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抢人大战”，在石家庄又有新突破。不设置任何门槛和条件，只要有落户意愿，拿着身份证和户口簿，就可以到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作为河北省会城市，石家庄“户改”对全国各类城市确实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石家庄模式”是否可以持续或复制，还有待观察；不过我们确实需要重新审视一直以来影响城市发展的人才观。
移民创造繁荣，管理者“唯学历论”
从国际经验看，移民城市大多是发展最快的城市，因为移民是最富有活力的人群。在中国，人口流入城市或外来人口比重大的城市，无一例外，都是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城市。不管这些外来人口给城市公共服务带来多大负担，也不管他们原居地在哪里，受教育水平如何，他们的生活习惯和城市文明是否适应，对城市形象带来多少不利影响——他们对城市建设及各类产业和行业带来的活力，以及创造的价值，都是显而易见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外来人口大量进入城市，曾经带来一系列所谓城市病。很多城里人他们其视为洪水猛兽，认为他们破坏了城市形象，带来了治安管理的麻烦，甚至影响到了城市的公共服务的供给。每到春运期间，各类媒体都在大喊“狼来了”。可如果任何一个城市敢于彻底清除外来人口，我想这个城市一定会瘫痪，这不是危言耸听。
如何认识外来人口？确实是许多城市管理者没有认识清楚的问题。囿于传统观念所限，他们的认识只限制在一个所谓“人才”认定范畴内。之前发生的城市“抢人大战”，从设立门槛到降低门槛，大多是围绕着学历认定，例如从博士到大学本科。即使是工人，也一定要有技师的名号等等。殊不知，学历固然重要，现实却并非如此。城市人口供给并不完全取决于学历，市场决定了城市对各类人口的需求。
香港落户政策的启示
我曾经到香港专门询问过如何获得当地长期居留证。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一个人在香港的就业时间连续超过7年，就可以取得香港长期居留的资格。为什么香港只认定工作年限而不考虑学历呢？因为他们看重的是就业岗位。一是就业岗位有长期需求；二是就业岗位没有学历和非学历区分；三是就业年限长，代表就业单位对工作能力的认可。
反观内陆城市，对就业岗位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我们从来没认真考虑过一个城市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就业，毕竟对政府来说，这好像不是他们应该考虑的事情。他们对城市发展的概念，大多停留在GDP增长，高端创新和国际化概念之中，往往忽视了一个最基本需求，城市产业和市民需求。
对产业来说，城市当然需要科技研发和企业创新人才，有了这些还需要劳动者，可能这就是对于政府来说最无奈的事情。工业需要最多的是蓝领工人，也就是我们看到的打工者。所以我们在起草有关文件的时候，提出当前农民工是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
服务业有研发和创新，但对于城市来说，最基本的服务业，离不开无需学历支撑的各种简单就业，例如保安、快递、宾馆和餐馆服务员、家政服务人员、单位的清洁工等等，这些人构成城市人口结构的主体部分，而且是绝对的城市必需的就业人员。如果离开他们，城市的瘫痪在所难免。
宽容外来人口，提高服务业水平
我注意到，珠三角和长三角大量城市从来不清理人口，在外来人口管理上，经常处于“模糊”状态。
这些城市没把更多公共服务给予外来人口，但对于他们按照市场方式解决自己的教育医疗问题，也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如果采取控制和清理人口的城市政策，或者高压关闭民办服务性机构，这些城市的产业将会无法生存，因为企业将成为劳动力的无源之水，所谓GDP也将是一句空谈。
从服务业就业质量的提高方面，看外来人口的作用，更能说明问题。
长期以来，我们经常诟病各种服务人员短缺，服务质量下降。典型案例有五星级酒店清洁卫生的脏乱差，各种幼儿园的服务质量低下等等。这些外来人口如果没有在城市长期就业的预期，本着干几年赚点儿钱就走的想法，服务质量怎么会提高？
中国在城里打工的人有2.26亿，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就业岗位建立在终生和长期预期的基础上，他们一定会善待自己的岗位和工种，会提高自己的就业能力及水平，所谓工匠精神就会进一步普及。有了工匠精神，提升产业的竞争力，改善城市的服务业供给水平和提升质量，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外来人口让大城市“推迟变老”
从另一个角度谈外来人口，他们的作用相当于新鲜血液，给城市注入活力。据统计，上海和北京户籍人口的老龄化率分别为26%和19%。由于外来人口因素，常住人口的老龄化率下降到19%和16%。
其实我看到的并不仅仅是这一点，我更关注的是这些外来人口的二代和三代。上世纪初的老上海，也是外来人口集中的城市，大量外来人口拥到上海，从事最低端的行业。我们看到的是城市贫困现象极为严重。但目前上海人的主体，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这些当年打工者的后代。他们接受了城市文明熏陶之后，承接父辈和祖辈闯荡江湖的基因，他们才有可能会成为最富有活力的上海新生代城市居民。
那时候的新生代现在已经成为中生代，可是未来的新生代产生在哪里？还是要看外来人口的活力，看我们如何公平的对待他们。如何把他们当做城市人才和新鲜血液。
只有提高了这种认识，我们的城市政策才有可能避免所谓“人才”认识误区，才有可能在引进人才过程中，具有更为开放的思维，才能把公共服务供给的“好钢花在刀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