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委员会宣布将200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他的颁奖词是，因为其在贸易模式上所做的分析工作和对经济活动的定位。
博士毕业后就去大学任教的克鲁格曼，不久也取得了终身教职。并得到华盛顿的赏识。然而，克鲁格曼在经济学上有着自己的追求,他说：“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然而，由于性格强势，克鲁格曼在华盛顿短暂的就职不久就重新回到经济学研究领域。克鲁格曼擅长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严肃的经济学问题。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
离开华盛顿之后，1987年，克鲁格曼开始重新恢复了创造力，他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这些文章获得的好评打消了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怀疑，他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1992年的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启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然而，在亚洲让克鲁格曼出尽风头的是：1996年他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风暴使全世界面临经济全面衰退的危机，但对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来说，这场灾难却使他的学术名望达到了巅峰。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已经断言：克鲁格曼三年内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克鲁格曼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第四版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关于亚洲经济的研究也是克鲁格曼关注领域。1994年，在亚洲经济一片看好声中，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语出惊人，他在权威学术杂志《外交事务》双月刊上发表专文，批评亚洲模式侧重于数量扩张，轻技术创新，所谓的“亚洲奇迹”是 “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因为仅靠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高速发展的繁荣时期，就已潜伏着深刻的危机，迟早要进入大规模调整。在亚洲经济玫瑰满途的日子，克鲁格曼教授的论断犹如乐章中的不和谐音，尖锐刺耳，举世为之哗然。3年后的金融风暴印证了他的独具慧眼，也奠定了他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克鲁格曼教授以其先知先觉的预见性而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那时年仅45岁、名声如日中天的经济学家开口说话的时候，似乎“风雨飘摇”中的世界都会凝神倾听他的声音。作为才华横溢的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克鲁格曼教授善于将复杂沉闷的经济课题，用深入浅出、风趣犀利的文字向公众表达。他能从不同的角度，把握问题的本质所在，超越传统理论的迷思，使学生深刻理解现实的经济问题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对当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克鲁格曼曾经有过预见性的分析。在2006年2月13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专栏中，他指出，从进口与出口规模的简单比较就可以发现，美国人花费的比他们挣的要多57%。有时，大量借入外债是有意义的。在19世纪，美国从欧洲借了很多钱，用于修建铁路和其他工业基础设施。那一次借债支持的投资增长使得美国更强大，而不是更衰弱。但最近以来美国的外债主要不是用来推动投资，考虑到经济的规模，商业投资的水平处于历史低位；更多借来的钱被用来修建房屋，购买消费品，并且为联邦预算赤字融资。克鲁格曼肯定地认为，这样的消费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或早或晚，美国的贸易赤字将不得不下降，住房繁荣将会终结，美国的消费者和美国政府将不得不回归到经济的基本面。他还指出，由于太多的经济参与者有着不切实际的预期，美国未来将面临的调整不大可能是“软着落”，而是一种“崩盘式”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