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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道为今年3月潍坊市委书记惠新安带队到南方嘉兴、泉州等五市考察后，在一场全市研讨交流会上的讲话，主题则是“究竟该向南方学什么”。
惠书记的讲话中，列举了与南方诸多城市的差距所在，包括思想开放程度、创新氛围、营商环境差等，可谓点点切中痛处。
报道在最后还引用了众多网友的建议：
喝酒才能办事，是山东与南方最大的区别。
我们去到北方，先喝酒，再谈事。各种规矩各种喝，喝的晕乎乎的谈个啥？大多数的南方人则不同，先过来喝喝茶，然后再谈事。
山东数量众多庞大而臃肿的国企、各区各县林立的城投公司，占据了太多的资源，感觉正在向东北看齐。
山东的劣势在于政府部门规矩太多，管的太宽，手伸的太长。
从山东的酒文化到官本位思想，从国企林立到政府监管，你很难在一个省政府的网站上看到如此犀利的吐槽。
山东官员感觉跟南方已经不在同一个时代了，坊间开始说山东急了，在瞬息万变的新时代中，展现出强烈的求生欲。
山东，究竟在急什么？
事实上，山东的着急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
2017年末，坊间热议“山东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东北”。2018年初，山东省委书记刘家义一番“自曝家丑”，第一次把山东的着急呈现在全国面前：
由于多种原因，山东形成了资源型、重化型产业结构，产业层次低、质量效益差、污染排放重，一直是我们的“心头之痛”。
山东干部遇到新矛盾新问题习惯于“向后看”，看有没有成规惯例可循、有没有现成经验可用。
不可否认，与兄弟省市相比，我们这几年改革劲头小了、步子慢了、力度差了。山东这差距、那差距，最大的差距在体制机制上，在改革不深入、开放不到位上。
浙江2016年12月提出“最多跑一次”目标，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基本实现了。为什么山东解决不了？还是改革不细不深不彻底，没有真动一些部门的奶酪。
也由此开始，山东开始了“新旧动能转换”的大动作。
众所周知，山东是全国经济第三强省，仅次于广东和江苏。自1979以来，山东GDP总量在全国从未跌出过前三名。
但山东的着急在于，近年来，山东经济正在逐渐“掉队”。最明显的，是与广东和江苏的差距越拉越大。
2008年时，三省GDP都在3000亿水平左右，而到了2018年，广东、江苏双双突破9万亿，山东尚在7万亿。
从上面两张图能看出，2008年时，山东与广东、江苏的差距尚可接受，尤其是与江苏的差距仅有49亿。2009年开始，差距逐渐拉大，尤其是2015年后，差距已达到万亿的水平。
2018年时，江苏与广东的GDP差距已超过2万亿，是2008年时的3.5倍；与江苏的差距也达到16126亿，是2008年时的331倍。
而这10年间，江苏与广东的差距反而有所缩小。
这更能体现出南北经济差距在扩大。作为北方经济第一省的山东，尚且如此，整个北方除了北京，几乎再没有什么省份可以拿的出手，与南方几个强省一争高下了。
而GDP的差距，是各方面经济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山东与广东、江苏的差距，还体现在财政收入、税收、金融存贷款等等各个细节数据上。
在笔者看来，山东的经济现状，与两个“错失”不无关系。
山东作为全国第三强省，强在工业水平和民营经济。
但山东的工业产业结构严重失衡，有两个70%足以说明，即传统产业占工业比重约70%，重化工业占传统产业比重约70%，传统产业占比过高。
在产业占比上，轻工、化工、机械、纺织、冶金排名前列，而这些行业多为资源型产业。与此同时，广东、江苏两省第一大行业均为通信及电子设备制造业，山东的新兴产业明显不够给力。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不小的压力。广东、江苏、浙江等省份，纷纷出台一系列措施，力求跟上时代列车。
比如，广东实施产业、劳动力“双转移战略”，加速“腾笼换鸟”；江苏实施产业高端发展、信息化引领等六大行动；浙江紧抓互联网、数字经济等先进产业……
而山东，却没能抓住机遇，还走着过往的路径。新兴产业及科技创新这条路，山东实在错失太多。刘家义曾举例：
2016年，山东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比重为33.8%，分别比江苏、浙江低7.7和6.3个百分点，比近邻河南还低1.1个百分点；
全社会科技研发经费支出占比2.30%，分别比广东、江苏、浙江低0.22、0.32和0.09个百分点；
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广东有2.4万件，我省1399件，仅为广东的5.8%。
细心的媒体曾这样描述山东的产业失衡：
没有一家全国性的银行；
没有一家全国性的证券公司；
没有一家全国性的汽车公司；
没有一家全国性的房地产公司；
没有一家全国性的互联网公司。
紧抱传统产业、错失高端产业的山东，人均收入自然不会提升太多，这也造成了人们对山东留下“土”“穷”的印象。
这就是山东去年提出“新旧动能转换”的原因，老路即将走不通，就必须换条新路走。新时代的互联网产业、数字经济、高新技术制造业这些新路子，不能再错过了。
第二个错失，在于国家战略的政策缺失。虽然是经济强省，但除了一个国家级的山东半岛城市群，山东在国家总体规划中的战略地位太低。
保守、中庸的思想，让山东对国家宏观布局缺乏深刻的认识，导致与自由贸易区、国家中心城市擦肩而过。
与此同时，周边的竞争者却快速崛起。
向北，京津冀战略是国家三大战略之一，特别是雄安新区横空出世，“千年大计”的定位，必将成为未来北方的战略中心；
向南，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一体化规划纲要即将出台，沪苏浙皖四省的联合动作也越来越多，再加上与长江经济带的衔接，形成了中国经济最有生机的经济带；
向西，中原城市群正在崛起，严格来说是郑州的强势崛起，国家中心城市的批复，让山东尤其是济南压力倍增。
相对青岛来说济南太弱，造成山东东西经济格局失衡，也成为一大制约。
长久以来，济南的经济总量位居青岛和烟台之后，仅排在省内第三位。直到2018年，济南才反超烟台24亿元，得以跃居第二。
而以经济首位度和人口首位度来衡量，济南均排在27个省会的最后一位，一城独大的现象在山东并不存在。2018年11月，多个城市被中央巡视组点名“引领带动作用不够”“省会作用不够”等，其中就包括济南和青岛。
于是，山东省开始提出做大做强济南的口号。2018年末，更是直接把莱芜市“吞并”，以“物理”形式直接把GDP总量提升了1000亿，甩开烟台直追青岛。
但这远远不够，济南需要的是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大都市圈，带动周边的同时，做大自己的影响力。
在刚刚公布的2018年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上，青岛排在22位、济南排在28位，竞争力已经输给杭州、郑州等新一线城市。
山东省内经济的均衡，带来的是超级城市的缺位，这也导致错失了众多国家级战略。没有上面强有力的政策和资金支撑，即便自己再努力，也依然停留在原来的格局中。
新旧动能转换，对山东来讲，是一场硬仗。
但像省政府网站上网友的建议，坊间对山东的酒文化、官本位文化等有诸多异议，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营商环境的改善更为紧迫。
图片来源：《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2018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
在上图的2018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中，青岛排在12位，相对来讲是很好的位次，但相比2017年却下降了3个位次。济南则排在27位，相较2017年下降了12个位次，足见山东整体的营商环境都处在下滑之中。
官本位是被吐槽最多的。作为孔孟之乡，山东深受中庸之道的影响，官本位思想也根深蒂固。曾有企业家吐槽：
“我们搞一个审批，山东的职能部门往往会先问这个项目在其他省份有无先例，如果没有，山东一般不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这与南方城市的快速审批有着天壤之别。南方城市通商早，重商贸文化和契约文化，富有开拓精神。改革开放后，南方人民的世界观和认知能力力图与世界接轨，更倾向于向外部学习，而不是安于现状。
市场化氛围浓厚的地方，对政府官员的影响也至关重要，一切都以市场化结果说话，以数据说话，以KPI说话（当然不排除腐败现象的存在）。这无形中就会养成目标清晰、做事果断的习惯，“庸者下，能者上”，政府的手也不会“乱伸”。
官员思想的开放程度，潍坊惠书记的感受颇深，不然不会发出“与南方不在同一个时代”的感慨了。
但让被儒家文化影响千年的山东立刻做出改变，谈何容易？
就像青岛立下的目标：“北方深圳”“文化延安”“时尚巴黎”，三个风格完全不搭边的城市，如何在青岛“混搭”成一体？
无论山东有多着急，脚踏实地的改革创新，才是真正的硬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