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资产配置的展开，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和高净值人士开始纷纷布局海外市场。其中海外信托被高净值人士广泛使用，成为其进行财富保全和传承的重要方式之一。
那为什么海外信托、尤其是海外家族信托能够备受高净值人士青睐，它是万无一失的吗？
海外信托的一般结构
海外信托，顾名思义，是相对于国内信托而言的，是受到外国法律监管的信托。委托人通过信托公司，将其境内资产转移至信托公司控股的海外公司作为信托资产，并设计信托结构，指定受益人。信托关系成立后，信托公司按委托人意愿，日常运作及执行信托资产管理/处置/分配。
此外，可设监察人对信托公司进行监督；委托人可以指定本人或其他人士担任董事，负责海外控股公司的日常运作及执行重大决策；委托人可以指定本人或其他人士作为专业顾问，负责对信托资产的投资/处置。
海外信托拥有诸多优势
相比与国内信托，以海外家族信托为代表的海外信托历史发展更为悠久、且配套法律更加完善，期间针对信托财产的司法判例、民事信托法等都非常成熟。有以下显著优点：
财富隔离作用
信托资产一旦成立，就成为一笔独立运作的资产，它能规避债务关系风险，因为不会被抵债；它能规避法律诉讼纠纷风险，因为不会被查封冻结；它能规避情感风险，因为不会被分割。
就拿富豪们经常会面对的“天价离婚”来说，传媒大亨默多克大概是最为典型的例子之一。默多克在与第二任妻子安娜离婚时，支付了高达17亿的分手费并对遗产分割做出保证。但再度与邓文迪离婚时，邓文迪只获得了两三处房产，其子女也得不到家族公司的投票权。这其中的区别就在于默多克后来通过设立信托的方式成功隔离了自己的资产，并详尽约定了家族基金所持有股份的投票权和收益权继承规则。
传承规划作用
在家族信托的设计架构中，家族企业股权作为信托财产全部被锁定。作为个体，家庭成员是无法处置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股权的，只能作为受益人享有信托收益。这间接保证了家族企业股权的整体性和稳定性。
而且可以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对受益人的受益权进行框定：比如通过“禁止受益人转让、授予或者处理信托财产”的条款，或是依据父母对子女的期望设立拨放财产的条件，来避免“败家子”。
避税作用
大陆目前暂未推出遗产税和房产税，但是相关税制落地的呼声高涨，去年年底，中国社科院《经济蓝皮书》再次呼吁征收遗产税与房产税。一旦相关税制出台必定会影响高净值群体的财富传承。
毕竟有前车之鉴：曾经的台塑集团创始人王永庆去世时留下的600亿元遗产，家族最终是交了119亿元遗产税才将遗产分配尘埃落定。
而海外信托能够通过架构设计起到税务筹划作用，但缺少配套法律和信托架构的国内信托就很难做到。
高度的隐私保护
为了避免纷争及安全起见，比如非婚生子等可以避免与其他家庭成员对簿公堂，也不用将自己的生活曝光在媒体或社会大众面前，因此高净值人士通常不愿透露自己的信托计划。
海外允许信托公司不向任何机构、组织、个人披露信托财产；但在国内，如果司法需要，受托人必须配合公开相关信托计划，这一点更使财产保密功能大打折扣。
海外信托存在的风险
由于境外理财的风险因素更加复杂，故即使海外信托有诸多优势，也不能因此掩盖其中的风险：
成本高
海外信托资金规模起点较高、设立费用及后续每年的管理成本也很高。
此外，时间成本也很高，信托下的资产运营、管理、处置等行为往往需要受托人参与其中，相比个人持有资产来说，会增加部分操作流程和手续。例如：股权信托设立流程，因涉及企业重组，流程较为复杂。信托不是静态的，是动态管理的，需要定期（如每年）进行复核，特定情况发生时，还需要修订和补充。
汇率风险
信托设立在海外，由于人民币和外币之间的汇率波动，需投资者自行承担外币汇兑风险。汇率风险的控制失当可能使投资收益被侵蚀。
道德风险
信托以信任为基础，信托公司应忠实于委托人与受益人，如果信托公司利用信托财产谋取自己的私利，或有掩盖风险、抽逃资本金等不道德、不法行为，会给投资者带来直接损失。
管理风险
如果在实际的投资操作中，出现操作失误或者经营不利就会产生风险。有的公司一味地盲目追求高收益，风控措施又没有做好，那么就有可能造成实际收益低于成本。
法律风险
因为国外的法律与国内差别很大，政府法律政策的变化，有促使信托资产出现直接或间接的损失的可能性。且如果出现法律纠纷，跨境处理会给投资者带来很多麻烦。
政治风险
如果发生战争或政治动荡等不可抗力因素，可能会使信托资产遭遇损失。
远的有肯尼迪家族、洛克菲勒家族、梅隆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乔布斯；近的有李嘉诚、SOHO中国潘石屹和张欣夫妇、龙湖地产吴亚军，这些高净值人士的选择足以说明通过信托来实现财富保全和传承的可行性。
但海外信托并非绝对“安全港”与“隔离岛”，也有曾被判无效的案例。因此高净值人士在设立海外信托之前，还是要关注信托公司的品牌和实力，考察投研团队的能力和水平，熟悉架构特点，知晓相关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