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中国文联出版社主办的《啄木鸟文丛——文艺评论家作品集》2023年新书发布座谈会暨2024出版计划启动仪式，5月15日在北京举行，著名曲艺作家孙立生的著作《曲艺的嫁衣给谁穿》，作为啄木鸟文丛2023年入选评论集在发布会上发布。
《曲艺的嫁衣给谁穿》是孙立生2015年后，在《中国艺术报》《文艺报》《曲艺》杂志等报刊公开发表评论文章的（48篇27万字）集中展示，按主题、内容划分为“人物评传”“佳作赏读”“艺象探源”三个章节。因作者长期从事说唱文学创作与其规律的研究，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与熏陶，其评论文字亦颇具朗朗上口、深入浅出的品性。作者力求把高深理论、专业规律与学术成果稀释、简化成适宜更多人接受、理解及其有所启迪“通识”的美学观，其中的《曲艺的嫁衣给谁穿》《上医治未病》《曲艺传统的“四梁八柱”》等皆不乏观点独特、立场鲜明、雅俗共赏的个性与特色。
孙立生在座谈会上介绍了著作《曲艺的嫁衣给谁穿》的内容。
第一，它是我由表及里的发现。参与工作至今，50余载与曲艺艺术缘分不断，其间从事过曲艺表演、创作、编辑、组织，最终所以落脚于曲艺评论，理由是在所有实践中，穿越许许多多表象后，我对独有性曲艺艺术规律有了愈发深刻的发现与感受。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担任某曲艺月刊的编辑、记者期间，我有幸采访、接触到了侯宝林、高元钧、李润杰等曲艺艺术大师，通过对他们等诸多优秀曲艺人和事的阅读、咂摸、品味，愈发觉得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话题，我应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继续往下说”的责任及使命。这些发表过的评论文字，有许多都是我对这些大师、前贤与新秀学习、思考的体会。
第二，它是我发自灵魂的声音。我的文字欠缺其应有的“规矩”与“训练”，为了“扬长避短”，便渴求它能贴近真诚与坦荡。这些结集出版的文章，篇篇都源自我退休之后的“欲罢不能”，它也便在自然中，稍微远离了些心浮气躁与急功近利。其中有的文章或观点，曾被多家媒体与微信公众号转载、传播，亦引发许多社会有识之士与有志于曲艺事业振兴的同仁的支持与共鸣。这，亦鼓舞、坚定了自己甘为曲艺正道鼓与呼的热情及信心。
第三，它是我叙事明理的表达。我有曲艺演出并创作其文本的实践经历，受中国曲艺文化“说故事”的影响，我的曲艺评论亦有注重、强调“口语化”“观赏性”的色彩。为了说明、印证某个观点，我在评论写作中，融进不少实例（不是所有），这是我长时间被曲艺文化所“浸泡”的必然和自然结果。我并不认为它“低人一头”，相反觉得只要拿捏好“添一分则浓，减一分便淡”的尺度，便一定会写出说理有据、恰到好处的评论（当然不具备这样的素养）。即使我暂时做不到，但，它却是我曲艺评论的追求与向往。
第四，它是我艺术审美的理想。我通过评论，撰写了许多曲艺界的人与事。我曾说，与其说是在写他们，不如说是在书写自己——许多都是他们的行为、作品与我的追求的平衡与契合，其中不乏我本人的审美理想；这些“个人理想”并不能代表“完全正确”。今天既然有勇气、胆量让它们“集中亮相”，心底便有“丑媳妇不怕见公婆”的思想准备与精神期待。
第五，它是我循序渐进的实践。我深知学无止境、艺无止境的道理，故而该评论集只是我学习、研修、思考、梳理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而已。我自觉它对每一个渴望提升的人非常重要——因为每走过一段路径，我们都需要回首总结而校正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真心渴望它能够被读者赐予批评与指教：我的生理年龄已近70，却感觉在精神上、文艺批评上刚刚学步，正在成长之中。
孙立生在接受齐鲁壹点采访时表示，自己的艺术观与曲艺观，始终都把“人”放在第一位。
曲艺既富有艺术共性的色彩，又有相对独立的个性特征。具体说，它与戏剧等舞台样式一样，都是与现场观众共同完成或者说一起创作的艺术形式。所以，一个个具体作品无一不是联系曲艺人与观众这群人对接、沟通的“渠道”。要让曲艺评论不脱离实际、实践而接地气更具鲜活的生命力，评论家就要学会面对具体作品发声，继而对其做出真假美丑的判断及其科学理性的分析。曲艺是中国民间说唱大家族的名字，数百种曲种形式都有其相对的“特殊性”。由此，我们的评论家倘若“通用”了，显然就不可能实现“专业”或“说到‘节骨眼’的“有的放矢”，只能找些共性规律泛泛而谈，也就很难抵达真诚、准确、深刻且令人折服。我认为，有必要呼唤熟悉曲艺具体曲种形式特殊规律的“专门家”介入到“曲艺评论家”的行列中来——使曲艺评论从作品出发，让评论具备“行家里手”点拨、细化、深刻、引导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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