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朝香，原载于传媒评论（ID：cmpl0571）,原题《能突破采访困境，还能成就稀缺性，去现场，永远是“硬核”》
新闻界有句老话：新闻是跑出来的。意指记者采访要见人见事，多去现场，多听多看。但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记者”概念的兴起，去现场反而不大被提起，甚至有人一度在讨论：记者还要第一时间赶去现场吗？
新媒体时代，传播技术的更新给整个新闻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技术的运用让记者的采访和信息采集更便捷。但另一方面，却弱化了去现场的动力。而观点的生产和传播更容易迅速刷屏，又让“去现场”显得性价比极低。
但恰恰在这种情况下，去现场才更加必要。
两年前，一篇《当每个自媒体都想从帽子里变出兔子，已经没有记者在赶往新闻现场的路上了》的公号文章成为爆款。换个角度看，它被大量转发，彰显了在当今的媒体环境下，记者“去现场”显得更加必要和可贵。
对媒体从业者来说，“到达现场”应是基本素养，它能核实新闻事实，让报道具有现场感。但我自己在采访中的体会是，它的意义不止于此，很多情况下，“去现场”本身，不仅能突破采访困境，也是成就稀缺性新闻产品的绝招。对记者来说，它永远都是硬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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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所见所闻
最具价值
微博、微信、电话、视频电话，都可以联系到新闻当事人；大量的信息资料可以在网上整合获取，为什么还要去现场？
这里先讲两个案例。
一个是2014年的“浑水泡面”事件。当年8月份，云南昭通地震灾区现场，中国之声的记者发回一条报道：因为地震，地下水和自来水水质变得浑浊，救援人员只能用浑水泡面做饭。
这件事曾引发反转，先是有人质疑新闻的真实性，环球时报的记者在向前方救灾部队电话求证后，表示不存在这种情况；之后，中国之声拿出视频证明这的确是记者亲眼所见。最后环球时报致歉表示，确有浑水泡面，后勤是当地组织的，不是部队做的饭。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曾点评此事：做新闻归根到底要去现场，现场所见所闻要比电话求证靠谱得多。
另外一个是今年3月初我参与采写的《东方通信股票3个月26个涨停 记者走访公司总部，员工坦言不敢买》。这篇报道的背景是股市大涨，原本并不热门的东方通信因为被搭上5G概念而遭到疯狂炒作。
在此之前，已经有多家财经媒体从专业角度对这个现象进行报道、解释。我们这篇并非专业财经报道，却获得了不错的阅读率和转载率。
它的亮点就是去东方通信的总部实地探访：妖股暴涨下，这家公司是什么状态？员工又是什么心理？这让报道变得鲜活，在同类报道中具备了独特性。
客观地说，这篇报道并没有太大的难度，它只是用去现场的方式，迅速让热点落地，实际操作也不算复杂。但这种现场感恰恰是其他报道缺失的，所以它能被抓取。
这个例子只是印证了，在这个信息更易获取的时代，有时候，记者只要去现场，新闻就成功了一半。因为对新闻来说，“现场感”永远是最具价值的。
2
去现场，
是一种突破手段
去现场能获得什么？
通过电话、微信或者其他网络渠道能联系上的采访对象，或者能采集到的信息，为什么一定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跑去一趟现场呢？
因为在现场，能观察到上述其他方式无法获得的细节、场景，更重要的是，它本身就是一种突破手段，当采访遇到困境时，“去现场”能达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效果。
2017年12月，全国“百名红通人员”周骥阳被追捕归案，这是杭州第一人。周骥阳出逃9年，期间他的父亲曾两次在网上发布公开信，劝说他自首。
周骥阳归案消息披露当天，多家媒体都联系到周的父亲，我也第一时间做了连线，但老人在电话里的答复简单、笼统，只有寥寥几句。
我看过他的公开信，能看出周的出逃，对这个家庭打击沉重，甚至可以说，改变了家人的命运。
这个事件，根据网上流传的周父的公开信以及当时电话采访的内容，也能成稿，但我想了解在9年时间里，这个家庭经历了什么；他的父母和妹妹因为他的一走了之遭遇、承担了什么。想要写出这些，就一定要去现场。
在向周父表达了想去拜访的意思后，老人倒没有拒绝，并报出了他当前的居住地。但很快，老人的电话被他女婿拿了过去，对方拒绝了我的请求，并挂掉电话。之后，周父的电话再也无法打通。
周父有浓重的丽水口音，仓促间，我只听到了他所说村庄的第一个字，并判断出是3个字。
找到这个村子，费了一番功夫。
根据之前的公开信息，我知道周父居住在丽水莲都区。我在百度地图上，筛选出莲都区符合条件的村庄，锁定两个目标。之后在当地区政府的网站上，扒出其中一个村庄食品安全员的电话，询问村里是否确有此人。幸运的是，没有经过太大的波折，就确定了周父的所在地。
这个信息筛选的过程非常耗时，前后花了一天的时间，我穷尽一切办法，唯一的动力，就是想找到现场、到达现场，争取一个和采访对象面对面的机会。
我赶到周父家时，老两口和他们的女儿都在，周骥阳的妹妹很惊讶，有人专门为此事找到这个小山村。
她没有拒绝我的采访，相反还表现出了强烈的倾诉欲望，大概是这么多年遭受的磨难，终于有了一个倾诉的通道。
我们聊了一个上午，我亲眼看到了他们的居住环境、周父周母的衰老、疾病困扰以及精神、心理上受到的重创。而这一切都和周的行为有关。
周的妹妹用一句话概括了这9年的变故：他走了，把耻辱留给我们。
钱江晚报两个版的报道《谁会相信，他连家人都骗呢》《我不恨，但不想见也不想提到他》是唯一一家实地采访到周家人的报道。它的意义在于，通过这种现场对话，展示的是红通们的逃亡不仅是违法违纪，也终将给自己的家人带来无尽且无法逆转的伤害。
这是从周骥阳归案的单体事件中发掘出的更深层次的意义，也更具有普适性。而这种立意的呈现，是单纯的电话连线无法实现的，正是因为去了现场，才有以后的一切。
3
到现场后的
意外收获
去现场的另外一种收获是，它总能打破人的固有思维和刻板印象，甚至改变采访的思路和方向。
对此，我在采访浙江理工大学三位一体考试泄题作弊一事中，深有体会。
《孩子从考场出来后说：泄题了》是关于作弊事件的第一篇报道。我跟随举报此事的家长先后到浙江考试院和浙江理工大学举报投诉，全程记录了此过程，所以事实、证据基本确凿。
除了学校，该事件还涉及重要一方，即培训机构。正是其负责人在考试期间，通过微信群，向考生传递答案。依照校方的观点，此培训机构是泄题事件的主要肇事者。但我总觉得，这种逻辑存在问题。
报道第二天，我试图联系该培训机构负责人，但其电话、微信都已不通。根据考生家长的反馈，事发后，该培训机构已经遣走员工，大门紧闭。这期间，其他媒体同行都在寻找、拨打这位负责人的电话，试图连线采访。
我不甘心，第二天下午还是赶到了此培训机构所在地，果然是一把铁锁，空无一人。
我在门口再次拨打了负责人的电话。意外的是，这次接通了，而且当他得知我就在其公司门口时，沉默几秒后，表示愿意过来面谈。
其实，在来现场前，我对这次采访并未抱太大期望，因为对方一直拒绝各种线上交流，而且依照常理推测，作为正处于舆论漩涡中的过错方，他未必会接受采访。
但这样一种所谓的常理恰恰被“去现场”打破了。
这次面对面的采访，使我得以现场观察了这家培训机构，更重要的是其负责人详述了此事的经过。他承认自己帮助考生作弊的事实，但也谈及艺术类考试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他们选择浙江理工大学作为目标，是知道其考场上的漏洞。结合前一天校方面对家长给出的解释，更加印证了学校的确没有严肃考纪。
这不仅是造成作弊事件的重要原因，而且这种对艺考的散漫态度并非偶发且广泛存在。
因此，第二篇追踪报道，直接指向了考场的管理问题。
这些皆因为和当事人“面谈”之后，让原有的判断得以进一步印证，同时在各方佐证的情况下，有了这样一个导向。它不仅夯实了第一篇报道，同时也由点到面，触及到了整个艺术类考试中存在的问题。
这一切同样得益于“去现场”。
如果我当时不是站在培训机构的门口，即便打通了电话，对方也未必会愿意和我聊。这位负责人当时露面后说，心里很乱，不想接任何电话。但他又觉得自己“冤枉”，有发声的欲望。换句话说，他那时想找人当面聊一聊，而恰巧被赶过去的我碰上了。
这就是“去现场”的魅力：总是会碰到意想不到的人、事、变数，最终有意外收获。
新闻摄影中，有一句经典语录：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新闻采访。
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的媒体环境中，“去现场”，离你的采访对象近一点，都是记者在面对任何新闻事件和新闻人物时应有的第一反应：能去现场就到现场去，能面谈就争取面谈。
有时候，现场感能成就新闻作品的稀缺性，而“到现场去”又是打破采访僵局的手段。这个在网络时代看似“笨拙”的做法，永远是新闻记者的“硬核”。
本文作者吴朝香，80后，钱江晚报特别报道部记者，浙江大学新闻学研究生，媒体从业9年。曾参与温州动车事件、雪乡宰客、浙江理工大学“三位一体”考试泄题、爱福家集资养老诈骗、“艺术升”平台频繁崩溃等事件的调查报道。曾获浙江新闻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