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变革方向理解不深的变革终将失败！
高凤勇
作者简介：力鼎资本创始合伙人、CEO，滦海资本董事长，南开大学专业硕士导师，新三板知名社群“新三板文学社”秘书长。
以下为正文：
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主要设计者，史籍记载中，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向学生们讲授“中学”与“西学”，“中学”康有为是大家，自不必说，但是康先生的“西学”知识来自哪里呢？
原来他数度自广州乘洋轮北上，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时（康先生也是屡败屡考的学子，为考秀才三战三败，考举人也六考未中），途经香港、上海、天津等地“租借”，见“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康乃大购汉译西学之书，潜心阅读。久之就变成西学行家了。
但是康有为不懂外语，而当时汉译的外国书籍，极其有限，且所译均为最初级的作品。这些作品中所介绍的史学、文学和政治社会等科的内容，大致可比上五四运动以后的高级中学教科书的程度。
但是康有为闻一知十，举一反三，自己并不知其不知，就此写出《俄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等，若论内容，不过是今天初高中教科书的程度，但是在当时一般朝野人士则闻所未闻。据说光绪皇帝后来看到《波兰分灭记》，曾为之掩卷流泪，西太后读之也颇为感动。（上述记载见于《从晚清到民国》，唐德刚著）
以这种对西方政治社会的理解程度，即便当时有朝野支持，怕是所实施的变革法条也难以成功了。
本人接触新三板并不算早，2012年新三板呼声渐高之时，所接触的人士都是以中国的“纳斯达克”来传播新三板知识的。想来当时的参与者一定考察过纳斯达克以及其他国家的市场，并做了相应研究，提出了一套理论并参照一些海外规则设计了这个市场。
但是在这个时点，我们也还是可以做一些反思，以便使新三板未来的改革更接地气一些：
1、很显然，今天的纳斯达克肯定不是主要服务小企业的市场，那么历史上纳斯达克是不是一个可以服务所有小企业的市场？是如何演变的？为什么？如果非要服务所有小企业（即便剔除不符合产业政策的小企业），那么对不同的企业服务的深度以及各类企业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结论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很重要，新三板有些锅可以背，有些锅不必背，也背不动；我的四象限理论（详见：经济科学出版社《金融不需—新三板的逻辑》一书）提出了资本市场推崇的标的企业的规律，能否对新三板的定位有一些借鉴意义？
2、我们在新三板引入了最初级的做市商制度，国外市场发展成做市交易的历史原因是什么？为什么A股没有？做市商与竞价交易、协议交易的本质区别与适用场景究竟是什么？纳斯达克已经有比我们目前实行的做市制度更先进的制度，为什么没有引进？担忧是什么？有一种说法是做市商可以作为专家为科技型企业定价，新三板既然定位为专业投资者市场，有没有必要再由另外的专家定价？如果只是为了活跃交易，我们还应该改进什么？
3、有没有注意到海外市场在小企业上市融资中所付出的高昂的费用成本和承销商对小企业的苛刻要求：甚至在发行失败的情形下，很多小企业也需要承担不少额外费用。海外市场真的是小企业的筹资天堂吗？我相信肯定不是，但是前几年各地各机构面向小企业的推介确确实实把新三板表达成小企业的筹资天堂，我们今天很多咨询机构依然在用这个理念培训和推动小企业的海外上市，我认为这与堂皇的骗局没有太大差异。那么这个研究该谁来做？知识该如何传播？
4、我们的专家一直推崇海外的退市制度，我早年也经常引用，为A股的退市状况扼腕唏嘘。三板的现状促我反思：纳斯达克的退市史是什么样子的？都是交易所和监管部门强制退市吗？因为没有获得感，主动退市的占比有多高？这个知识又如何向今天已挂牌以及将来想挂牌的小企业传播？换个角度：如果主要是企业没有获得感而退市，有必要把退市数据作为交易场所的荣耀和成就来传播吗？
我们对新三板有太多的期待，但是三板不应做背锅侠，找好服务定位，有目标、突出重点地深化改革，其他更多的社会职能，应该更多地交还给政府和市场机构，如此，新三板才可能建设得越来越好！新三板的参与者才可能越来越有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