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双循环到需求侧改革的三个重要逻辑关联
一、国际大循环动能的全面下降。双循环和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些政策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其背景：国际大循环的动能正全面下降。因此，要想使国内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必须要把内需扩大，即将需求扩大。
二、供给侧改革已创造基础，需要需求侧改革配合。以往中国已经进行了很多供给侧的改革，已经在供给创造需求上打下一定基础。但是单纯从供给侧进行改革是远不够的。因为国民经济畅通循环需要供给和需求两侧配合，同时还需要整个生产体系的分步调整。因此，以供给侧为主线，需要需求侧进行配合。
三、需求侧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如，中国内需的潜能难以发挥，国内这一超大市场难以全面进入到新发展阶段。因此，中国不仅需要短期需求管理政策的调整，更需要我们从制度环节进行一些深层次改革，在机制体制环节对一些扭曲问题进行全面更正，同时还要在收入政策、就业政策、区域政策方面进行调整来配合我们的内需扩大，来共同解决这些深层次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一揽子政策。
制约当前发展的三大堵点
堵点之一在于科技创新。该堵点主要表现在一些核心技术、关键技术难以突破的瓶颈，缺乏基础性研发的科技创新能力。
堵点之二在于产业链、供应链的劣势。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目前处于很低端的阶段，同时还存在着一些“卡脖子”的问题。在这种大国博弈之间存在一些很难保证我们的供应链和价值链畅通的问题。
堵点之三在于行政干预过多。中国部分地区营商环境还没有很好地改善，政府的行政性干预还过多，有为有效的政府、法治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还没有完全构建好，导致市场的循环还存在诸多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也还存在着一些协调的问题，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问题。这些都是痛点、断点、堵点。
提高消费率不必照搬发达国家
目前消费不足的问题仍然存在。中国整体的物价水平在下降、产能过剩的问题依旧存在，所以这表明我们短期的消费不足的问题是存在的。民众的美好生活没有得到很好满足。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能不能满足的问题（供给侧），一方面是消费的意愿不足。因此，一些中长期的消费深层次的严重扭曲依然存在。
中国的消费率过低主要和储蓄率较高有关系。中国目前处于赶超型经济体的状态。一个国家要实现赶超，必须要进行资本积累，因此我国储蓄率较高是必然的。因此，我们大可不必以发达国家的消费率作为我们的参照系。
现实需要要求消费率有所提升。国民经济的畅通循环和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必然要求消费率有所提升，这是最为关键的。目前过低的消费率在当下的新阶段可能会导致中国国民经济的动态平衡难以持续。
因此，未来，第一，要提高消费率；第二，要提升消费质量。实际上，欧美国家对中国储蓄率很高的这个现象比较羡慕。因为它们的储蓄率不高，导致投资率上不来，这样资本形成速度大打折扣，增长的潜能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提升。
我们不能简单地看中国储蓄率过高、投资率偏高的问题，而是要从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它的动态平衡角度来判断。
消费潜力没有发挥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过低。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很严重。
对于消费提升，第一，要通过构建社会安全网和完善公共服务来提高居民消费在GDP中的占比。第二，要使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有所提升，从而提高宏观的边际消费倾向。
在动态发展过程中，消费升级也很重要。消费升级实际上与供给端有密切的关联。随着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进步，我们的一些消费会被创造出来。
今年就业压力将增大，投资新基建面临一些模式化的问题
2021年的经济增长可能集中在一些高科技、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因此，经济增长不可能简单地带来过高的就业。
2021年就业需求量庞大。第一，大学生的就业将超过900万，相比2020年提升接近40万的水平；第二，2020年保就业的一些政策实际上使一些就业将延迟到2021年；第三，中国一些超常规的保就业的举措在未来会逐步退出。这个退出的过程可能使一些潜在的就业问题会浮现出来。
以上三点导致中国2021年就业市场供需之间的关系失衡，即就业供给比较大，而经济增长产生的就业需求并不是同步的。因此，中国2021年的就业压力会比较大。
新基建是超前的布局，是迎接数字经济、未来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布局。因此，新基建不仅立足于扩大当前内需，同时也为未来新动能的构建打下基础。因此，新基建是一个中短期相结合的举措。
但是同时，新基建也面临着实施模式上的一些问题。因为，新基建与旧基建有一些本质差别。所以发展新基建过程中我们要防止新基建中出现铺的摊子过大、经营主体过度政府化、管控模式传统化等几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