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尺寒（肖磊看市特约作者）
过去几年里，我们总会将中国经济的困难之一认定为融资难，融资贵。而融资难的根本原因还是融资贵的问题，融资贵，就是指社会普遍的融资借贷利率水平偏高，是普遍，而不是平均。
如果仅统计主流商业银行的贷款年利率和国债、地方债年利率水平的话，那确实不算高，基本稳定在4%——7%之间。他们的规模也确实很大，所以一平均，就得出了中国实际的社会融资成本并不高，仅是高于欧美日等金融系统完善的发达经济体国家，与同属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国家相比较，他们普遍都在20%上下，这样一看我们就低很多了。
但实际上，中国的商业银行贷款和国债、地方债是有着严格的资产抵押条件和政府信用做担保的，而普通个人的短期信用贷款、私营部门的商业经营贷款等，并不是那么容易得到低利率融资机会的。所以，被平均了的中国社会融资利率水平，并不具有普遍性。
那么普遍性的社会融资利率水平是多少呢？我们通过几个例子来看。一个是个人信用卡的分期还款利率，因为是以分期总额来计息的，所以即使你每月按时足额还款，但实际利率水平是银行标榜的7%——8%的年利率的一倍，即14%——16%之间。
另一个是非金融体系的各类互联网理财公司的融资利率，通常是向投资者承诺年利率返还在8%——12%之间，远高于银行一年期定存的2%年利率水平，和银行各类理财4%——6%的预期年收益。
他们以高息诱惑来吸收更多社会投资者的资金。但聪明的投资者都会想到，互联网理财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坏账风险、利润留存、保险追债等等，其再向外所做出的“过桥贷款”利率至少要增加一倍，即16%——24%，有的甚至要更多，才有可能让这类资金中介公司维持正常运转。
他们正是利用这种高息向外贷款的方式，来维持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承诺的很高年利率返还，这是具有典型的“高利贷”特征的。这也是为何私营企业和人个向银行贷款非常困难，但即使信用不够好，借“高利贷”还是容易的主要原因。
然而互联网理财公司却面临着双向风险，即融资时“高息吸储”，而放贷时又是“低信高息”。一旦出现放出去的贷款收不回来，哪怕是并不高的比例，都容易让互联网理财公司那脆弱的资金链条断裂，最终出现破产、跑路的结局。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在两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保证6%以上回报率的就别买，那是骗子”。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还有就是网络上一度被众多网友高度关注的各类“校园贷”事件。他们以每日计息的方式向大学生们提供信用贷款融资，单从短期的资金应急上看确实很高效。但对于没有固定收入和实际还款能力的大学生而言，每日，或每周的复利叠加计息方式，则制造出了年利率几十，上百，甚至百分之几百的超高利率。
这些都是中国社会普遍利率水平偏高的真实表现，其根本原因还是货币流动性过剩，且没有完全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体系（准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以及影子银行等）内部频繁空转，所造成的资金错配严重。
偏高的社会融资成本，在经济扩展时期反而会急速推高资产价格，造成社会实体经济活动的成本上升，债务激增，最后传导至金融机构坏账增加，甚至出现大面积债务违约，最终造成系统性金融危机。
如今，上述事实依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继续着，但规模已经在明显收缩。自2016年下半年开始， 中央政府实施的金融严格监管，不仅打击了高房价蔓延的态势，更主要的是严格梳理了中国社会资金往来的透明度，限制了“低信高息”借贷的蔓延。一定程度上挤压了金融泡沫，引导更多资金回到实体经济中，从而进一步降低了普遍的社会融资利率水平。
在金融严监管实施一年半以来，中国一线城市的超高房价得到抑制，更多资金不再疯狂追逐高房价炒作，而是逐渐向去更需要去库存的三四五线城市转移。商业银行的个人房贷利率水平有明显上升，但还是远低于信用卡分期利率，这更体现出银行在“低信高息”贷款上的限制之后，所需要的安全贷款补偿。
而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们也纷纷推出了针对各自银行内部优质客户的中短期信用贷款业务。我们统计了工行的融E贷，才5.22%的年利率，并且是随借随还，扣减本金，按天计息，一万元个人消费贷款分12期的话，一年下来才260多的利息。而建行的快贷，一年也才300多元。中信等股份制银行一般都要500元左右，而几个大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个人信用借款，利息则要1000元上下。
由此对比可见，随着中国金融严监管的实施，资金低效空转已经得到扼制，更多的资金涌入实体经济，满足企业和个人的融资借贷需求。当资金的“供大于求”时，中国社会的普遍利率水平也在降低。这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是有利的，更会激励企业扩在生产和投资，同时也会刺激个人消费需求的增加。
文/三尺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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