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向你推荐的这本书，不少小伙伴从2024开年一直期待到现在！
简短点介绍就是：星光熠熠、群星璀璨！
主角大名鼎鼎，几乎家喻户晓——“砸缸少年”司马光。
稍微搜索一下，你就会发现这本书的稀缺价值。
中文图书中，一本全面的司马光传记不过5指之数，而既有扎实史学功夫、一流书写能力，同时兼具理性思辨与丰沛情感的司马光传记，阿信觉得，我们家的这本尤其值得推荐——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作者，赵冬梅。
北京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介绍的时候不无骄傲地说：“她一直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从十多年前的央视《百家讲坛》到各种历史纪录片，再到现今的B站、抖音等视频网络平台，赵冬梅教授始终秉持着“知识是要分享的”理念，把专业的历史研究成果带到我们眼前。
赵冬梅赵冬梅教授主修宋史，同时对晚唐至北宋军事、政治、社会生活，以及对制度中特定人群的生存状态、制度与人群的互动关系关注密切。
这本《宽容与执拗》就以她30多年的宋史研究积淀为依托，不仅详细描绘了司马光的人生经历及其对历史走向的影响，也以高超的技巧展现出了一幅司马光巨星汇聚的朋友圈群像：韩琦、范仲淹、包拯、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
正是这样一群人，将北宋政治推向了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华夏政治文化史上的“造极”之世。
因此，《宽容与执拗》不仅是一本个人的成长史，激烈变革时代的思想交锋史、政治斗争史，更是一本巨星们互动的历史。
往事已越千年，为什么我们还要读司马光？
首先是司马光执拗了一生的“迂夫”本色，“迂”的本意是“绕远”，在司马光看来从基本原则出发，谋求彻底改变，虽然看上去是绕远、没好处的，反而收益长远盛大；而那些走了近路、得了便宜的，反而危害极大。
就个人成长而言，在愈发急功近利的现代生活中，司马光的“迂”，对于我们来说有着巨大的精神疗愈价值。
《宽容与执拗》虽然是一本聚焦于司马光一生的小尺度历史，同时也具有更大尺度的关怀，某种程度上，书中探讨了众多人类历史悲剧的底层肇因——宽容的崩溃。
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成长于仁宗宽容的政治氛围中，可是两人却最终联手将北宋拉入了不宽容的死亡螺旋之中：价值观的撕裂，统治集团的分裂，社会的对立，大局已经抛诸脑后，唯一关心的是细节缠斗中的输赢……
每一个关键词，似乎都能对当下形成映射。如果想东西现实世界中的迷局，《宽容与执拗》或许是一个帮我们开启上帝视角的思想工具，从宋朝精英的身上，或许我们能重构宽容之于今天与未来的意义。
这本《宽容与执拗》，值得你以最大的虔敬之心，细细品味。
少年司马光的人生无限精彩绝不止“砸缸”
现如今，“司马光砸缸”的典故，早就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民间记忆的一部分。
司马光考稽史籍，这个故事破圈的时代，早在司马光过世后不久就有了记载：
司马温公童稚时，与群儿戏于庭。庭有大瓮，一儿登之，偶堕瓮水中。群儿皆弃去，公则以石击瓮，水因穴而迸，儿得不死。……至今，京、洛间多为《小儿击瓮图》。
这段文字翻译过来，基本上就是小学课本里的《司马光》了。
只不过一个信息是小学课本里所没有的，就是在这段文字写成的蔡京当政的首都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司马光砸缸”就已经是人们喜爱的绘画题材了。
但赵冬梅教授通过考证今天留下来的文字材料，得出结论，司马光本人似乎从来没有提起过“砸缸”这件事。因为就他自己的经历来看，他的少年时代，远比“砸缸”要精彩。
赵冬梅。图：北京大学司马光不是那种起于微末，靠自身奋斗实现逆袭的励志偶像。
相反，从他祖父耀州富平县县令司马炫开始算起，司马光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官三代”了。
父亲司马池，与祖父一样是进士出身，踏踏实实从底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向上攀升，在地方、中央的许多重要职位上都干过，最终进入了高级官员行列，开始享有荫子特权，死后在宋朝官修国史中拥有自己的传。
第三代就是司马光。司马光生得太晚，是司马池四十出头才有的“老来子”，当时司马池正在光州光山县做官，司马光名字中的“光”就来源于此。
宋 佚名 《司马温公家训》台北故宫博物院司马光人生的前二十年，基本都是跟着父亲的仕途而不断迁徙，光州、寿州、遂州、洛阳、开封、耀州、利州、凤翔、开封，年纪轻轻的司马光竟然住过八个地方。
司马池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着自己做官的原则，从不为了取悦上级而做违反原则的事，因此在基层整整待了17年，跟随父亲宦游四方，可以说司马池是司马光的第一个人生榜样。
司马光十七岁作《功名论》，勘透君臣关系，十九岁作勇、逸、友三箴，摆正人我关系、内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是在这一年，出任三司户部副使的张存只见了司马光一眼，当即便将自己十五岁的三女儿许配给司马光为妻。
一年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
司马光高中进士第六名。
明仇英《观榜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
过了没多久，二十岁的司马光和十六岁的张氏在开封完婚。
宝元元年真是司马光的幸福年，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人生之中的两大乐事，司马光都在这一年中完成了。
初涉政坛幸得恩师庇佑
庞籍，司马光人生中最为重要的导师。
庞籍与司马光的父亲于同一年走马开封担任群牧判官，两家的通家之谊也正式开启。
当时庞籍经常去司马家饮酒聊天，作为晚辈，8岁的司马光要出来拜见，拜见之后，若要陪同，则当垂手侍立。
司马光从头到尾都在认认真真地听大人讲话，而且眼睛里明显有内容——他听进去了！这让庞籍感到很惊讶。
慢慢地，庞籍到司马家来，就不单单是跟司马池聊天，还会跟其儿子交流。根据司马光的回忆，庞籍待司马光“爱均子姓”，就像是对待自家儿郎一样，常常抚摸着司马光的发髻，关心他的学习情况。
庆历四年对于司马光来说就像是一道人生分水岭。
司马光此时当官已近七年，前两年随侍父母、承欢膝下，后四年半居家守孝，生活重心基本上都在司马家。
但以庆历四年为界，司马光从“司马家的孝子”转向了“大宋的贤臣”。在此后长达十九年的时间里，庞籍一直充当着司马光在官场上的保护人。
北宋 范仲淹 《道服赞卷》（局部）庆历七年五月初四，庞籍的长子、司马光的好友庞之道病故，得年32岁。司马光，成了庞籍内心认定的政治继承人。
一年后，庞籍升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 他趁此机会，当面向仁宗提出，给司马光一个召试馆职的机会。
仁宗立即下令有关部门为司马光单开考场，，司马光得到了“馆阁校勘”的头衔，终于进入了人人向往的馆阁。
之后两年，庞籍终于拜相，登上了宋朝士大夫政治生涯的最高峰。随着庞籍的步步高升，司马光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晋级成为一名“升朝官”。
正当司马光在开封政坛顺风顺水、崭露头角之时，他的恩师庞籍却遭遇了个人政治生涯的一次重大挫折，于皇祐五年被罢相，“以本官知郓州（治今山东东平一带）”，黯然离京。
一个月后，司马光也申请离开首都调往郓州，担任庞籍的副手。在接下来的一年半之中，发生了一件让他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伤心事。
司马光奉了庞籍的命令巡视边防。为了增强边境防御力量，司马光建议庞籍在宋夏边境——“屈野河西地”增修堡寨，这里本属于宋朝领土，但在庞籍到任之前，实际上已经被西夏人霸占。
司马光的建议得到了庞籍的支持。但司马光考察时，西夏军队不在屈野河西地上，等到庞籍增修堡寨的命令到的时候，西夏军队又返回了这里，麟州守军最终还是跟西夏军队正面遭遇了，战斗的结果只能用“惨烈”二字来形容。
北宋燕文贵《扬鞭催马送粮忙》（局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损兵折将，总得有人出来负责任。
作为河东路的最高长官，庞籍必须为此承担责任。问题是，庞籍究竟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如果这次出兵跟他没有直接关系，只是一次例行的边境巡逻，那么，庞籍只负有领导责任。
但是，如果这次出兵与屈野河西地增筑堡寨的计划有关，或者更直接一点说，如果这次出兵就是为了到屈野河西地增筑堡寨，那么，就是庞籍指挥失误，不仅庞籍，还有代表庞籍视察边防、提出增筑堡寨计划的司马光都要负主要责任。
庞籍感到了危险，他不想让司马光也陷在这危险里，他将司马光提前调回了开封。
随后朝廷的专案组到了，麟州知州武戡一口咬定，他们领兵出城是为了勘察增修堡寨的基址，于是，庞籍做了一个异常大胆的决定，从呈送给御史大人的文件当中，拿掉了跟司马光有关的部分。
最终，与此事件有关的所有人都遭到了处理，包括庞籍，只有司马光幸免。
退居洛阳
回到开封的司马光，年纪刚过四十，学问、胆识、经验、能力，各方面都出类拔萃，更难得的是，他为人谦和大度，举手投足之间，俨然已有未来领袖的气象。
对司马光，仁宗皇帝和老一辈政治家寄予了厚望，有意培养。
仁宗仁宗在位的倒数第三年，朝廷任命司马光为同知谏院，司马光呈上三篇札子。
司马光辅佐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的政治纲领，就体现在这三篇札子当中。
神宗登基的第二年，随着王安石的启用，司马光开始变得忧心忡忡。
胆敢反对王安石的人被一个一个地驱离了中央。在重大人事任免案上，王安石表现出高度的“任性”。
在司马光看来，本朝的确需要改革，但改革绝不是草率的全盘否定、另起炉灶。司马光眼睁睁地看着王安石与他最初所标榜的立场渐行渐远。
虽然王安石曾经明确表示，司马光不能大用，用司马光就是为反对派“立赤帜”。但在转年，神宗还是颁布制诰，任命司马光为地位仅次于宰相、副宰相和枢密使的枢密副使。
王安石主导，司马光监督牵制，激进与保守共存，而神宗作为皇帝垂衣拱手，天下大治。这是神宗理想的政治图景，符合本朝传统。
但事实是，这基本不可能实现，司马光连上六札，坚辞不就。
神宗推拉之际，与范仲淹、庞籍同辈的资深政治家韩琦遣专使快马加鞭从河北送信到开封，请文彦博转告司马光：“皇帝如此倚重，不如接受任命，说不定能践行自己的理想；真到了理想不能实现的那一天再离开，如何？”
韩琦想要告诉司马光的，无非是两个字——妥协。能妥协才不致崩溃。妥协是一种智慧，而智慧比聪明更高级。
只可惜，妥协与接纳尚未进入司马光的生命词典。
王安石为了打消神宗变法中的顾虑，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每一个都直指司马光最为珍视的本朝传统。
三月二十八日，借由为馆职考试出题的机会，司马光发起反击。司马光把“三不足”直接放到了题面上，试图引发一场有关本朝政治走向的大讨论。
然而，司马光期待中的大讨论却并未发生——神宗临场换题，让人在试卷上贴纸，盖住了司马光的题面。
对于神宗与王安石，司马光已彻底失望，他去意已决。
宋佚名《宋人耆英会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长卷反映司马光闲居洛阳时，与赵丙、张焘等耆老在富弼家聚会的场景。
熙宁三年九月十六日，司马光出走长安，不足半年，再次调往了更加闲适的洛阳。
在这里，司马光研究起了古典“投壶”游戏，撰文论述游戏与个人修养之间的关系，还在尊贤坊北面买下二十亩地，亲自设计、督造了一座小巧精致的花园别墅，取名为“独乐园”。
明仇英《独乐园图》（局部）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
在洛阳，除《资治通鉴》外，司马光还编著了一部《书仪》。
《书仪》的内容是对各种礼的仪式规定，包括公私文书和家信的格式，冠礼、婚礼以及与丧葬祭祀礼有关的仪式。《书仪》在司马光的思想体系中有着重要意义。
宽容的悖论：坚信宽容政治的“司马相公”注定无法实现宽容
熙宁七年（1074），旱灾连连，被解读为上天示警，而来自官僚集团与皇室内部的压力也是如此之大，让神宗不得不罢免王安石以平息物议，与人、与天谋求和解。
但人虽然离开了开封，王安石的政策还在继续执行，直到元丰八年（1085），神宗病逝。
神宗十岁的长子赵煦（1077—1100）即位，史称哲宗，神宗的母亲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
这位高太皇太后，政治态度明确，反对王安石新法。
高太皇太后可王安石的思想和路线毕竟已经统治宋朝十八年，影响无处不在，深入官心，在新法与旧制之间，在新党与旧党之间，如何建立平衡，再造宋朝政治，这是古今第一政治难题。
太皇太后属意的第一人选是司马光。
元丰八年五月二十六日，司马光被任命为门下侍郎，成为副宰相。然而，在执政的前九个月时间里，“司马相公”还做不到左右政局。
南宋佚名《八相图·司马光》（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
要变神宗政策，罢免神宗旧相蔡确在所难免，除此之外，枢密院长官章惇也是核心人物之一。
在“文字”中，大臣之间、朝堂之上的矛盾性质早已上升到“忠贤”与“奸邪”对立的高度。
元祐元年初春，台谏官为“倒蔡驱章”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天下大旱，首相蔡确竟然不肯主动辞职，以答天谴，“只此一事，自合窜黜！”这话听起来理直气壮， 然而老实说， 理论基础却不牢靠。
刘挚、王岩叟辈相信，君子为追求正义之目标，使用不义之手段，仍不害其为君子。殊不知，手段之不义必将损害目标之正义。
他们高举着正义的旗帜，罗织罪名，煽动仇恨，最终挖掉了宋朝政治的宽容根基，而当大厦崩塌之时，他们自己也将深陷其中。
这种做法是司马光所不齿的，但他却没有出面约束台谏官。
晚年的司马光仍然主张宽容政治，希望宋朝在政治风气上能重返仁宗时代，恢复多元并存、“异论相搅”的政治局面。
然而，坚信宽容政治的“司马相公”却注定无法实现宽容，王安石和神宗为宽容政治开掘了坟穴，而司马光将眼睁睁看着宽容政治被埋葬，他自己也将挥锹铲土。
这就是“司马相业”的宽容悖论。
一方面，出于对宽容政治的信仰，司马光对台谏官采取了不管束的态度，放任他们恣意发声，而这显然是一个重大错误。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稿》残卷（局部）
另一方面，在政策层面，信仰宽容政治的司马光必将固执己见，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悖论。
司马光理想的政治秩序是尊卑有序、权力与责任并重的。
在朝堂之上，持不同意见的宰相大臣各抒己见，“异论相搅”，互相竞争。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之后，皇帝“尊其所闻”，以致“高明”，综合评判，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决策。
在这个开放的朝堂之上，司马光的“己见”只是诸多意见中的一种，与其他意见是平等竞争的关系。
但当司马光成为“司马相公”之后，司马光的“己见”与其他意见之间，实际上已很难做到平等。此时，就需要一个具有超越性立场和一流判断力的皇帝（或者是皇帝代理人），来鉴择取舍，做出符合宋朝国家利益的决策。
但是，很不幸，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人物。哲宗年幼，代行皇权的太皇太后高氏高度信任和依赖司马光，因此，做出最终决策的实际上是司马光（借由太皇太后）。
在司马光的眼里，最接近正确的，当然是司马光的“己见”。
在政策层面，主张宽容政治的司马光最终将倒向誓死捍卫个人立场的司马光，这就是“司马相业”中的“宽容政治悖论”。
元祐元年九月一日清晨，司马光溘然长逝，得年六十八岁。
在斗阵激烈的政治氛围中，司马光是被累死的。
司马光去世之后，大宋朝廷给他的谥号是“文正”。“文正”是一个文官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谥号。
北宋凡一百六十七年，“居相位者七十二人，位执政者二百三十八人”，宰相、副宰相级高官加起来有三百一十人，得到“文正”谥号的只有三位，其中之一就是司马光。
得知司马光过世的消息后，“首都百姓主动罢市，前往司马府外吊祭，很多人典当了衣物来置办祭品”。
为什么人们这样爱戴司马光？答案很简单，因为司马光爱百姓。
但以优秀政治家的标准衡量，司马光既缺乏政治资源调动的能力又没有灵活的政治转圜技巧，最终北宋错过了重构宽容的时机。
司马光去世后41年，北宋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