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全球治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统一的责任，很多组织没有具有约束力的规定，那么就无法统一行为。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很多主权国家的意志是高于国际组织的，所以大家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9月6日，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一语道出当下全球治理“失灵”的症结所在。
当下的世界正面临气候变化、疫情、地缘政治冲突、贸易摩擦，以及人工智能发展与冲击等多方面挑战，如何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是应对这些挑战避不开的话题。
论坛上，来自国际组织和国际国内机构人士热议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寻找出路。
全球治理因何“失灵”
“很遗憾，最近几年全球的组织、机构，并没有办法满足公众对于治理方面的要求，因为他们无法实现统一的目标。”金立群认为，考虑全球治理问题应该考虑不同组织、机构之间的相关结构、相关职能以及共同目标。
但面对地缘政治、疫情、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不同组织的决策流程各不相同，各个组织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其他人的利益而努力，很多决策并没有统一的想法，从而导致国际组织无法达成统一意见。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进出口银行原董事长胡晓炼也指出，当前，全球治理的效率越来越低，治理作用的发挥也不尽如人意。
以色列央行原行长、摩根大通国际原董事长、G30荣誉主席雅各布·弗兰克尔（Jacob A. FRENKEL）表示，世界一直在变化，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变革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终身工作。
他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G20举例称，前者是基于条约达成的共识，后者则缺乏条约作为支撑，解决问题需要预防、管控、解决三步法，但危机预防往往得不到政治支持，一旦世界“着火”，需要的是不会种下下一场危机“种子”的“灭火”方式，背后所需要的制度远比达成基于现状的协议更为复杂，需要更中期的视角。
具体到经济领域，雅各布·弗兰克尔认为，必须要有合适的机制来决定消息内容和发送方式。“（机制）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别人听不清，你要提高嗓门，否则别人就无法了解。如果比较安静的时候，你只要耳语就可以了，这就是央行信用的来源。”他举例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所长张宇燕认为，当下之所以存在巨大的治理赤字，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全球治理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全球公共产品，不排他、高成本且有负外部效应；二是各国政府主要对本国负责，存在“搭便车”行为；三是大国博弈。
“今天的博弈，是一个负和博弈：我可以输，只要你输得比我多。如果进入这样的状态，大国博弈是为了打压竞争对手，特别是还想用全球治理的这套规则体系来打压竞争对手，我们看到的全球治理赤字就一定是越来越大。”张宇燕说。
胡晓炼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全球主要经济体开展了一场卓有成效的全球治理合作，这对当下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全球治理应该有所启发。
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在全球面临严重冲击的情况下，G20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回顾当时全球治理取得的成效，胡晓炼提到了四点：一是正式建立了包括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首脑沟通协商协调机制；二是全球经济金融制度的部分缺陷、短板得到进一步完善，包括巴塞尔协议Ⅲ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正式出台；三是应对危机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主要大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承担了重要职责；四是国际金融组织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协调资源，国际清算银行积极协调制定加强对银行监管的制度等。
全球治理走向何处？
胡晓炼总结说，当前要让国际治理作用进一步发挥，有几点必不可少：一是面临重大风险挑战时，全球要有一个共同应对的合作意识，将全球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二是大国要有大国担当，承担更多责任；三是国际组织要积极发挥作用；四是共同努力强化制度。“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层级金融安全网的建立，也体现了这种协调，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的金融安全网，有区域性的金融合作机制建立的安全网。”她表示。
全球治理向何处去？胡晓炼结合目前现实情况给出了三个方向的预测：第一，全球治理会被更多的区域治理所补充；第二，全球治理可能会被南方治理和北方治理这两大板块所补充；第三，全球治理可能会被一些更小的集团内部治理所补充。
“虽然现在把这种情况看成是全球治理的分裂、全球治理的碎片化，但现在现实就是这样。”她认为，这虽不一定是最理想的全球治理模式，但至少部分解决了现有全球治理的低效率、效果打折等问题。
张宇燕则认为，解决全球治理赤字化问题要从三方面着手：首先处理眼前的问题，面对现有机制的失灵，有一些临时的解决方案；其次是形成全球共识；再次是大国间合作。
“全球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能不能将规则体系分层化？”张宇燕建议，考虑到具体问题达成一致非常难，可以在大家一致同意的全球治理宪章等基础上进行分层。
张宇燕还用“拳击比赛”来形容大国间合作。“在我看来（拳击比赛）是合作行为。尽管我想在拳击台上把对方打倒，甚至打得头破血流，但这是合作博弈，大家接受共同的规则，接受裁判的判罚。”他说。
大国之间强化信任、增加对话，是论坛上专家对于全球治理向好发展的共识。雅各布·弗兰克尔认为，贸易是传播知识、繁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引擎，面对保护主义等分歧，应该开发出更多的工具来实现共赢。
国际金融协会执行副总裁克莱·劳瑞（Clay LOWERY）认为，未来的全球治理结构中，各国之间需要建立信任，有更多对话的可能性，另外，继续维护WTO的角色和规则，避免更多的壁垒政策，建立产业政策时增加对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考虑；同时，提升已经被削弱的政策落地能力，比如金融方面的巴塞尔协议Ⅲ，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问题等方面的共识。还要考虑如何应对技术、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对经济产生的深远影响，解决AI发展方面的数据流动问题等，更需要全球治理的一个新框架。“科技，在国际治理方面可能遇到了更大的挑战。”
另外，在机制建设方面，克莱·劳瑞认为，各国际组织需要专注于自己的专长，并不需要面面俱到，减少外部噪音的影响保持纪律性，专注于核心议题。胡晓炼也强调，国际组织要保持客观性、中立性，自己的专业能力、专业作用不应受地缘政治、意识形态、个别国家政治因素主导，从而削弱自己的主要功能。
金立群认为，制定规则的大国也应该作出调整以适应最新的国际形势，考量其他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形成长期思维而不是短期思维。“如果你采取措施，伤害了他人，最终受伤害的其实是自己。”他补充说，全球治理也要保护那些最脆弱、没有受到保护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