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真正发展新质生产力

如何真正发展新质生产力
2024年04月02日 14:34 深圳商报

如何打破“小院高墙”的遏制?近日,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马洪基金会名誉理事樊纲在马洪基金会“问势2024”理事报告会上以《克服短期波动,推进长期增长》为题做专题报告,具体围绕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即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以及下一阶段中国长期的发展展开。

发挥国有资产宏观稳定作用

国企带头进行设备更新

樊纲认为,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需求疲软、房地产市场波动、地方债务、经济增长失速等问题。“今年新出台的政策当中,我个人比较重视的有鼓励大规模设备更新和居民汽车家电等以旧换新,以及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两个方面。”樊纲说道。

3月13日,国务院《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发布,目标到2027年,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教育、文旅、医疗等领域设备投资规模较2023年增长25%以上。

“这次鼓励企业更新设备,大规模更新设备本身是一种增加需求的办法,是实实在在的需求,要有人去买东西,并因此而促使上游厂家也去买东西,形成“乘数效应”。”樊纲具体分析道,早年在欧洲有人分析过经济周期为什么七、八年来一次?就是因为机器的折旧周期是7-8年,就是设备更新改造,机器设备大规模更新换代,带动需求(如固定资产投资、就业)大幅增加,拉动一轮经济景气;随着设备更新完成,需求下降,经济衰退、发生危机,开启下一轮经济周期。所以是因为需求的周期性变化。

樊纲表示,这个过程中希望国企多做一点。国有资本作为公共资本,重要的职能是提供公共物品增加公共利益,而现在最大的公共品,就是宏观经济稳定,提高宏观经济效率。国企若能“多做一点”,为宏观经济创造更多需求,产生的宏观效益将远远超出单个企业的微观效益。此外,对于涉及到家庭的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政府适当的财政补贴同样是“四两拨千斤”,发挥乘数效应,带动需求扩张。

今年的另一个政策,是为系统解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进程中一些重大项目建设的资金问题,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专项用于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

“这是一项涉及财政债务机制的改革。财政债务应该根据财政项目的特点,要由社会的长期整体收益回报来还借款,而不是用项目本身的单独回报来还借款。”樊纲指出,地方债普遍存在“期限错配”和金融债、专项债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时的“功能错配”两方面的问题。长期国债将有助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债务期限延长,也有利于加大财政政策的支撑力度。

发挥民营企业创新核心作用

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利用新技术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而不是不要传统产业、制造业,一味强调高新产业。”在探讨“热词”新质生产力时,樊纲开门见山讲了首个理解上的误区。其次,他认为,政府在这方面的首要职能是创造有利于创新和企业发展的体制、政策环境,鼓励企业创新,使企业能够有效运作,并实现盈利,而非政府要做更多的投入。

再者,新型举国体制,是指国家统一集中发挥稀缺资源的作用,而不是各级政府、各地政府都要上同样的项目,搞同样的企业,那样反倒把稀缺资源碎片化了,适得其反。“不同地区差别这么大,各地适合于各地发展的产业是不同的,不能各地都不切实际的大干快上,都去最先进、最高级的东西。”樊纲举例说明,需要因地制宜,有些地区可能最好的产业结构是承接沿海地区传统产业的转移,而不是也一窝蜂地扎堆热门。

“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技术,要充分认识到风险。”樊纲提醒到,例如AI、基因技术等应用过程中一些新的风险,需要以创新思维来面对创新风险,过长审批、过度监管,我们本来先进的东西迟迟不能应用落地,别的国家反倒超越的过去,我们原来先进地位反倒变成了落后。上述这些问题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解决的概念、思路上的错误。

如何真正发展新质生产力,怎样持续培育创新能力?樊纲表示,一是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对外开放,注重发挥“后发优势”;二是改革科技创新体制,形成创新生态从而使新技术能够源源不断。

“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因为受到技术遏制而在新技术领域里差距再次拉大。怎么才能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樊纲认为,发挥后发优势,提升要素结构,即用更短的时间、更低的成本,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全世界的先进知识和技术“溢出”。更多对别的国家开放,别的企业开放,别的产业开放,争取对别人的开放中学习的更多,来发展我们自己,甚至产生颠覆性、革命性的技术进步。

在谈到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时,樊纲建议从教育体系、知识产权保护和科技创新体系改革三方面着手。“改革教育体系是创新体制的重要基础,是让更多人真正想创新的事情,经得起‘冷板凳’,不是为‘五斗米’而学习,而是为好奇心驱动。”樊纲说,“知识产权保护是市场机制的重要基础,即尊重企业和科学家的劳动成果,允许其获得一定的收益。”

企业根据市场的需求来制定各种研发项目,发达国家的许多“举国体制”就是以企业为中心,怎么才能使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和核心?樊纲表示,民营企业的作用特别重要,特别是民营大企业,民营企业拿着自己的资本去投入,创新是件很风险的事情,因此动力比较强、激励比较强;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灵活性比较强,比较适应捕捉市场的机会,敢冒险、敢试错。民营企业还有持久性,在一个项目、技术开发上可以持续做下去。

“民营企业作为创新的核心动力,政府一定要克服‘所有制歧视’‘规模歧视’等。”樊纲深入展望到,特别是在无人区创新的过程中,要更多的发挥市场竞争的作用,在这个领域里必须企业在前,必须是这种市场机制,让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发挥聪明才智,不断的迭代更新,不断的向前发展。

审读:汪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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