶级的投行、会计、法律、咨询机构。
当时的香港，无论是人均GDP还是GDP总量，风头均一时无二。说是历史进程也好，说是个体奋斗也罢，踩准步点的香港终于迎来自己的黄金时代。
《赌神》(1989)
1997年，顺利完成回归大业并打赢亚洲金融危机保卫战的香港或许很难想象，进入21世纪后，很多严峻考验正在前方等待着自己。
比如，曾经被香港引以为豪的GDP指标，如今却成为各家指摘香港竞争力不再的有效例证。
把时间轴移回1997年，当时香港拥有14706亿元的GDP体量，仅次于台湾省位列全国第二。和中国大陆的四大经济强省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相比，香港的GDP体量分别是前者约2-3倍不等。
《英雄本色》(1986)
而整整20年后，香港的GDP体量虽进一步增至23049亿元（26626.37亿港币按2017年人民币兑港币平均汇率折算值），在全国的整体排位却已大幅下滑至第16位，优于陕西，而落后于辽宁。
诚然1997年的GDP冠军台湾省亦在同时期内下滑至2017年的第10位水平（17.44万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39072亿元），但无论是全国整体排名还是与台湾省的差距，香港在GDP体量比拼中的傲人地位确已不再。
《喜剧之王》(1999)
数字对比结果的背后，是香港几大支柱产业面临挑战的现实。随着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拥有诱人市场前景的中国大陆无疑比香港更具经济吸引力，即便是经由香港吸收获取的外来投资，最终也大多通过一定渠道流入大陆市场。
同时，中国大陆与外资更为高频的直接接洽，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香港过往的桥梁与跳板角色。
而同为1840年《南京条约》的开埠产物，长期与香港在贸易、金融领域鼎足而立的上海，近年里却日趋呈现出后来居上的态势。
当前的上海，不仅已基本确立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并开始利用完善的金融体系在直接融资领域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同时还自2014年以来连续4年力压香港，蝉联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首位。
《男人四十》(2002)
作为老牌的自由贸易中心，香港曾坐拥世界第一的集装箱吞吐量，是全球重要的航运枢纽，并由此催生出“亚洲船王”包玉刚等代表性人物。
但历史悠久的香港航运业近年来却呈现出发展疲势，不仅被主要竞争对手上海、新加坡超越，更是在2017年世界十大港口排名中落后于新近崛起的深圳港与宁波-舟山港，仅位列全球第五。
而以迪斯尼乐园、免税商品、美食等特色著称的香港旅游业，近年来则因大陆居民海外游兴起、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及“占中”等因素影响而同样增长乏力。
历史上曾多次完成产业转型的香港，此刻亟待一个新的增长点来推动其持续性发展。与金融等服务业同属高附加值产业，且拥有长期驱动力和广阔增长空间的科技产业，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食神》(1996)
然而，理想坚固，现实残酷。
2001年，港商李泽楷以1260万美金的对价将一家企业的20%股权尽数出售给南非MIH集团，两年内轻松赚取1千万美金。
十余年后，当这家叫作腾讯的企业市值一度突破5300亿美金时，这1260万美金虽不能成为评判“小超人”商业眼光的标准，却映射出科技基因在香港如此匮乏这一不争的事实。
《窃听风云》(2009)
“亚洲四小龙”中，和分别坐拥台积电、三星等世界级科技巨头的中国台湾、韩国相比，香港的科技产业根基薄弱。
在过往第二产业的升级过程中，虽然意图保留企业的设计、研发等技术部门，但终究还是不免受到国际大都市追求快节奏的工作风格以及“重宣发，轻研发”的理念干扰，从而难以实现技艺的长期积累，最终脱离于时代发展潮流之中。
又由于缺少整体资源配置的倾斜支持，而无法像新加坡般倾全国之力，换取在科技进步贡献率等多项指标上的长足进步。
内部挑战重重，外延发展受阻。如此的香港，何去何从？
《无间道》(2002)
其实，香港的繁荣一直以来都在延续，只不过在中国大陆飞速崛起的时代背景映衬下，前者的步伐难免相形见绌。
而整体乏力的发展态势以及过高房价等历史发展阶段中的遗留包袱，或多或少冲抵了香港人民尤其是青年的获得感，并由此衍生出一些令人遗憾的社会问题。
而这些问题又进一步演化为香港发展的阻碍，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恶性循环。
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家底蕴深厚的百年老店，香港长期以来形成的各项优势依然根基稳固。如果有人认为当前香港的价值已经大打折扣，得到的答复应该鲜明有力：当然不是。
《金鸡》(2002)
从多个维度看，国家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都存在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中国大陆居民的财富管理需求日趋提升，通过多元化资产配置分享全球经济增长成果的意愿强烈。
然而，2017年统计数据显示，国内家庭配置国际资产的比重仅约为1.6%。金融产品丰富、地理区位邻近、文化氛围亲切的香港，有望成为大陆居民迈出海外资产配置步伐的首选之地。
对于国内企业而言，在中国大陆一级市场募资相对困难的当下，多样的可选货币种类、自由的监管环境、高效的运作模式，使香港融资条件宽松的优点被进一步放大。
在港架设一个离岸平台，不仅可以有效化解资金链断裂风险、解决开展境外业务的资金需求，更可基于陆港两地的利率差异通过较低成本获取资金，显著降低企业的财务费用。
《一代宗师》(2013)
而从更高视角、以更为大胆的思路考虑，国家在力推企业直接融资的同时，却又把相应的任务交由内地机构如上海自贸区实施推进，有可能是要赋予香港更为重要的使命。
比如，助推人民币国际化。2014年沪港通、2016年深港通、2017年债券通，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不同阶段中，香港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帮助国家经济实现转型，促进中资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香港的存在意义非凡。
比如，作为金融改革的试验田。拥有独特社会制度与成熟商业环境的香港，是国家进行金融改革适度尝试的理想之地。
《寒战》(2012)
退一步讲，即便在改革尝试中出现一些问题，曾历经多次金融风暴考验的香港也有能力化解危机，并基于“离岸”这一因地理间隔形成的特殊地位，发挥防火墙作用，防止相关风险进一步波及内陆，将潜在负面影响控制到最小。
如此看来，沪港两城在金融领域的关系，更偏向于互补而非竞争。
香港的另一大发展良机，来自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全球继纽约、旧金山、东京之后第四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承载着我国以城市群这一新模式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使命，更是香港充分融入中国大陆跨越式发展体系的绝佳机遇。
参与大湾区构建的广东九市，2017年GDP增速均优于香港，且2018年GDP预期增速高达7.5%-8.5%不等。其中，科技之城深圳与制造业高地东莞、佛山、惠州，更是与香港创新乏力、产业薄弱的不足形成鲜明对比。
《功夫》(2004)
其实不难看出，香港历史上的每一次发展转型都与祖国大陆的局势变革密切相关，而地缘政治因素所带来的被动改变，远不如审时度势之下的主动出击。
总结世界三大湾区经济的发展脉络，多方渗透参与、生产要素流动、吸引人才汇聚、产业集群升级是核心价值，香港如果能抓住这次合作机遇，则有望借助祖国大陆的政策扶持，就此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再一次改变自身命运。
灵活应变、开拓进取曾是香港所推崇的“狮子山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的香港更应顺应时代潮流，抛开以高姿态为代表的繁杂思想桎梏，积极拥抱中国大陆顶层设计的强劲赋能，汲取区域联通、深度合作所带来的一系列发展红利。
《桃姐》(2011)
香港的科技产业也并非久无破局之策。尽管科技基因的原始缺失曾令香港错失发展良机，但信息时代的全面到来，仍然为香港播下了科技的种子。
当前蜚声世界的人工智能企业商汤科技，其创始技术团队即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汤晓鸥教授的多媒体实验室。
无人机领域的旗舰企业大疆创新，也是创始人汪滔在攻读香港科技大学硕士学位期间创办，并通过导师李泽湘教授协助孵化而成的。
《叶问》(2008)
除此之外，香港数码港的长期发展规划、国际化金融数据的海量生成、华为在港着力打造的诺亚方舟实验室以及GoGoVan、TinkLabs等港籍青年所创办新兴企业的涌现，似乎也都在同步印证香港已经具备科技土壤养分的事实。
而香港联交所新任主席史美伦提出的“全方位服务”以及续任总裁李小加实施的“同股不同权”改革，则基本传递出一个清晰的声音：
香港资本市场曾经错失过阿里巴巴这样的新经济企业，但香港这次不会再错过新经济时代了。
《港囧》(2015)
近年来，港人挥之不去的百年漂泊感与长期藏于内心的“大香港”主义互有杂糅，在小股势力的挑唆下渐生抬头之势。
但铁一般的历史不仅提供了充足的事实反驳，也已经反复证明过，当民粹需求高于民生需求时，社会的整体发展就会停滞。
其实，相关分管领导的岗位微调，正悄然印证国家对港的最新治理模式，已由单一的政治管制逐渐向实务治理过渡。
继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确保《基本法》正确实施之后，借由国务院渠道具体落实中央政策、统筹调动区域资源，从而实现陆港促进，使香港人民充分享受国家发展的时代红利，已经成为新时期下的重要任务。
《花样年华》(2000)
自1949年新中国诞生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香港始终是中国大陆赚取外汇、进口技术、获取外部世界信息的最重要的对外沟通窗口。
而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对香港的支持也是全方位的，即便在条件匮乏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央政府也曾于1963年底拨款3800万元修筑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向彼时陷于水荒的香港伸出援助之手。
在艰难困苦的年代，陆港两地彼此依托，并最终迎来高速发展与主权恢复，那是双方共同拥有的光荣时刻。
《志明与春娇》(2010)
如今，我们再次把目光转回香港，既是对过往岁月的纪念，也是对今朝征程的向往。
分离的年代，港人志存高远，以一岛立业，驾驭扁舟劈波斩浪；携手的时期，祖国张开怀抱，以一区赋能，重新温暖苍凉胸膛。
我们相信，沧海桑田间不曾改变的黄色的脸，仍然会在新时代中保持隽秀的容颜。静立祖国一隅的这颗东方之珠，光明璀璨，风采依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