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云也
饮酒有害健康已是没有争议的概念。
3 年前，医学顶级期刊 The Lancet（柳叶刀）发表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以下简称为「2019-GBD 研究」）论断「酒精安全剂量为 0」，给「一滴酒也会造成损伤」提供了最为重磅的一项证据[1] 。
时至今日这一观点已成为临床共识。而今年 7 月《柳叶刀》再次发表的 GBD 最新研究的结论却告诉我们：对于 40 岁及以上的人群，每天少量酒精消费反而「轻微获益」[2] 。
所以，「一滴酒也会造成损伤」的认知又要变吗？
医疗界共识：一滴酒也会造成损伤
酒精是一种独特的风险因素，它几乎可以影响所有种类的疾病，导致残疾和死亡的风险增加。广泛的危害性使酒精消费、酒精暴露成为持续霸榜的高热度研究方向，从各个角度不断证实酒精的危害。
2018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全球酒精与健康报告指出，全球每年约 300 万人死于饮酒，占全部死亡人数的 5.3% ；平均每 20 人就有 1 人死于饮酒，每分钟因饮酒死亡 6 人[3] 。
而让「一滴酒也会造成损伤」成为共识的研究，就是 2019-GBD 研究。
德国 Jakob Manthey 等人在研究中给出明确结论：酒是全球人类死亡和残疾第七大风险因素；在 15 到 49 岁这一年龄层，饮酒更是头号风险。研究最终得出结论：「酒精的安全剂量为 0」[1] 。
2019-GBD 研究结论：「酒精的安全剂量为 0」 图源：文献 1文章中还驳斥了以往少量饮酒对缺血性心脏病和糖尿病等有预防保护作用的研究结果，指出这些获益与饮酒未必有因果关系，且即便这种获益实际存在，也远不及其提升肝硬化、癌症、脑损伤等各种疾病风险的综合危害大。
2016 年死亡、疾病和伤害原因的酒精归因分数（AAFs） 图源：文献 1而与之对应的，「不太可能实现减少酒精消费的目标」也是全球通病。
WHO 数据显示，1990 年至 2017 年间，全球成人人均消费量从 5.9L 增加到 6.5L ；饮酒人群占比从 45％ 增加 47％。我国年平均饮酒量从 1952 年的 0.4L 纯酒精，至 2005 年、2016 年分别达到 4.1L 和 7.2L。同时终身戒酒率则从 2005 年的 50.9% 下降到 2016 年的 42.1%[3] 。
对于酒精危害性的共识逐渐达成，加上戒酒、限酒的难度如此之高，《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2021）》明确建议避免饮酒，绝大多数医生快速接受了「一滴酒也会造成损伤」的观点，并积极向患者和公众进行宣教和科普[4] 。
但被盖章认证「为 0」的「安全饮酒量」，重现在 2022 年 7 月《柳叶刀》发表的最新 GBD 研究中。
「40 岁以上轻微获益」，再次推翻饮酒认知？
这份研究使用 1990～2020 年 204 个国家和地区 15～95 岁人群 2020 年的 GBD 数据，研究了酒精消费对 22 种健康结果的风险。
在肯定对于 15～39 岁的年轻人来说，酒精消费只会带来健康风险的同时，论文的结果部分为我们呈现了这样一组数据：对于 40～64 岁的人群，安全的酒精消费水平范围是从每天大约 0.5 标准杯到近 2 标准杯。对于 65 岁以上的人群来说，每天饮用 3 标准杯以下则不会造成健康风险。（1 标准杯=10g 纯酒精，相当于100mL 酒精浓度为 13% 的葡萄酒。）
40 岁以上人群安全酒精消费水平 图源：文献 2根据以上数据，研究者告诉我们：在 40 岁以上没有基础疾病的人群中，少量酒精消费可能与改善健康状况有关，如降低罹患缺血性心脏病、中风和糖尿病的风险。
那么这篇研究，真的又要推翻「一滴酒也会造成损伤」吗？
伦敦国王学院的 Robyn Burton 和 Nick Sheron 在评论中指出了《柳叶刀》两次 GBD 研究结果呈现差异的主因，「是缘于根据基础疾病的水平对相对风险曲线进行加权的新方法，以及按性别、年龄和地区进行更多分类的估算结果」[5] 。也就是说，本次研究使用了新的加权方法，细化了地区、年龄、性别和年份报告等分层信息，而全因死亡的原因组成，在不同人群存在差异（例如伤害是年轻人群酒精相关损伤的主要原因，而老年人则会转向心血管疾病和癌症），从而改变了酒精对死亡的比例风险，得到了新的亚人群结果。
另外，研究中没有区分摄入酒精的频率和单次摄入量，10 天里集中在一天喝掉 1L 的人，和 10 天每天喝 100mL 的人，在统计上无法显示差异。因此，本研究是有益的高质量、全终点、大人群样本研究，但与单个疾病的酒精暴露相关研究相比，临床指导价值有所削弱。
酒精消费统计的局限性 图源：文献 2同时，2019-GBD 研究问世时就已有大量质疑指出应该使用不饮酒的人群作为对照，这一点本次研究仍未实现。
综上所述，该研究是一个新的高质量循证依据，在天平的一端放上了一个新砝码。
传递一份新知时，我们想传达什么？
《柳叶刀》这篇论文，在完整展示研究结果的同时，呼吁修订酒精消费管理方法，以强调按年龄划分的消费水平。
作为科学研究，理应真实展现成果，向学界传递新知。但当研究结果要推及指南或社会管理时，需要符合「标准简明」和「最大限度减低健康损害」两大标准，这就成为一个复杂的公共卫生利益问题[5] 。
试问，当研究得出结果，某些群体不饮酒能最大限度减少健康损失，是否就应「建议完全戒酒」？反之，研究发现某一人群少量饮酒可能降低健康风险，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建议少量饮酒」？
诚然，在许多领域，如果新的结果真实可靠，向公众传递、由各方做出不同的讨论判断，形成新的认知，会是好的选择。如果所有研究下结论都太过谨慎，则很难推动一些必要的改进，让大众从新成果中获益变得更难。
但对于酒精相关研究，特殊性显而易见。从整体公共卫生利益来看，人们对酒的热爱、对于酒精危害主观接受度、酒精的成瘾性，加上众多社会经济层面原因，都使饮酒具有的强大的正向驱动力基础，戒酒、限酒本就困难重重。因此在临床医学中，要提出饮酒对健康的保护性作用，其举证责任相对会高得多 [5] 。
致谢：本文经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 主任医师 陈焰、中南大学附属湘雅三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 唐岸柳 专业审核
策划：云也、gyouza
监制：gyouza
题图来源：图虫创意
参考文献
[1] Manthey, J., et al., Global alcohol exposure between 1990 and 2017 and forecasts until 2030: a modelling study. Lancet, 2019. 393(10190): p. 2493-2502.
[2] Population-level risks of alcohol consumption by amount, geography, age, sex, and year: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20. Lancet, 2022. 400(10347): p. 185-235.
[3] Global status report on alcohol and health 2018.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科学研究报告 （2021）
[5] Burton, R. and N. Sheron,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health and moderate alcohol use. Lancet, 2022. 400(10347): p. 141-1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