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名医大典 苏珩
一个县，两任“一把手”先后倒下
2026年8月，重庆市某县纪委监委发布通报：该县卫健委党委书记杨某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律审查与监察调查。
杨某某，1977年出生，2022年任卫健委主任，2024年转任党委书记，曾兼任该县中医院党委书记。从卫健委主任到党委书记，从行政一把手到党委一把手——他的职务变迁轨迹，勾勒出一个地方卫健系统“关键少数”的权力全貌。
而就在今年1月，同一个县，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史某某已被“双开”。通报显示，史某某违规收礼、违规经商，利用耗材采购、资金拨付谋私，被开除党籍、公职，涉案财物移送司法。
一个县，7个月内——卫健委党委书记任上被查，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被“双开”。
这已不是“拔出萝卜带出泥”，而是“把整片地翻了一遍”。2025年至今，当地通过系列案例整治医疗卫生领域腐败问题，已有5人主动投案、9人说明问题，主动上交违纪所得470万元。
470万——这还只是一个县的“主动上交”金额。
全国版图：前5月100人被查，医院“一把手”占47席
重庆这个县的案例，只是2026年全国医疗反腐宏大叙事的一个切片。
据公开数据不完全统计，2026年前5月全国医疗系统已有100人被查。其中，医院系统47人（占47%），卫健/医保行政系统43人（占43%），两者合计占被查总人数的90%。医疗机构“一把手”仍是反腐的核心着力点。
地域分布上，贵州以15人居首，安徽12人、四川9人紧随其后。西南地区（贵州、四川、云南）合计30人，占30%，成为反腐重点区域。全国除西藏、青海等少数省份外均有覆盖。
进入上半年，节奏明显加快。据不完全统计，1至7月全国公开通报被查、处分的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已超120人——该数字仅统计了医院党政一把手，未包含副院长、科室主任及卫健委（局）干部。平均每周超过4位书记院长落马。
从“零星落马”到“密集通报”，从“每年几十人”到“半年超120人”——医疗反腐已进入“深水区”。
从乡镇卫生院到全球最大医院：120人的“全链条”覆盖
这120余人的落马名单，覆盖了从乡镇卫生院到省级三甲医院的各个层级。
省级三甲不再是“保险箱”。6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院长阚全程被“双开”。这家医院被誉为“全球最大医院”，年营收超百亿，其掌门人的落马震动整个医疗圈。河南省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邵凤民被查，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原院长徐万海、辽宁省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白希壮等也相继被查或处分。
市级三甲同样“重灾区”频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原院长王行环被“双开”，通报中出现了“结交政治骗子”“搞权色、钱色交易”“在医疗领域搞新型隐性腐败”等罕见措辞。
县市级医院更是“塌方式”腐败的高发地带。广西南宁市武鸣区人民医院原院长陶海南、贵州印江自治县人民医院院长包刚和副院长黄非荣同日被查、湖南蓝山县中心医院原院长李群、安徽金寨县人民医院院长褚开伟……名单远未结束。
乡镇卫生院也未能幸免。7月，安徽金寨县青山镇中心卫生院院长黄长安、霍邱县彭塔镇卫生院原院长张俊翰相继被查。
一个“从全球最大医院到乡镇卫生院”的全链条反腐格局，已经形成。
“关键少数”的集体沦陷：腐败的共性画像
纵观120余人的违纪违法事实，呈现出惊人的共性。
设备、耗材、药品采购是“重灾区”。从陶海南在设备采购和药品回款中敛财，到黄非荣在设备验收和款项拨付上“一言九鼎”，再到部分院长将工程、设备、耗材、药品“全链条”吃遍——“靠医吃医”成为最普遍的腐败模式。
“一把手”权力失控是制度性根源。通报中反复出现的“违规决定重大事项”“大搞一言堂”“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等表述，勾勒出权力失范的典型画像。当院长集人事权、财务权、采购决策权于一身，“三重一大”事项往往沦为“一个人说了算”。
就在8月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田艳违规透露医疗设备采购关键信息；省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刘健违规“量身定制”招标条件。同一省份，卫健委副主任和人民医院书记同时被点名——卫健行政与医疗机构“双线失守”的格局清晰可见。
7月29日，黑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纪检监察组组长李强被查。一个“管纪检的”自己出了事——这是反腐利剑“刀刃向内”的最新注脚。
界首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郭某某，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药品销售、设备采购等方面谋取利益并收取“回扣”，2026年4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该市纪委监委以案促改，3人主动投案。
医疗反腐的“系统性升级”
2026年的医疗反腐，已经不是“一阵风”，而是一场“系统性升级”。
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将医药领域明确列为12个重点领域之一深化腐败整治，并提出出台新型/隐性腐败证据指引。中纪委点名严查“带金销售”，紧盯药品、耗材、设备采购和“关键岗位”。国家医保局以平均每月2至3起的频率密集披露医药贿赂典型案例，截至目前已发布9起。
7月28日，国家医保局通报张某坚受贿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原药学部主任，12年间利用药品准入审批权，涉案药品销售金额10.45亿元，非法收受财物2547.5万元，被判刑十一年，10家药企被评定失信等级。10.45亿的销售、2500多万的回扣、11年的刑期——这是2026年医药反腐最沉重的注脚之一。
医疗反腐的逻辑，正在从“查个案”走向“全链条穿透”——从查院长到查卫健委，从查医院到查药企，从查个人到查制度。贵州今年上半年梳理招标投标领域问题线索4389件，立案1998人——这才是“深水区”的真实力度。
“不敢腐”时代真的来了
2026年5月1日，“两高”新司法解释生效，医疗回扣入罪门槛从此前的6万元大幅下调至3万元。这一变化的信号意义不言自明：医疗领域反腐的“最低成本”正在被系统性抬高。
界首市一案，3人主动投案、18人受党纪政纪处分。重庆某县一案，5人主动投案、9人说明问题，主动上交违纪所得470万元。贵州上半年立案1998人。
这些数字放在一起，勾勒出2026年医疗反腐最真实的轮廓：卫健委书记被查、医院书记被双开——这已不是“个案”，而是“常态”。
从“全球最大医院”到乡镇卫生院，从卫健委党组书记到医院“一把手”，从药品回扣到设备采购——医疗反腐的网，正在越收越紧。那些还在靠“以权谋私”吃饭的人，该醒醒了。“不敢腐”的时代，真的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