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大会经投票表决，决定易纲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从任职16年的周小川手中接过经济发展的“接力棒”。
资料显示，1958年出生的易纲是北京人、经济学博士。在获得提名后，他将成为继周小川之后的又一位具有博士头衔的央行行长。
现年60岁的易纲是一位“老央行”。若是从1997年他开始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算起，他跟央行“打交道”已超过20年。
逾20年里，易纲担任过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拥有丰富的央行系统的管理经验。2016年3月开始，他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谈起易纲，各媒体更爱使用称呼不是“央行行长”，而是“易先生”。
有记者在两会上遇到易先生，表明省份想采访，那时央行一把手的结果还未公布，易先生也不方便多说，但仍温文尔雅的婉拒，没有任何不耐烦的神色，记者回来交口称赞。
易先生自述：忆1977年参加高考
我是北京第162中学毕业的，这个学校现在已经没有了。
高中毕业后，我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尾巴。上高三时学校组织我们学生干部去考察将来插队的地点，有三个选择：陕北延安地区，北京延庆县，北京顺义县。我对插队并不陌生，我的几个姐姐要么去了东北兵团，要么去陕北插队，上高中时我曾写过插队题材的小说。
因为在中学是学生干部，插队时自然是知青队长。我们162中那年高三毕业有三个班，去插队的大约有100人，正好男生女生各一半。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北京市顺义县高丽营公社西王路大队。
我插队时干了一件事，险些影响我后来是否参加高考的决定。当时生产队给我们知青定的工分比较低，大约干一天是6分或6.5分，壮男劳力的工分为10分。作为知青队长，我应同学们的要求，向队里提出要提高工分，队里不同意。同学们闹罢工，为此有五六个同学受到严厉批评。我一直认为自己对此事有责任，想留下来和同学们一起承担责任，所以高考我迟迟没有报名。
我是直到最后才报名高考，本想考理科数学系，后来觉得时间太紧，没有时间复习物理和化学了，所以选择了报考文科。我的第一选择是政法(后来的法律系)，因为听说需要政审，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就改报经济学了。至于第一志愿报北京大学，纯属撞大运，根本没有期望北大会录取我。
北京那年的高考是1977年12月10日-11日。高考是两整天，一共考四门：政治、语文、数学和史地。我是在顺义报的名，考场在张喜庄公社，距离我插队的地方大约十华里。我们村100个知青中有十来个人报考。高考前夕我已不干知青队长了，我是知青伙房的管理员。
记得高考第一天早晨4点，我到伙房和大师傅一起做饭。早饭是馒头、咸菜和粥；还给大家准备了要带的午饭糖三角。吃过早饭后，大约早上6：30，我们十来个同学一起步行到张喜庄，天气非常冷，十里路要走一个多小时，我们赶到张喜庄中学考场时，天还没有大亮。
四门课考下来后，我感觉良好，只是对语文考试没有把握。语文考试的大头是一篇作文，题目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当时想，1977年这一年我插队，没啥好写的。于是我就写了1976年，从周总理逝世、唐山大地震，到毛主席去世，再到粉碎四人帮。考完之后一问，权威人士说：“你跑题了，题目中的这一年指的是今年(1977)”。
这年我19岁。邓小平先生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
别人眼里“秀气”的官员
正如那位记者感受的，易先生充满温文尔雅的书卷气，没有官气。
1997年，易纲离开参与创办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由一介书生转入仕途，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此后，又先后出任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司长、央行行长助理等职。直到2007年12月，升任央行副行长，开始主管货币政策。“可以说，10年间，他不仅参与并影响了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从学者成功转变为官员。”在北京的媒体圈内，记者们对易纲的评价颇为直接。“看起来有些秀气，不像个官员，当上副行长之后仍然没有官气。”
“在央行工作的人都知道，易纲副行长从不对属下发火，即便有错误，也会十分巧妙地给对方点出，并且，不会伤害到对方的自尊心。”一位在央行工作的官员这么说，由于央行官员不经意的表态都会对市场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易纲轻易不愿开口。
该官员还称，“易纲副行长喜欢看研究报告，对数字非常敏感。”
央行系统内的第一位海归
据公开资料显示，1976年，刚刚18岁的易纲在北京顺义县插队，在当时，每年要种多少亩小麦、玉米、豌豆都要由政府统一计划。当地的农民发现种豌豆要比种玉米的产量要高，于是便私自多种了几亩。不料，被领导发现以后，豆苗被拔掉。对此，易纲说，“这是典型的政府决定。”央行官员说，易纲对于自由市场理论比较认同，反对一些比较死板的套路。这一思想也反映在他对货币政策的执行上。易纲就曾在一个论坛上表示，“货币政策必须按市场规律因势利导”。1980年，易纲被北京大学选派到美国留学，1992年获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并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年回国后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随后，伴随着徐滇庆、朱民、汤敏、左小蕾、许小年、梁能、王辉耀等人的激情加入，“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精英会”。回国后的易纲带着将国外经济管理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想，开始了探求中国经济改革的路径。那一年，中国经济正处于金融秩序、流通秩序的无序状态。作为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77级同班同学，北京大学原副校长的海闻对媒体提及那段往事时仍然激动不已。“很简单，就为了一个理想。”事实上，海闻、林毅夫、易纲早在留美期间就将探求中国经济改革路径定为三人的“君子之盟”。1994年，当他们陆续回到北大后，便拉上了刚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张维迎联手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学家徐滇庆曾谈到：“1994年1月4日，美国经济学年会在波士顿举行。我在饭店走廊上遇见林毅夫。好几年没见了，格外亲热，邀他来我的房间坐坐。当时张维迎刚从英国来，和我住在一起。他考察了北美经济学就业市场之后大发感慨。林毅夫趁热打铁，我们为什么不回到中国去创建一个独立的经济学研究中心？就在这个时候，易纲推门进来。他听到这个建议之后，立即建议说，最好把这个中心建到北京大学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兴高采烈、高谈阔论，直到深夜。”
易纲不仅对金融领域非常了解，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也非常关注。早在1998年，他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一文中就详细解释了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他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比速度更为重要。
2003年，在他撰写的《中国货币化进程》一书中写道：“我对居民楼一年到头总有人在搞装修深恶痛绝，对市政建设规划不精细、拉链路的频频出现无可奈何，对长官意志造成的马路人行道地砖的反复更换，路旁树木不断更新感到啼笑皆非。我对水资源的担心尤甚，曾经研究过节水马桶的设计和推广，曾因试验两次小便后冲水一次而受到家人批评。”
真假马克思主义
易先生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文革中他的家庭遭到了很大冲击。在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少年的易先生总想搞明白：什么是真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
这种炙热的思考一直带到国外，他还试图学习德文和俄文的语法，“理解原著是怎么写的”。
在一次接受提问时，有人问他怎么看国家资本主义。他说，他的理想是“小政府、大社会”，“对政府的权力有一个清楚的法律界定，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应当是非常有限的。”
在一次读书会上，他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分析了在长期愚昧，实行愚民政策，或者极端制度的国家是如何产生大革命的。”同年年底，老王邀请学者座谈，也向学者们推荐了这本书。
在他离开塞多布鲁克15年后，当年熟悉他的朋友说，再过几年，易先生也许会成为中国的格林斯潘。
综合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