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芳 啵儿 陆缘 春妮
北京买房故事 出品
图：向右活动查看村中景象
11月25日的搬离最后期限之后，新建村的人少多了。
这个靠近北京南六环的村庄命运，是从一周前的那场公寓大火开始改变的。很快，“离开”成为村里的主题。
离开原本不是什么新鲜事，新建村每年都会经历一场大规模别离——春节前，也就是冬天最冷的那段时间，平日里寄身在群租房、公寓里的外乡人，会三五成群地拖着行李离开，返乡过节。再如同候鸟一般，节后从各地涌来，重新融入在新建村棋盘一样又小又破的街巷里。
周而复始的，村子里总是这样，一次次在冬天空了，又在春天满了。当然，这次不太一样：旧的新建村正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消失，而那些冒着凛冽寒风离开的人，大多不会再回来。
他们来不及告别。11月26日，村里一片寂寥，到处是凌乱的垃圾和工厂废墟，空气里混杂着异臭、羊毛和尘土的味道，多数人家房门紧锁，主街两侧的商铺牌匾七零八落。偶尔还会有搬家的身影：有人把打包好的行李搬运上车，有人从胡同里抬出最后的家电。
寂寥之下藏着另一种热闹：
收废品的小哥骑着摩托在大街小巷吆喝，生意没前两天多了，但20块还是可以收到一个饮水机；记者、志愿者和做社调的大学生们拿着相机和笔，忙着记录下这个即将成为历史的地方——这个默默无闻的城中村第一次吸引了来自打工群体之外的关注；穿着橙色马甲的巡逻员和肩扛铁锹的保洁工串游在马路中间，一边张望一边在废墟里搜罗着可以捡回家的宝贝。
不过，这样的热闹应该也不会持续太久了。属于这个村庄的往日时光，跟曾经住在这里的人们一样，变成了一盘坠落的水珠，迸裂，四散开来。
搬离
已经是11月26日夜里8点多，王英还不想回家，她哆哆嗦嗦猫在自家车里，“别管怎样，车里还暖和一些，屋里太冷了。”大火之后，王英从新建村的聚兴公寓搬了出来。临时住所里没有电，没有暖气，零下5度的北京冬夜显得很难熬。此时，她的手机也快没电了。
刚到新建村的时候，王英卖过衣服，后来有了孩子，就专心带娃了。
她是一个感情细腻的人，最见不得孩子们惊恐的眼神，同时，这个来自河南乡下的女人也小心翼翼地对待外界的接触，在连续诉说自己的恐惧和无奈后，她又把微信语音都撤回了。“是不是说得有点多了？”她不安地问道。
搬家对她来说像是一场突然袭击。
大火第二天早上，她就问房东要搬吗？房东答：不知道呢。等她11点多回来，房东却匆忙告诉她，“快点搬，晚上8点之前都要搬走。”
王英赶紧给还在厂里上班的老公打电话。搬家时来了一群维持秩序的人。王英也想赶紧搬，村里那场大火让她心有余悸，不过，搬家也让她很心疼——两年前花2000多买的冰箱，60块钱就卖了。这就是村里此刻的行情，收废品的人游荡在村里，低价收入饮水机、洗衣机、冰箱，还有不少人到处转悠着翻捡垃圾，“有人在丢掉的衣服里捡到1000块钱”成为他们口口相传的新闻。
图 | 家具电器以最低廉的价格被收走
匆忙成为了搬离的主旋律。王英有点不舍自己的冰箱时，旁边收废品的人不太耐烦了，“你快点，人家那新洗衣机都咣当一锤咣当一锤的砸了。”
同样着急的还有房东，他的租户大多都在厂子里干活，情急之下，拿着手机的他竟然不知道该先通知谁。
王英和丈夫最终在一片乱哄哄和孩子的哭声中，把行李拉到了不远处的朋友家，算是暂时落了脚。但这样的安稳只有一夜，第二天，朋友家也得搬，他们又借住到一家厂子里，26日一整天，王英都猫在车里刷手机找房子。
跟王英不同，33岁的潘进最初并没有意识到那场大火会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他的住处离事发公寓只有500米，当晚，要不是手里有活没干完，加上听说现场戒严，他其实是想去看看“当大官的人到底长啥样”——他在朋友圈里听说村里起火起了人，还来了大官。
潘进是有好奇心的，4年前刚到北京，他第一件事就是爬长城，“比赣州的古城墙还是要牛”。这几年，服装厂生意还不错，他打算等4岁的女儿再大一点，就接到北京来，”让她见见世面。”
不过，如今这一切都不太确定了。“明天吧，明天我就回老家，等明年再做打算”，潘进擅长安慰自己，把这次回家当成提前放假，“损失重的还是那些工厂，我最多损失两三个月工资而已。”
事实上，这里很多人对“离开”保持一种冷静决绝的态度。在个体命运被时代洪流冲击改变时，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保持沉默——相比发牢骚，生存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穿着红色棉拖鞋，窝在一条临街长凳上看剧的张友爱就显得很淡定。不知道亲戚叫的搬家车什么时候到，她在这里打发时间。家里的网被断了，她好不容易找到有WIFI的地方，忙着缓存几集《将军在上》，但即使是中午1点的太阳下，空气里还是冒着寒意，她左手托着手机，右手夹在大腿中间取暖，每隔十分钟就得倒换一次。
她是做女装的，之前在广州呆过，五年前来北京，至今还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北口音。她喜欢住在城中村，“东西便宜，什么都有”。但现在她打算回老家了，“北京留不下的，早晚要走”。
向右滑动查看匆匆搬离的人们
而很多人没有搬太远。
周边十公里左右的村镇成为他们的落脚处。来北京18年的袁红在大兴魏善庄找到了一处院子，租金一年两万。不过，因为是连夜搬家，她现在还不知道新住的村子是什么样，只记得路很窄，“跑两辆车都费劲，条件也比新建村差多了。”
从地图上看，魏善庄处于南六环外，再往南走走，就是廊坊了。村子里没什么卖东西的，房东告诉袁红，买东西需要去镇子里“赶集”。
北京的确给了袁红更好的生活：如今儿子和女儿都在北京工作，她自己也在黄村有份相比之下比较体面的工作：卖保险。“魏善庄那边的房东自己还种白薯呢”，只有说到回老家时，这位爽朗的女人才会面露迷茫，她自言自语地说道：“我快40岁了，回家能做什么呢？”
留守
新建村里难得地保留着乡土人情。这里与国贸、中关村、西二旗都不一样，与土著们扎堆的老北京胡同也不一样，结伴而来的老乡、亲戚们在这里形成一张张关系网，事实上，这是大部分外地人最初来新建村的理由。
在老乡家厂子住了几天的王英，如今最能体会这份温情——借住的第六天，他们一起吃了顿丰盛的午餐，三素一荤，王英特别强调了其中“还有肉和馒头。”
在腾退中的新建村，吃饭是个大问题。饭馆和菜市场都没了。
在城里跑出租车的胡先生坚持用车拉回了米面和蔬菜，偷偷开火，屋外用木板搭建的小厨房上，还放着没有刷的碗筷。有人还会把煤气罐藏在洗手间里，但更多人放弃了执念，村头的李大爷已经吃了两天泡面。
如今留守在村里的多是土著，还有些钱没拿到手的打工者。38岁的杨宁昨天还在村里呆着，他还没收到房东退款和工厂工资。
图 | 皮包的主人曾在这里蹲守了3天
他是2007年来北京的，他原本在家种地，奥运会那句“北京欢迎你”让他充满希望，“最重要的是在老家找不到媳妇儿，还有就是想看看大城市的样子”。可惜十年过去，他还是光杆司令。
因为胡子拉碴，杨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他不好意思催老板太紧，“他们也不容易啊，这得损失多少啊”，这位山东汉子站在寒风中替老板发起了愁。
一些小工厂、小作坊的老板们也还在滞留。
图 | 如今空荡荡的厂房
见到朱顺时，他正双手插兜，静静站在店门口，对着街上的人来人往发呆——
他是做门窗生意的，有一万多块钱的材料不知如何处理，还有四五万欠款没来得及收回。在北京14年，他在前几年挣到了钱，除了养活一家七口，每年还能剩余万把块钱，这样的收入，比在家种地好多了。
但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今年到现在，朱顺只到手了1万多块钱。如今，他只想赶紧收回欠款、卖掉物料回家去——他本来想把物料当废品卖掉的，但等下定决心的时候，村里的废品回收站已经关门了。直接扔掉？他实在舍不得。
而那些欠款也不知何时能讨要回来。“给欠钱的人打电话，人都不接了”，他声音微微颤抖，又长长叹了口气。实在等不到，他也就只能回老家了。
往昔
失去外地人的新建村，被甩入了命运的漩涡。
头发花白的董华在2007年盖起了自家的楼房，在他的印象里，那是村里第一批楼房，在此之前，大家都住着大院子式的平房，庄稼地里种着白玉米，工厂很少，“只有老曹的纸箱厂”。
慢慢地，工厂多了，楼房起来了，外地租客也涌进来了。新建村变成了大兴出租车不太爱来的地方，“人杂、乱、马路特别窄，两辆车错开都费劲”，刚从新建村拉了一家东北人去北京站的刘师傅这样发着牢骚。
图 | 一处标着“回家了”的库房已经被废弃
但对于生活在其中的租客们，新建村的杂乱意味着世俗温暖。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快递员、送餐工、服装厂员工、建筑工人，他们贡献出了这座城市的繁华和便利，但那些毕竟不属于他们。
只有新建村才是真实的。
王英在新建村生活8年，在这里认识的人比在老家的还多，“这里的人都特别好”，这句话她说了三次。她喜欢这里的生活：
一出门就可以买到蔬菜、水果、干果和零食，大家彼此都认识，关系也不错，即使是嘴馋了，抓把干果吃也没关系。村里有很多吃麻辣烫、撸串的地方，夜里12点才关门，火灾发生前十天，她和朋友还去了村里的KTV唱歌，王女士把视频发到朋友圈并配上文字：“太吵了”。
如今，这些透着烟火气的吵闹终究是消散了。拆迁机器的轰鸣声、搬家的嘈杂声，大人的吵架和孩子的哭声，都一起笼罩着火灾过后的村子。
对于土著们来说，靠出租房屋赚钱的日子要成为历史了。董华有时候觉得自己还不如外地人，“人家可以回老家，我们去哪呢？”
图 | 留守的老人用小车从远处拉回一桶水
村里一些老人们还记得新建村过去的模样。
75岁的张敏英是61年前跟父母从昌平迁来的，一起来的是几个村子的人，村子也因此得名“新建村”。在村里生活一辈子，张敏英熟悉这里的一切，也知道哪里的房子最值钱。
比如主干道上的房子租金要贵些，一家店铺一年就能收入10万，而张敏英家由于在里街，四家商铺一年才收10万。如今，这四家商户已经全部撤离，门前只剩残缺的店牌，但老人仍能从北向南依次指出：烟酒茶行、饭馆、中国移动和足疗店。
图 | 曾经的超市被挖掘机弄弯了招牌
不过，发生在新建三村的腾退，对张敏英似乎影响不大——老人家里四世同堂，最小的重孙已经5岁。外头搬家的声响再大，她每天6点半起、10点睡觉的规律生活依旧雷打不动。只是，昨天她听说了有女人夜里抱着嗷嗷哭的2岁小孩出去找房子，觉得有点心寒，她最见不得孩子受苦。
前路
往日的生活痕迹正在迅猛地从新建村抹去。
“羽绒服60一件，低价甩卖了”，11月26日上午，新建三村村口，温州女人张淑萍正努力在大风中叫卖，她三轮车里的男士羽绒服只剩最后5件了；一家甘肃人从早上就开始收拾，到下午3点都没顾得上吃饭，等车一来他们就要直奔火车站回老家了。
等待丈夫找车回来的张园园一直站在家门口张望。她在村里生活了6年，一直在缝纫厂里打工，一个月能拿上五六千元，但每天需要工作15个小时，没有五险一金。她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北京城长什么样——她的生活半径一直在新建村附近，疲于生计的人大概是没有什么心情欣赏风景的。
图 | 新的招工信息又贴上，不过这次不在北京
南六环的生活，是生活在市区的人们无法想象和理解的。跟张园园一样的人有很多，杨宁来北京10年，上一次进城是在3年前，陪朋友去了25公里外的天安门广场，说到这，高中没毕业的他双眼望了望天，极力地想出了一个形容词，“天安门很大、很大”，他又强调了一遍。
事实上，除了上班，他基本不怎么出门，也很少有娱乐活动。“这儿啥也没有，还不如多睡会儿。”村里最受欢迎的一项娱乐活动是搓麻将，花30块钱就可以在棋牌室消耗一下午。
如今，30块钱的棋牌室，跟10块钱一次的理发店、公共浴室一起变成了过往。离别太突然，很多人没有时间去告别。
这让王英有点难过。“以前大家都热闹地在一起，现在这些人都不知道去哪了，那个卖干果的大姐也不用手机，怕是联系不上了。”
在北京这座拥有超过2000万人口的巨型城市里，这样的分离或许就意味着永别了。曾经拥有过相似喜怒哀乐的这群人，随着旧村庄的消失而各奔东西，有人去了更加偏远的农村，有人去了距离北京不远的天津、河北，更多的人暂时回家，等待过年，也等待命运的转机。
图 | 站在废墟里玩手机的小孩
连本钱都没赚回来的朱顺，现在不敢回家，即使回家，这个春节怕也是过不好的——按照往年习惯，他会在年末把外面的欠款都收回来，带着这笔钱回家，让父母、妻子和三个孩子开开心心过个好年。
但如今，拿什么回去敲开家里的那扇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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