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太平戴维斯北京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副主管、董事张宇本报记者 吴静 卢志坤 北京报道
在公开征求意见稿发布60多天后，4月12日，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证券交易所正式发布《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以下简称“《指引》”），自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指引》正式发布稿共6章63条，明确了可持续发展报告信息披露框架，从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公司治理（Governance）三个方面设置21个具体议题，引导和规范上市公司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或《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以下合称“ESG报告”）。
据了解，此前我国企业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实践多年，ESG披露率逐年提升，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之间报告质量参差不齐、标准不统一等。
《指引》下发后，对上市公司ESG信披释放了哪些信号？企业如何将投资者关心的营收和业绩与ESG要求相结合？有出海业务的企业后续在做ESG披露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另外，随着国内消费类基础设施REITs产品发行越来越多，后续ESG信披是否也会成为中国公募REITs产品的一道“必考题”？
近日，针对这些问题，《中国经营报》记者就我国企业的ESG信披实践专访了第一太平戴维斯北京估值及专业顾问服务副主管、董事张宇。
ESG信披进入“强制时代”
《中国经营报》：之前国内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已有很多实践，业内对于相关概念也已呼吁多年，《指引》的发布释放了哪些ESG相关信号？
张宇：今年《指引》的发布，标志着ESG信息披露进入了强制时代 。《指引》中明确划分出了五类企业必须发布自己的ESG报告，这里面包括上证180、科创50、深证100、创业板以及境内外同步上市的中国企业。这些企业必须最晚在2026年4月30日之前发布其2025年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我认为，这次《指引》的发布具有重大意义，是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意味着我们的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正式进入了“强制时代”，必将加速中国ESG的发展。
其次，《指引》的发布也意味着中国ESG发展已经从早期的理念宣导、鼓励重视，进入到了落地实施与行动的阶段，这一点非常重要。ESG报告只是最后呈现的一个成果，而要有高质量的披露，首先就需要企业建立一个良好的治理体系，以及后续具体的行动和实施。《指引》的底层逻辑就是要推动从披露到实践，以理论促进实践，实践不断完善理论。
事实上，我们看到一些省市也在陆续制定、出台ESG三年行动方案落地实践的指引文件。比如3月份时，就有上海、北京、苏州工业园区接连发布相关ESG行动计划，将ESG作为企业、产业乃至地方发展的重要理念和工具。
可以看到，本次《指引》强制披露范围内的几百家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比例已经很高，覆盖的行业及其经营特点也非常全面。《指引》的发布，强化了“以大带小”的示范引领作用。其他鼓励披露的中小上市公司会向上看齐，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在强制范围内的上市公司，也就是那些自愿披露、鼓励披露的企业一定会更多地参与到ESG报告的发布队伍中来。
《中国经营报》：近几年，上市公司在ESG披露率方面有何变化？
张宇：近几年，国内企业对于ESG的关注度显著提升，监管部门的工作成效显著。
今年是我国提出“双碳”目标的第四年。在过去的三年中，随着“双碳”进程推进，可以看到，国内上市公司正加速拥抱ESG，报告的披露率由2020年的27.1%快速上升至2023年的36.4%，创出历史新高。
从披露率表现来看，呈现几个显著特征：一是央企公司的披露率保持领先，去年央企ESG报告披露率已高达83.3%；二是各行业ESG报告披露率快速提升，其中银行、非银金融、钢铁行业的ESG报告披露率稳居前三；三是信披质量出现改善迹象，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将ESG因素融入经营管理，建立完善组织架构，设立ESG专项工作组。
《中国经营报》：上市公司对于ESG报告的编制需求呈现出怎样的变化趋势？
张宇：在监管部门自上而下的要求以及市场投资者的关注下，上市公司对于ESG报告的需求已经从追求“有没有”逐步发展成为“好不好”。
据了解，仅针对ESG报告的编制，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于2023年7月发布了《关于转发的通知》，成果包括三部分：《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编制研究课题相关情况报告》《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参考指标体系》《央企控股上市公司ESG专项报告参考模板》。
其中，报告指出，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ESG信息披露存在“ESG信息披露主体的口径不统一”“ESG数据质量及可比性较差”“ESG报告缺乏第三方机构验证”三方面主要不足。
针对以上问题，上市公司也在积极作出改变，一是ESG信息披露主体的口径，统一以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作为ESG专项报告的覆盖范围；二是在指标体系中规定了环境、社会、治理分为定性、定量和定性或定量三种性质来披露；三是鼓励上市公司引入第三方进行评价，并将评价报告作为ESG专项报告的一部分共同发布。以上三方面是上市公司目前ESG报告的编制变化方向。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观察到，以往上市公司主要重视环境信息方面的披露，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陆续加强了对于社会和治理方面的关注度，特别是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方面，以及反商业贿赂方面，都有创新的披露维度以及很多的实践尝试。
此外，在公司治理方面，越来越多的公司管理层意识到具有ESG特征的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是一个管理抓手，是企业长期发展的根基，也是企业风险管理和控制强有力的保障，这是我们所乐见的。
企业营收与ESG要求如何结合？
《中国经营报》：ESG报告是否会对上市公司估值产生影响？
张宇：可以肯定地说，上市公司ESG信披与上市公司业绩和估值之间存在比较高的正相关性。
从我们的估值专业技术层面看， ESG目标指标被视为“预财务”（Pre-Financial）信息，而不是“非财务”信息 。也就是说，ESG代表了上市公司长期财务可行性和可持续性，是财务业绩的先行指标。
实际上，披露ESG信息有利于上市公司更全面地展示自身可持续发展绩效、非财务绩效，展示其在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努力和成果，能够提升上市公司社会形象和声誉，也有助于上市公司更好地评估和应对潜在风险和机会，提升投资者信心。含金量高的ESG报告不仅成为上市公司提升估值的“利器”，更能够让真正有长期价值的上市公司在众多公司中脱颖而出。
《中国经营报》：上市公司在实施《指引》过程中，如何将投资者关心的营收和业绩与ESG要求相结合？
张宇：过去几年，披露ESG报告的上市公司数量逐年增多，但确实存在部分企业只将ESG当作营销工具，务虚居多，务实不足。
实际上，ESG是能够为企业带来实质好处的，其中，市值管理是最显而易见的。ESG能帮助上市公司推动高质量发展，提升上市公司市值。
此外，ESG披露有助于上市公司的对外融资，比如绿色信贷的政策优惠评核中，在评价环境社会风险一栏时就有准入门槛。而上市公司提高ESG评级也有利于其促进融资并降低融资成本。
ESG披露也有助于上市公司供应链管理。当前，全球供应链重构，对处于全球供应链中的国内企业而言，缺少ESG信息将使自身订单受到影响。
此外，上市公司在产品与服务中融入ESG要素，有助于吸引消费者，增加用户黏性，促进企业销售增长。
也就是说，通过ESG信息披露不断推进上市公司在市值、融资、供应链等方面的管理，必然会在投资者关心的营收和业绩方面有积极表现。
据统计，A股上市公司ESG排名靠前的企业，当年的平均销售净利率和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也显著高于排名靠后的企业。这从侧面反映出，良好的ESG表现可以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利润水平，助力企业经营效益的提升。
《中国经营报》：据您了解，以往发布ESG报告的上市公司中，有哪些最佳实践和创新做法？
张宇：以地产行业为例，万科的ESG报告中就有一些不错的实践案例和创新做法。例如万科在大梅沙碳中和实验园内实践的碳减排项目给我的印象就非常深刻，在零废弃影响力方面的引领性比较突出。
具体来说，就是借助黑水虻厨余处理技术、社区园林堆肥技术，实现有机废弃物在地资源化，通过在园区土壤改良过程中应用堆肥产物，实现有机质循环利用，有效降低碳排放的同时增加土壤碳封存。
再举一个例子，比如白酒行业，众所周知，白酒在生产过程中会引发一系列的环境问题。针对生产过程中的污染问题，白酒代表企业五粮液早在2018年时就实现了天然气全部替代煤炭，100%使用清洁能源，并开始积极探索“气改电”，公司在2021年提出创建“零碳酒企”的战略目标。
同时，在水资源保护方面，五粮液建设了行业最大的高标准纯粮固态酿酒基地，参与长江经济带生态屏障建设，累计投入已超过15亿元；在社会责任方面，累计投入和整合帮扶资金超30亿元，受益贫困群众达到15万人以上，惠及群众近100万人。
据了解，五粮液经营业绩的表现也与其在ESG方面的实践相匹配。公开数据显示，从2020年以来，其每个季度都保持营收、净利两位数增长。
《中国经营报》：有相关出海业务的企业在后续《指引》落地实践中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张宇：考虑到现在的全球营商环境及地缘政治环境，对于出海企业，特别是新能源及制造业相关的上市公司，监管部门势必将着重审查与出海业务相关的ESG信息披露质量及可靠性。
事实上，已经有地方政府对涉外企业的ESG披露做出具体的提升指引，比如今年3月时，上海市商务委印发关于《加快提升本市涉外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能力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因其首创性而在业内引发广泛关注。其中提出，要将中国涉外企业国际化发展的生动实践与国际公认的ESG理念和原则相结合，发挥重点企业引领示范作用，扩大涉外企业ESG信息披露范围。
因此，出海企业应加大对于出海业务相关ESG信息的收集投入、识别和评估双重重要性的可行性，以及提前预判并与监管部门就困难和重大挑战进行沟通汇报，以保证相关披露和实践动作满足《指引》要求。
目前，中国很多出海企业在员工健康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已经有很多良好的实践，但是对国际评级结果的应用不够，对于欠缺和不足的方面没有重视和改善，例如应用减碳技术、披露方式改进等。此外，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负面事件和舆情也会影响出海企业对于《指引》的落地实践效果，进而影响企业国际形象以及国际业务发展。
因此，我建议，出海企业应加强与国际ESG专业服务机构的合作，加深对国际ESG评级与报告标准的了解，在提升国际ESG评级结果应用上吸收国际成熟经验，建立出海企业ESG应用综合生态圈，助力跨国业务高质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指引》特别强调，ESG报告披露范围除了上市公司自身运营情况外，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将报告信息延伸至企业上下游价值链中的直接和间接业务关系的企业，即要识别和披露ESG风险和机遇对价值链中主要相关方产生的影响。
虽然价值链披露要求尚未强制，但对于追求ESG高评级的上市公司来说，这一点是其需要重点关注的，我认为这一点也将会成为ESG报告中的主要难点。
尤其是对于有出海业务的企业，其价值链相关方多为境外公司，有些甚至是涉及数据安全的关键性公司。虽然《指引》的整体框架思路与国际主流ESG报告标准相一致，但受限于数据安全合规政策、供应链和价值链上的主要相关方信息不受控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出现公司不能符合披露标准的情况。
因此，出海企业应特别注意，在选择价值链上下游合作企业时，在同等条件下要优先选择进行可持续报告披露较充分的供应商，并在产品或服务合同中增加ESG信息数据提供相关条款，提早布局，应对不久之后的强制性披露要求。
此外，有出海业务的上市公司要特别关注《指引》要求的准备ESG报告的时间长度，根据我们的经验，具有出海业务的上市公司出具高质量ESG报告的准备时间可能需要长达2年甚至更长。
公募REITs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经营报》：《指引》的发布对公募REITs在ESG披露及实践方面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有哪些？
张宇：虽然现在《指引》的适用范围还不包括公募REITs产品，但可以看到《指引》对公募REITs主要参与方的参考和指导作用很强。预计后续会有更多的REITs产品公布其ESG报告，并以此来提高品牌影响力和市场吸引力。我认为，不久之后，ESG信披也会成为中国公募REITs产品的一道必考题。
事实上，我们观察到，那些底层资产在境内，但在海外上市的REITs产品，其产品管理人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持续披露ESG的相关信息了。
我相信，随着国内消费类基础设施REITs产品发行越来越多，其底层资产由于涉及公众数量众多、ESG相关场景更加多元化，数据收集、分析、核算和披露的复杂性与其他类型相比更大，这就对于基金管理人、专项计划管理人以及底层资产运营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从投资方的角度来看，REITs产品的机构投资人占绝大部分，像保险、资管、银行理财子公司等金融投资机构是其中的主力军。从过去两年ESG信披率来看，此类金融机构的ESG信息披露比率以及质量都是非常高的。那么以终为始，我相信公募REITs产品为了提高自身的投资吸引力，作为这些金融机构价值链下游的重要节点，将ESG目标指标融入日常运营、品牌建设，甚至是KPI中都是势在必行的。
我们近期也在与多家金融机构共同探讨如何有效地将ESG评级以及相关因素更好地加入到REITs的投资决策中，以及如何将绿色投资等理念更好地落地。
《中国经营报》：公募REITs主要参与方如何更好地进行ESG管理与实施？
张宇：我认为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提升认知。公募REITs的主要参与机构首先要主动了解并认可ESG的理念，意识到ESG管理理念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是与很多企业在很长时间内都关注的商业向善、CSR以及科技伦理等存在一定相似性质的策略理念，也与房地产、新基建等行业高质量发展战略以及精细化运营策略的内涵相吻合。
比如，在环境方面，都关注温室气体排放、污染物治理、生态系统保护与生物多样性以及能源结构和循环经济等相关议题；在社会和治理结构方面，也都非常重视科技创新等新质生产力带来的财务影响。信息披露要求并不是一项负担，而是一系列的可传导、可跟踪、可量化的强有力的管理抓手。
二是可以借鉴境外ESG管理与实践经验。例如美国市场上，有接近80%的大型REITs产品披露了独立的ESG报告，并将ESG风险和机遇纳入其战略规划和财务规划，并且其主要披露议题集中在社会维度，披露标准也更多地遵循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全球房地产可持续发展对标（GRESB）以及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TCFD）。
另外，香港REITs产品的披露与实践也相对综合、多元，在抵御气候变化、ESG转型风险计量与跟踪、ESG金融框架以及可持续管治策略方面，都有积极的披露和具体实践。
此外，新加坡REITs的ESG披露与实践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在环境相关目标及议题与融资需求保持一致性的关注，以及将ESG绩效与价值进行定性与定量评估方面的实践。
以上这些境外优秀的ESG管理实践经验，都是中国REITs主要参与方可以积极借鉴和参考的。
三是设定易于理解、可以衡量、便于落地的ESG战略，关注并提升数据可靠性。基金管理人与底层运营方应该一起摸清产品治理现状、各层级管理和运营情况，并对标市场竞品ESG转型情况，从而更好地评估和诊断自身在ESG转型中需要采集的数据、转型的潜在风险点以及可选择议题的空间，为制定ESG战略目标和指标打好基础。同时，也应意识到提升数据可靠性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碳核算、碳足迹以及评估绿色溢价和参与绿色金融方面所需的数字化工具。
当然，不仅仅是公募REITs，中国的房地产上市公司也同样面临上述挑战与机遇，在ESG管理与实践方面，还有更多方面需要优化。
（编辑：卢志坤 审核：童海华 校对：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