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拖拉，被《Hi艺术》踢出双/三年展的讨论话题；因为双年展牵涉的既有周期性问题，还涉及到了美术馆、城市以及更底层的展览在此时此地的形态和作用——也就是“为什么做、怎么做展览？”。又因为拖拉复拖拉，我在完稿前不敢看此前诸位的高见，仍旧循着旧思路臆想——臆想，是从《Hi艺术》发来的一大段问题中引来的，也是觉得我们对双/三年展本身一直有不当臆想，理想和现实、实践不匹配。
双/三年展不是什么标准，是否具有内在的类型性也很难说，不同“类型”展览之间所采用的技术手段、路径方法的不同并不能构成系统性差异，展览中所表现出的强烈地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意识有很大的随意性，在展览之外的形态意涵很有些趋同（逢迎）。
前几年杭州某大博物馆在临近开幕时，馆长脑袋一拍觉得“双年展”很牛X，就把本没有计划的展览加了个“双年展”的名号，前后展出三天——照这个逻辑，单身男士去买个老婆饼就应该能解决老婆的问题。所以，你可以是双/三年展、我可以是双/三年展，大家都可以是双/三年展，那到底“谁”才是双/三年展？
一般而言，清晰的定位和持续性会共同构成双/三年展的辨识度，展览的官方“宣言”与学术定位直接挂钩，“宣言”的表述也能基本能反映出主办方思路是否清晰、是否在同行或相应区域的展览活动中有辨识度。辨识度和价值都要回到一届届展览建立起的长效生产机制中去判断，不能只看新闻通稿和媒体软文，出水才见两脚泥。
关于双/三年展的数量问题，我觉得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尤其是对中国绝大部分二线及以下的荒凉地来说，双年展是一个近距离接触展览及相关技术问题的端口，之后才是观念与问题的差异化。
展览的机制和体制，没什么可讨论的，或者不可讨论，就只能从“人”身上下手。双/三年展从来就不是，也不应该是资源勾兑的平台，说起来都是引领世界、泽被后世的大善事。但是我们看展览的人员组织机构，是“谁”的双/三年展一目了然。现在特别让人担忧的是疫情后的资源内卷，策展人、艺术家都差不多，连展览名字都一样。难免有些不明真相的艺术家觉得还不如各级美展，技术门槛相对明确，也不浪费太多纳税人的钱。技不如人，就不能不道德地让社会环境、经济条件背锅。这样展览中的艺术家也没法认真，就是走穴，假讨论不如不讨论。双/三年展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可以讨论世界问题，也可以助力城市推广，更可以服务社区，也没人保证永不翻船，但出来做总是要讲究点儿，大家都认字，就不要搞文字游戏啦！
收到《Hi艺术》派发任务的第二天，我在广州Z老师的车上，听到H老师谈到“策展理想”一词时，脑海中闪现出马克斯·韦伯的身影，陷入无限伟大的臆想之中，一时忘了问H老师的“策展理想”是什么“理想”？虽然他的忧郁让我有那么一秒钟的感动，但我依然对“策展”的理想化保持怀疑。写作等私人化工作的空间逐渐被压缩，但策展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儿去，它受到由社会价值观、群体意志外化的社会实践的限制更多。假如有一种叫做“策展”的“理想”，那它究竟是以“策展”活动为理想，还是以“策展”为方法来实现某种理想呢？如果是前者，理想的策展就要做策展的专业边界划定，那是不是要在学科目录里做个三级学科什么的；如果是后者，那要实现的是什么或谁的理想？
阳后一想问题就头疼，而科学研究表明：新冠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容易胡思乱想，影响睡眠进而把身体掏空。所以，我想换一个弯道超车的思路，将双/三年展这种洋玩意儿进行在地化转换，放弃有害健康的“理想”，放弃各种叠床架屋的“观念”绑架，探索“制度创新”之路。建立以目标为导向的KPI考核机制，远离损己未必不利人的神经性思考，用双手回应观众对“艺术”的超越性期待，或许让那些以话术投机分子无处遁形。同志们完全不用担心“理论支撑”问题，那些炒得稀烂的名词、自娱自乐的二线（城市）双年展都能被赋予许多高大的“性”，公厕小广告越来越少，吹鼓手却依然敞开供应。
所以，策展可以有理想，但别太多，多了伤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