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当代电影》, 2024年第1期
尺素意万重——书信在中国早期电影中的视听表达、文化价值与美学意义
作者简介
李 镇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摘 要：书信是中国电影中异常多见的道具，也由此派生出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审美表达。无声电影时期，书信将声音变为可见的文字，是可以看到的人物言语。在有声电影时期，书信是一种特殊的字幕，同时通过书信诵读，文字变为可听的声音。书信是“礼乐”文化的载体，是中国电影中嵌入的具有本民族文化内涵的特殊文本。它在中国电影中的频繁出现，说明了中国的现代性离不开“信”以及它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
关键词：书信 中国电影 道具 美学 礼乐
书信是一种日常文体，在中国的起源目前没有确凿的说法。姚鼐判断其源于《尚书·君奭》，刘勰则认为始自《左传》。晋代索靖的《月仪》是最早的书信礼仪著作。书信在中国文化中具有特殊价值，其古称谓有“书”“简”“疏”“笺”“札”“翰”“素”“缄”“函”“牍”等百种之多。（1）
战国时，君臣之间的文字沟通都用“书”的文体，这种“书”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书籍，而是接近书信和报告之间的形式；秦汉之后，臣下对帝王开始用“表奏”“奏记”“奏笺”“记”等类似的文体，这种文体非常注重礼仪格式，被学界基本认定是中国书信的起源。至今，书信仍带有礼仪庄重、规范的痕迹。书信最基本的功用就是远距离传递消息，一般是亲笔题写，内容是“可信”的。拿着书信出使对方的人被称为“信使”。
书信是中国电影中异常多见的道具，在影片中的作用最常见的是情节连缀，通过表现某人知晓某事、确信某事，从而协助故事构建起逻辑链条。《南国之春》（1932）中提到了 11封信，包括情书、家信、离婚函件、电报等，主人公的命运随着书信往来跌宕起伏。片中，书信是决定主人公去向的标志物，节省了大量电影叙事的篇幅。写信的过程往往是庄重的，而且夹带了照片的信件，足以表达强烈的意愿或既成事实（见图 1）。
图1.《南国之春》 《国风》.夹带照片的信
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书信不仅是信息交流的介质，也是礼仪、道德、情感、信用的载体，甚至代表了历史、文化和我们认同了数千年的价值观。它是中国电影中嵌入的具有本民族文化内涵的特殊文本，也由此派生出独特的叙事方式和审美表达。由于早期电影大部分遗失，中国电影里最早开始出现书信的时间无法考证。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在 20世纪 20—40年代的电影中，书信的出现极为频繁，而且其作用关乎影片主旨，也是情节重要转折的标志。《风雨之夜》（1925）、《南国之春》（1932）的故事均以几封书信结构而成；《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则用书信作为提纲挈领的结尾；《丽人行》（1949）用书信作为情节的引子，梁若英与丈夫王众原的矛盾从互相拆看对方的信，发现彼此的秘密作为故事开端。在一部影片中多次使用书信是很常见的，《玉洁冰清》（1926）里的书信出现了六七通。即便有的书信过长，影片仍然很有耐心地全文照录，导致文字紧密细小，观众阅读困难，故有人建议只留精彩的段落。（2）后来的很多影片确实将信函改为摘录形式。《希望在人间》（1949）、《神女》（1934）、《国风》等作品中特别将信中重要的句子单独摘出来，放在纯黑背景下，让观众看清关键句（见图 2）。
图2.《希望在人间》对书信句子的强调、《神女》中书信的关键句、《国风》书信中谈及奢侈之风的关键句
《希望在人间》的故事最吸引观众的设计就围绕着往复的两封信展开。主人公邓庚白被日本侵略者秘密关押在遥远的土牢，妻子陶静寰四处打探不得其音讯。影片以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使二人实现了通信。邓庚白在狱中借助一只抓到的小鸟（类似麻雀，不是信鸽），发出了写给妻子陶静寰的信，告知对方自己的关押地点。这只鸟连同信真的被人拾到并送到了家里，妻子的回信也送到了邓庚白手中。一家人经历种种艰难的营救行动，终得团聚（见图 3）。
图3.《希望在人间》中的书信
自古以来，书信因为远距离递送的艰辛，凝结了收发者的盼望和焦虑，是人世沧桑的缩影。诗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书在早期电影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社会动荡时期。书信在这部电影中具有非凡的传奇色彩，将自然、社会与个人联系在一起，是道德、情感和生命的载体，还带有万物有灵、天人感应的意味。观众不会去细究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只愿意看到书信者享受团聚。在这个文本中，书信将中国文化中“礼”的实践编织在个体、社会和自然的整体之中。
一、现代性与“信”
“信”这个字在论语中出现了 40次，最早指人的基本道德素养之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在儒家的伦理文化中，“信”被列于“五常”（3）之中，指人言行相符，属于修身之本，“相信”“诚信”“信用”“信任”“信物”等常用词汇都围绕着这个意思。在古代，儒家对于“五常”是有排序的，仁、义、礼、智是“根于心”的“君子所性”（《孟子·尽心上》）。“信”发生于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涉及外在言行对他人的影响。“信”是一种积极的态度，但关键还要看内容，道德低下的小人也可以做到“信”。“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论语·子路》）。（4）换句话说，“信”是完美人格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在孔子看来，“信”更接近执行力，失败就可以归咎于缺乏“信”，“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论语·泰伯》）。（5）在思孟学派（6）看来，“信”的重要性远不如仁、义、礼、智。孟子就认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梁启超也发现：“孟子则恒言仁、义、礼、智，未尝以信与之并列也。”（《阴阳五行说之来历》）然而，中国人进入现代的过程中，社会活动远远多于古代，生活中对于“信”的需求大幅度提高，其中包括了可靠的消息（信息、书信），也包括可靠的人品（诚信、信誉）等。古时候的书信主要用于官方，现代书信主要用于私人生活，是现代性的产物。近代邮政几乎与电影同时诞生，（7）书信作为一种私人生活的通信形式广为应用。书信在电影中的频繁出现，表达了国人对于“信”之内涵的强烈依赖。换句话说，中国人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亟需放大“信”以及它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
书信不仅在中国电影中出现频繁，而且在作品的价值导向、叙事结构，视听美学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白话文对电影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电影中书信的运用也巩固并积极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最初，“当中国文人们打碎了自己传统的表达方式的时候，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打碎了自己凭以立足的大地。为避免没顶之灾，匆忙之中，他们选择了面目不清的‘白话’。打开‘新文学’的史料，那些早期白话小说的生硬拗口令人难以下咽。它们大都是一些翻译腔加上生冷不化的书面语”。（8）通过电影这种通俗媒介，白话得以在生活常态的模拟中成熟和流畅，书信恰恰是最为日常的书面文本，它使国人的图文经验走向民主化、通俗化、大众化和现代化。
书信的正式感、庄严感与私密性、情感性同时存在。在日常生活中，书信带给人心理上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它是亲朋好友之间的文字，是情感的载体。所谓“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文赋》）。（9）现存最早的“鸳鸯蝴蝶派”电影《风雨之夜》故事里的余家驹和妻子庄氏已经貌合神离，都有走向婚外情的迹象。庄氏沉迷于城市摩登生活的物质享受，受到姐夫孙乃温的引诱；余家驹是个作家，与山村女子卞玉清暗生情愫。故事将家庭危机的根源清晰地指向欲望扩张、高度物质化等城市现代生活的“罪恶”。对于余家驹和卞玉清的关系，影片给予了认同。人物的选择和命运均由书信指引，其中尤以卞玉清写给余家驹的信最重要。信的全文如下：
家驹先生：日昨彼伧又来相逼，清已严词拒绝，今日忽问阿父陈情，不图洁姊忽以雨夜之事，诬我不贞，令人无可置喙，欲明心迹及保全先生人格，非牺牲清个人主义毕生幸福不可，天实为之，夫复何言，已矣余君，前途珍重。卞玉清谨上 十七灯下。
这封信言辞看似从容，但字里行间仍然可以看到卞玉清的愁绪纷纷，能感受到她迫于逼婚的无奈，分明是向与之早已心有默契的余家驹求助。这封信决定了两位主人公的命运，是整个故事的重要转折，也是二人真挚情感的第一次直接表达。然而阴差阳错，余家驹收到这封信为时已晚。影片有意用这封信递送的几次辗转来牵动观众的心。这个悲剧故事折射出编导对于城市现代性的忧虑，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认可。因为庄氏代表了摩登的时尚生活，卞玉清代表了传统的生活和道德。余家驹在两个女人之间无法进退，正是那个价值真空时代人们心态的写照。（10）虽然都是女性主体意识驱使下的情感偏移，但作者对于庄氏和卞玉清的褒贬非常鲜明。这封信表现出的真情和“发乎情，止乎礼”的态度，都增强了观众对于卞玉清的好感。
20世纪初至 40年代，儒家文化在官方反复被废除和启用，（11）这种摇摆反映了中国人在进入现代社会时的焦虑。西方的物质文化和理性主义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为个人欲望的膨胀提供了空间，使之走向享乐主义、利己主义和自我放纵。“五四”之后，国人大张旗鼓地反对封建礼教和儒家文化的同时，觉察到西方物质文明的弊端，遂对西方由推崇改为失望。《风雨之夜》表现了知识分子在西方道路和旧有制度之间的进退两难。内在精神的现代化没有形成，社会却在物质化的进程中加剧了精神世界的不适应。故事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并非仅仅属于他们二人，而是一个转喻。影片中的“信”的失落与迟到，就是国人无法割舍传统道德，同时又被西方文化的侵染所扰，欲望得不到合理释放的写照（见图 4）。
图4.《风雨之夜》中的书信
《国风》中也出现了六七封书信，在叙事上起到了连缀和省略剧情的作用。其中有一封是富家子弟许柏扬的家信。许柏扬在大学吃喝玩乐，荒废学业，把钱挥霍掉之后，写信给家乡的父母索要更多的钱。这封信不是传统格式，而是学着西洋格式从左至右、从上至下写的，父母不明就里，竟看成了“父亲是儿子的儿子”（见图 5），其母连呼“儿子到上海去了两年，到底学问高深了，写的信我看不懂……”这个段落讽刺了所谓“新青年”只学了西洋的皮毛，而丢掉了传统道德。
图5.《国风》的书信，右图为许柏扬父母发现书信的西洋格式后，逐行从上到下读信。
在早期电影中，书信在叙事中依附于主人公道德价值的选择。在国人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信往往代表了必须承担的文化传统。笔墨纸砚是古代的书写工具，看似与现代化的质料、速度和方向不一致。创作者正是借此有意提醒观众，中国人的现代化离不开道德建设。中国文化的主流思想强调个人与群体的交融，“个人与他方构成关系时，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以自我为出发点，以对方为重，个人的利益服从责任的要求”。（12）人们“俱怀五常之道，共禀一气而生”（《论衡·齐世》），无论古今并没有根本的不同。
二、“礼”的存在
书信是道具，是物的存在。物在中华礼乐文化中别有深意。“乐著大始，而礼居成物”（《礼记·乐记》）、“厚德载物”（《易经·易传》）。“礼”的思想观念融化在物中，生活中常用的东西如“筷子”“书信”“尺子”“文房四宝”等，都灌注了礼法和礼义。
书信在中国电影中的频繁使用也是礼乐文化的表征，能看到“诗言志”“言为心声”“文以载道”“文质相符”等经典命题。书信是“礼”的空间，一方面避免了感情表达的过度直接，另一方面也赋予叙事以历史、伦理的维度。
影片中如果出现写信的过程，往往是描写人物心境的重要段落，带有特别庄重的仪式感。即便发信者是个不识字的人，他（她）仍然无法脱离文化空间的格式限定。通过书信，“礼”被正统修辞表达，呈现为社会合法性和权力策略，被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同和利用。例如，《万家灯火》（1948）的情节转折点是从主人公胡智清读到母亲要来上海投奔他之前写的那封信开始的。吴茵饰演的母亲是个底层劳动妇女，但这封家信用词很书面，是找人代写的（见图 6）。
图6.电《神女》中的书信、《万家灯火》中的书信
在《恋爱与义务》（1931）中，故事的重要转折都是由书信完成的，比如杨乃凡与李祖义私奔时留给黄大任的信、李祖义失业时的辞退信、平儿收到的情书，以及杨乃凡自杀前留给平儿与黄大任的遗书（见图 7）。这些书信的文字都符合礼仪规范，营造出以礼仪维系的中国社会的行事规则。它是故事发生的具体环境，不仅带有戏剧张力，字里行间同时也能反映了当事者不同的心境。
图7.《恋爱与义务》中的书信
学者黄维华认为，书信起源于古代“书之于笏”的传统。按照礼制，臣下将要对君主说的话写在笏上，在上奏时可以作为备忘，同时笏是他与君主之间的隔断，表达了敬畏谦恭之情。从这个起源论，可知书信最初应该带有“自谦”“敬人”“遮挡”“隔断”等作用。
书信的文体隐现出“礼的存在”，在电影中常被运用到人物和社会环境的描写上。《女儿经》（1934）中对于书信“礼”进行了反向使用，表现了某些人利用书信“礼”的仪式属性进行伪装。女店员朱雯拒绝股东少爷的侮辱，很快收到一封工作辞退信。书信文字很正式和冠冕堂皇：“敬启哲奉 经理手谕 自即日起，暂行停女士工作 相应甬达即希 查照是荷 此致 朱雯女士启 八月廿七日。”让我们看到那个时代对于女性的压迫是矫饰的、冷酷的和系统性的。
同一年的《神女》中的例子也类似。家长给校长写了一封信，开始说了几句恭维话如“贵校学风优良，教育有方”，随即话锋转到了重点“风闻有技女子滥竽其间”，他劝校长将神女的儿子赶出学校。这两个例子中，社会的偏见和恶意在书信的礼仪属性掩护下表达出来，形成了讽刺效果。书信语言的仪式感本身就带来伦理压力。
同时，书信是来自另一个空间的信息，它不是面对面交谈，避免了当面直言的尴尬，可以隐藏写信者的真实用心。这些例子在早期电影中相当多见，书信介于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之间，起到了遮掩心迹的人格面具的作用，堂而皇之地帮助他们达到不便明说的目的（见图 8）。
图8.《神女》中的书信、《女儿经》中的书信
三、“言为心声”
信是个会意字，左边是人，右面是言，合在一起，最初表示“一个人所说的话真实可信”。这个字还有另外一种写法“訫”：左边是言，右边是心，指是由心而出的言语，不仅代表了“言语真实”的意思，还有一种感情色彩。
书信为电影开辟了一个伦理 -美学空间。无声电影中，书信的出现介于道具和字幕之间。它将声音变为可见的文字，是可以看到的人物言语。在有声电影时期，中国电影仍然大量地出现字幕。书信是一种特殊的字幕，同时也将文字变为可听的声音，是来自主人公内心的、可信的声音。
书信通常会以一种类似对话的形态存在。我们在读信时，常常有“见字如面”的感受。“书信对话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千里面语’，它的艺术性首先来自书信人双方对于对话能否最终实现的期待与渴望，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远距离想象’。”（13）电影中的书信兼具文学和图像属性，笔迹中隐藏着书写者的个性和风骨，可以表现人物内心更真实的另一面，起到更重要的结构叙事作用。手写文字增强了角色个性和戏剧色彩，提升戏剧张力，也带有创作者鲜明的个人气质、趣味和价值观。《夺国宝》（1926）中，女主人公获得遗产“国宝”后写信给未婚夫。这封信虽然也是文言体，但是男女之间的感情表达比较奔放，有西方文化的痕迹（见图 9）。导演张慧冲是早期电影导演中比较洋派的电影人。《夺国宝》故事讲的也是一对情侣为了获得宝藏与强盗的争夺，其中对于个人幸福、财富的态度与传统文化有很大差异。《十字街头》（1937）讲述一对隔墙未曾谋面的欢喜冤家的故事。男女二人隔墙投书，从势不两立发展到情投意合，双方互相投递的字条图文并茂，可视为特殊的书信形式，带有社会底层年轻男女的个性和趣味（见图 10）。
图9.《夺国宝》中的书信
图10.《十字街头》中的书信
书信在生活中通常代表了私人生活空间，起到情感倾诉的作用。书信情真意切，中国文化将情视为道德起点。情是人伦真相的标志，也是道德价值观的寄托。在中国文艺美学的传统中，相对于理性表达，情感表达更易于让普通人接受。至少在汉代以前，情这个汉字没有现在我们所理解的“情感”的含义，而是指情状、事实、本质。在《论语》《左传》的等典籍中，情的含义中包含了“真”，如“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左传》），“情，实也；情伪犹今言真伪”（《春秋左传注》）等。情由最初的含义“真”，发展为情感、情绪的含义，所以书信的情感属性，也是进一步表达真相，抒发创作者内心情怀的重要桥梁。电影中加入书信等于在虚构故事中注入内在的真实，表达着人物不便言语的欲望或理想，构建出一个促人联想的“特许”叙事空间。
书信中有一类是情感表达最为激烈的，往往用在戏剧高潮的尾声，比如《恋爱与义务》《丽人行》《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中主人公留下的绝命书（见图11）。镜头会特别将其中的关键语句强调出来，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图11.《丽人行》中的绝命信、《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绝命书
《一江春水向东流》是个伦理故事：男主人公张忠良在战乱时与家里失去了联系，因生活所迫投靠了交际花王丽珍，战后成了接收大员，最终为了富贵名利抛妻弃子；他的同胞兄弟张忠民则成了一名战士，在写给母亲的家信中详细描述了艰苦而充实的战斗生活。银幕分割为两半，将信中文字和战斗画面并列在一起，用书信褒扬了在战争中的另一种人生选择和价值观，带给观众以希望。张忠良之妻素芬的绝命书也与这封家信有所呼应。她告诫自己的孩子抗生，长大“要学叔叔的为人处世”，此刻的书信成为道德教科书。
儒家将声音分为声、音、乐三个层次。声的层次是“情动于中，故形于声”（《礼记·乐记》），声音是因为人从内心被打动，于是声自然就发出了。“声成文，谓之音。”（《礼记·乐记》）“文”是指文采或形式，“声”一旦有了美的形式和规律，有了审美价值，就可以成为“音”，接近今天我们所理解的音乐的含义。什么才是“乐”呢？——“德音谓之乐”（《礼记·乐记》），能够表达道德的“音”才是“乐”。“乐”肯定是思想健康、端正，引人向善的音乐。“礼乐皆得，谓之有德。”“乐者，德之华也。”（《礼记·乐记》）“乐者所以象德也，礼者所以缀淫也。”（《礼记·乐记》）（14）儒家认为，从一个国家的“音”和“乐”，就可以判断社会风气如何，就可知这个国家的为政者有没有得失，也可指人民的品德素质的高低。孔子提出过“无声之乐”（《礼记·孔子闲居》），声音的更高境界可以突破形式的限制，在“无声”中体会到音乐德性精神的实在。中国电影中对“信”频繁表达，无论有声或无声，皆为礼乐文化无处不在的陶染所致。
对于书信来说，无论将其声音化还是图像化，都源于中国人的文字崇拜，来自礼乐文明的政教传统。在我们的文化中，文字本质上是严肃的东西。在电影中，作为情节连缀的书信特写构成了故事“可信”的骨架，是影片价值观的载体，透露着关于人物思想感情的真相。
结语
书信在中国电影出现的频率较之西方电影要多得多，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特殊现象。书信轻薄，却能承载叙事与美学等重要功能，也可以救过补阙、画龙点睛。很多优秀的中国导演都不会忽视这一看似不大的道具。在寸纸之间，早期电影人已将传统文化的深层血脉嵌入到中国现代化的经验之中，形成了颇具民族特色的视听语言范式。“尺素入影”堪称中国电影美学实践中一个比较显著的文化表征。
作为一种经济且巧妙的叙事策略，书信通过文字的内容和形式，熔“情”“理”于一炉，唤起观众对特定主体的认同感。它取自日常，同时又根植于悠远的历史深处，无形中为故事延宕出意味深长的意蕴，释放着超越于故事表层的更加深刻的文化感召力。
参考文献：
（1）书信别称，有“书问”“书邮”“书呈”“书筒”“书子”“大书”“信函”“函书”“书函”“信简”“书简”“简书”“简牍”“简札”“简贴”“书牍”“竿牍”“函牍”“信札”“函札”“书札”“片札”“手札”“柬帖”“函柬”“函束”“书翰”“札翰”“筒翰”“翰扎”“素书”“札字”“手翰”“手启”“手柬”“手笔”“手记”“手帖”“手简”“手毕”“尺牍”“尺墨”“尺素”“尺书”“雁足”“雁帛”“双鲤”“双鱼”“家书”“家禀”“家问”“家报”“乡书”“乡信”“锦字”“锦书”“锦文”“锦中书”“锦字书”“寸简”“寸笺”“寸纸”“寸楮”“寸札”“寸函”“八行”“八行书”“黄犬音”“青鸟书”“竹报平安”等。
（2）贾观豹《电影小评》，《民新特刊》1926年第 2期。
（3）“五常”：仁、义、礼、智、信，是指“人”作为社会中的独立个体，为了自身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应该拥有的五种最基本的品格和德行。
（4）释义：说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坚持到底，不问是非地固执己见，那是小人啊！
（5）释义：狂妄而不正直，无知而不谨慎，无能蠢笨而不守信，我真不知道怎么有人会这个样子。
（6）“思孟学派”，“子思学派”和“孟子学派”的通称，因二者思想上具有某种一致性，所以人们往往将其联系在一起。“思孟学派”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地位显赫，至少从宋代起，它已被看作是得孔子真传，居儒学大宗。
（7）1896年 3月 20日，清朝光绪皇帝正式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中国近代邮政由此诞生。
（8）李锐《我们的可能——写作与“本土中国”断想三则》，贺雄飞主编《守望灵魂》，北京：中华工商联出版社 2000年版，第 259页。
（9）释义：书信可以容纳无限事理，吐露充沛的感情。
（10）参见李镇《进退维谷 悲喜交集——1925年“鸳鸯蝴蝶派”电影〈风雨之夜〉的历史与解读》，《当代电影》2018年第 11期。
（11）民国初年，儒家的修身读经课程在初级教育中被取消。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在初级学校中恢复儒学课程，大力提倡尊孔读经，举行尊孔祭天的活动。五四运动之后，“孔家店”被打倒，社会价值处于真空时期。1923年，修身课程被再次废弃，取而代之的是“公民学”和“卫生学”，“读经”也被取消了，白话文取代初中级学校的文言文。
（12）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年版，第 477页。
（13）赵宪章《论民间书信及其对话艺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 4期。
（14）释义：乐是内心德行的体现，礼的作用是防止行为出格。
编辑：陈昊、张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