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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秋和小夏
我的朋友老胡组了个局，邀请了十几个新朋老友在他家附近的绿地烧烤。顺道把我隆重吹捧了下，说我讲得了段子，写得了文章，会炸油条，能刀削面，能吃能道。结果那一个下午，无论中式烤串，还是澳洲烤肠，估计得有一半都被我吃了，朋友们都还怕我没吃饱。
一起聚会的瑞秋和小夏结婚不久，双双三十。瑞秋在做建筑工程方面的工作，小夏是律师。两位年轻人礼貌，安静，看得出受过很好的家庭和专业教育。她俩都是二代移民，中文还算流利，但时不时的会需要几句英文来把意思表达精准。
瑞秋和小夏是标准的别人家的孩子，两人都是出生在澳洲，从小父母都严加管教，学业优异，一路精英，都是悉尼大学毕业，我都羡慕不已。她俩连连摆手，说，不都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我很好奇，想听他们的故事。
小夏是律师，他说收入不错，但不是人们想像中金领们那般光鲜。并非你学了法律，注册了律师，人们就会找你，你就会有业务，小夏说在澳洲，医生，律师更像是个体户，需要很多年的历练，才能够积累你的客户，口碑，没有这些，没有人给你工资。
对他而言，考大学读法律，要求很高，很辛苦，这些都可以通过努力得到。最困难却几乎无法克服的是行业内无形的隔离。你很难用“种族歧视”“职场天花板”等等来界定，但从他自己的感受来讲，在律师这个行业，华人再努力都无法进入主流。很现实的例子是，很多官司，案例（他用英文讲的这段，可能翻译不完全到位），小夏完全可以成功完成，但本地客户并不会选择华人作为他们的代理，这像一堵无形的墙，不但存在，而且似乎越垒越高。
于是，他更多的客户来自自己同胞，亚裔圈子，并非刻意，实属不得已而为。
瑞秋大学毕业后，用了近四年才找到自己的专业工作。她有着非常完美的学业成绩，有着很漂亮的各种奖项，但依然不足以得到一份对口的工作。后来她反思，她最大的弱势其实是除了这份学历，她没有拿得出手的工作经历。而这一点，连她自己现在都认为，非常非常的重要。
她俩告诉我，她们都非常感恩父母把她们养育在澳洲，也常常听父母以及周围的朋友倾诉第一代移民的苦与累，她说，相比一代移民，二代移民受到的挑战其实更大。
“
一代移民在心理上已经把期望值放得很低，他们主动或者被动愿意接受几乎任何结果。而二代移民看似从小享受着澳洲的一切美好，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你不得不面对的身份认同，文化纠葛和若隐若现的种族区分。一代移民尚有退路，大不了可以解甲归田。而对二代移民而言，祖国是回不去的归途。
”
我从瑞秋和小夏眼里看出了真诚，也读出了些许无奈。
清洁阿木
阿木是我在药店工作时认识的，清爽帅气，有神似吴彦祖的面部线条和棱角。一周阿木来店里三天搞清洁，基本都是下午三点左右来，店里的澳洲姑娘Adeleide 原本两点半就该下班，每次都要磨蹭到三点和阿木打个情骂个俏，然后笑着离开，银铃般的笑声能荡漾很久。谁都看得出姑娘喜欢阿木了，可谁也不愿意点破。
店里的药剂师让我问问阿木，我们就此认识。
阿木说他也挺喜欢Adeleide，从第一次见到她。他也期待见到她，这就是为何他无论多忙都要亲自来店里赶到三点前搞清洁。可是后来考量了后觉得还是不合适，自己只有个TAFE certificate III的学历，还只是个清洁工，觉得配不上Adeleide. 他也咨询过父母，爸妈也觉得不靠谱，老外女孩可能就是玩玩，别太当真。
后来，我介绍阿木去我朋友的公司做清洁，慢慢就成了朋友。
阿木十六岁随父母移民澳洲，读完高中，没有考大学，他说，原因是他的英文跟不上，就去TAFE读了好几个Certificate, 学过做咖啡，做过美容美发，学过水管工，自己开过中餐馆，直到三年前决定自己开个清洁公司，做清洁才算稳定下来。他说，生活很不容易，自己一路走来扛着压力不说，和父母尤其是父亲的关系也一直很僵，因为在父亲眼里，无论他做什么，没有考上过大学始终让父亲觉得没有未来，甚至有失脸面。直到胡玲的出现，他才第一次有了心灵的港湾。胡玲和她有非常类似的经历，偶然的机会相识，两个人在回家的站台上互诉衷肠，泪流满面，然后私定终身。
阿木说，他一点都不恨自己的父母，是澳洲让他学会自立。但他一点都不感激父母常说的“当初移民就是为了你，我们放弃了国内的一切。”阿木说，作为孩子，其实没有选择，别说澳洲，当初就是父母带我去了非洲我也只能认命。
“
阿木说这么多年，他见了很多人，遇见过很多事，受过白眼，冷落和歧视，他觉得澳洲这个国家尽管文化多元，但中国人要被平等对待的路还很长，他比谁都希望中国强大，只有祖国强大了，中国人才会从根本上被尊重。阿木说，你看看日本人，在澳洲被歧视的就要少很多，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这个国家足够强大。
”
卑微的杨哥
杨哥有二个孩子，女儿是老大，现在大二，老二男孩，现在十二年级。和杨哥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儿子几乎不说话，全程无笑容。杨哥像个话唠，像祥林嫂一般给我讲他如何变得卑微。
杨哥，杨嫂是最早一批码农，很早就出国了，先去了新加坡，后来辗转定居澳洲。做IT的在澳洲薪资很好，所以十几年前杨哥就在悉尼东区买了临海的别墅。又育有一儿一女，生活煞是美好。
杨哥说年轻的时候他脾气暴躁，但现在两个孩子把他磨的没有脾气。先是语言，两个孩子的中文到现在都处于幼儿园水平，所以很无奈一家人现在都是讲英文而不是中文。
再者是两个孩子的教育，他想的美好，但真正去做，太难。女儿小的时候乖巧可爱，谁曾想十年级后变得非常叛逆，经常抱怨自己为何不是白人？为何自己要承受不公？后来自说自话去了UNSW和上海一高校合作办学的大学读书，从此天各一方，很少联络。
儿子八年级前酷爱网球和足球，曾经是连续三年Mosman俱乐部的最佳射手，但八年级后放弃了所有的运动，沉迷电游，他告诉杨哥：“游戏是唯一能让我感觉到快乐的事情。”
杨哥说，他和杨嫂离开中国二十几年了，他很是欣赏国外孩子呈现出的自信和轻松，他们用了二十多年来学习和改变，他自己都觉得自己变得非常的卑微，他不去评判孩子，尽最大可能鼓励孩子，遵从孩子意愿，极少发脾气，但结果看起来还是很差强人意。他觉得很无助，让他更无力的是咱们的这种家庭氛围及影响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下面至少两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