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爱花的民族。
《辞海》中如此解释道：当事物达到最美好的状态，便可称之为“华”，有如大树开花一般。
因此，在古汉语中，“华”字与“花”字，是相通的。
相传，我们先祖伏羲的母亲是华族人，这个族群爱花如命，喜欢用花装饰自己的身体，就连祭祀时，周遭也遍布采集的花草，因此又被称为“花族”。
可以说，爱花、尚花的血液，自古就流淌在华夏民族身体当中。
而中国的插花艺术，亦由来已久——闻名遐迩的日本花道，也是在一千多年前，由遣隋使传入东瀛，方才自成一家的。
那就让我们随着这本《中国插花简史》，一览中华千载花事吧。
早在新石器时代，花卉蓬勃的生命力和多姿多彩的生命形态，就深深吸引了我们的先祖。
他们将花卉纹样，烧制在各种陶具上面，期待着族群不断繁衍壮大，繁盛如花。
夏商周时期，盛行青铜器，形制丰富，变幻多样，为后世的瓶器，奠定了雏形。
而《诗经》的出现，则开启了中国璀璨的花文化。
《诗经》有诗305篇，出现植物的篇章，就达到了135篇，将近半数。
中国的插花艺术，虽然以花为主体，但叶、干、根和果实亦不可或缺。
这些在《诗经》中，被先民们歌咏的植物，成为后世插花艺术中常见的花材。
《诗经》所描绘的众多植物，除了像《周南·关雎》中提及的“荇菜”，具有食用和印染等日常使用价值外，有些植物，还被赋予精神方面的内涵。
在《郑风·溱（qín）洧（wěi）》中，男女们携手踏春，互萌爱意，“方秉蕑（jiān）兮”，以兰草示深情；“赠之以勺药”，用芍药诉别离。
由此可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赏花、赠花和佩花，已是常见之事——如果再进一步，便是插花创作了。
与《诗经》相比，《楚辞》记述的花草品类更加繁多，而且其诗篇更加浪漫，更加富于想象力，并且大量使用隐喻和象征手法，常以花言志与明理。
就拿我们最熟悉的诗句来说——“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jì）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诗句中所提到的木兰、秋菊、芰荷和芙蓉，都是现代插花艺术中常见的花材，它们的象征意义在《楚辞》中，便已确立。
《诗经》与《楚辞》，记述了中国大量本土花卉——清香幽静、色彩淡雅者，比比皆是，这表明当时的人们，在花卉欣赏上，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虽然还没有出现狭义上的插花艺术，但中国的花文化，已经日臻成熟。
随着汉朝的建立，中国历史迎来第一个高峰——内则国力强盛，外则丝路畅通，各种奇花异果，纷纷流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花文化；中国的插花艺术，也在这一时期产生。
汉惠帝刘盈的皇后张嫣，不仅嗜花如命，而且在宫苑中亲自下地，种植浇灌花草，时时欣赏。
有一天，妃子集体拜见张嫣。她们深知张皇后喜欢花卉，便各自献上准备多时的“礼物”。
张嫣“独接兰梅各一枝，插于座右瓶内”，然后与各位姐妹尽情畅谈，心情极好——这是中国最早的关于插花的文字记载。
而中国最早的插花图像，则出现在东汉浮阳侯孙程墓中——在墓道壁画上，放置着一个陶盆，六朵红花，均匀地插于其中，有一种质朴之美。
孙程因拥立汉顺帝即位有功，而被封侯，所以说，他与宫廷的关系不可谓不密切。
以上都映证了一个事实——中国的插花艺术，始于汉代宫廷。后来由上而下，作为一种高雅艺术，流入民间，然后一步步发展。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插花艺术，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艺术。
梁元帝萧绎（yì）在《纂要》一书中，描绘了二十四种花材，每月两种，与二十四节气相搭配，这就是著名的“二十四番花信风”。
这位才子型皇帝，还留下“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的诗句——这是关于花朝节最早的文字记录。由此推测，当时已有过花朝节的习俗。
而且这一时期，开始出现瓶供与盘花这两种插花形式。
瓶供也叫瓶花，也就是将花插在瓶器里，多用于祭祀和佛教供养等场所。
齐武帝第七个儿子萧子懋（mào），在母亲病危之时，请僧侣做法为母祈福。僧侣们将一个铜瓶盛上水，然后插了一朵荷花，献于佛祖面前。
萧子懋边流泪，边祷告佛祖：如果我斋戒完毕后，瓶中的荷花还没有枯萎，那么母亲就一定能康复。
七天之后，萧子懋斋戒完毕，发现摆在佛像面前的荷花，颜色更加鲜红；他取出来一看，茎上还生了些许根须。回屋一看，母亲的身体也好了很多。
萧子懋以拳拳孝心，感动了佛祖，一时间传为美谈。
而盘花就是盛放于盘子中的花朵。
关于盘花的记载，最早见于庾信的《杏花诗》：
“春色方盈野，枝枝绽翠英。依稀映村坞，烂漫开山城。好折待宾客，金盘衬红琼。”
这时候的庾子山，年少得志，尚不识愁滋味。而梁帝国也如盘中之花，绚烂无比。等到花枯国灭，流落异乡，尝遍别离心酸的庾信，方才蜕变为一代文宗。
南北朝时期，佛教非常兴盛；而花在佛教当中，是很重要的象征之物。许多佛教经典，都以花比喻佛法，比喻祥瑞，比喻佛祖的大慈大悲。
同时，花也是佛教重要的供物——我们刚才提到的萧子懋插花拜佛，为母祈福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佛教传入中国后，信徒们要学习各种佛教供养形式，而“花供”被列为佛教十大供养之首，需要慎重对待。
这就让中国原本就存在的插花艺术，无论是从形式，还是内容上，都逐渐讲究起来，最终形成一门独立的、精致的艺术。
中国的插花艺术，在佛教的推动下，风气日盛，变得更加艺术化、仪式化。
到了唐代，插花艺术上至宫廷，下到民间，都已非常盛行，并诞生了中国第一部插花理论作品《花九锡》。
“九锡”本来指的是古代皇帝赏赐给大臣的九种物品，作者罗虬（qiú）借用这个说法，规定了插花时所需要的九个步骤：
挡风、裁剪、用水、花器选择、摆放方法、画图留念、配上乐曲、喝酒欣赏，最后作诗流传后世。
虽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有很多方面，我们已经无法做到，比如，为插花作品专门作曲、作诗等。
但也由此可见，古人在插花这件事情上，是极其下功夫的，从视觉、听觉和味觉上，都照顾到了，不愧是一门高雅的艺术。
唐人爱花，在历史上是出了名的。
武则天在花朝节游园时，心觉好花怎可独享？马上下令宫女采集园中之花，与米一同捣碎，蒸煮成糕点赐给群臣。
也许，也只有爱美善感的女性皇帝，才会有如此风雅之举吧？
白居易则留下“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的诗句，让我们感受到了唐人爱花，已达到了何种狂热的程度。
长安与洛阳的花市，闻名天下，以至于街头出现了像花师、卖花人这样与花密切相关的职业。
如此爱花的朝代，插花艺术怎能不盛？
到了五代十国，酷爱插花的南唐后主李煜，在宫廷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插花比赛，并张榜排定名次，而且开创了吊花、壁挂花和竹筒插花等新的插花形式。
奈何李煜生在帝王家？可惜了这一身诗意，千古才华。
而李煜的宰相韩熙载，拜顾闳中那幅《韩熙载夜宴图》所赐，而留名中国绘画史。
在中国的插花艺术史中，他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开创了新的赏花形式——香赏。
《清异录》记载了韩熙载对赏花的独到见解：
“对花焚香，有风味相和，其妙不可言。”
韩熙载认为，不同的花香，要对应不同的燃香，如此方能“妙不可言”。
比如，龙脑气味清凉，与木樨花的馥郁非常相配；四绝合香，由梨和苹果等果皮制成，气味清远，与幽香可谓“情投意合”。
当时战乱极为频繁，老百姓们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何谈插花之事？
也只有这些苟且一日算一日，享乐一天算一天的王公贵族们，才有心思和财力，专研花花草草吧？
有宋一代，“重文轻武”是长期的国策。文人阶层自赵匡胤立国伊始，迅速壮大，无论在朝堂，还是民间，都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在文人们的大力推动下，插花艺术成为四般雅事（插花、点茶、挂画、品香）之首。
吴自牧在《梦梁录》里记载了南宋都城的茶馆里，几乎家家都“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门面”。
宋人对于花的喜爱，源自于骨子里的风雅。
当时的人们将花种在园里，插在瓶中，甚至戴在头上——雅称“簪花”，不分男女。
簪花的习俗始于唐代，而到了宋代，皇帝们时常将花赏赐给群臣，男子簪花，便成为一种潮流。
在《水浒传》中，有许多英雄好汉，都有簪花的习惯。比如燕青“鬓边长插四季花”，蔡庆“头插一枝花”。
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里，为我们讲述了当时插花、簪花风气之盛：
“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邀……至花落乃罢。”
选花与品花，是中国插花艺术的重要步骤——宋人不仅爱花，而且对花的性情，有着敏锐的感知，将其拟人化，当作客人与友人对待。
出现了像“花三十客”“花十友”这样充满人情味的称呼。
比如丁香因叶片呈心形，又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情人花，因此在“花三十客”中，被称为“情客”，象征爱情。
木槿花期甚短，“花三十客”毫不客气地将它赐名为“时客”，也就是在主人家中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辞的客人。
饱读诗书的黄庭坚，则援引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典故，将菊花唤作“东篱客”。
随着宋瓷的兴起和繁荣，瓷制花器，秉承宋代至简、至纯、至雅的美学观，成为人们插花时的首选。清雅的瓷器与盛开的花卉，相互映衬，别有一番风韵。
今天有很多花器，都是效仿宋代瓷制花器的色彩和造型制作的，宋瓷花器的影响力可谓超越千年。
插花的经验，经过前代的积累，到了宋代，已经非常丰富。宋人对于插花的创作环境、插花的技巧以及欣赏的方式，都非常讲究。
乐山好水的苏轼，写过不少咏花名篇，也是一代插花大家。他在《格物粗谈》里大谈特谈自己的插花心得：
“荷花以乱发缠折处，泥封其窍（洞），先入瓶底，后灌水，不令入窍，则多存数日。”
“栀子花则将折枝根捶碎，擦盐，入水插之，则花不黄。”
这都是一些经验之谈，东坡居士真是会玩！
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打压政策——他们几乎一辈子都没有做官的可能，只能归隐田园，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快活。
因此，元代的插花群体主要在宫廷官宦之家和文人隐居之所。
元代统治者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汉文化，但他们的水平，还没有高到可以领悟插花艺术真谛的地步。
元代宫廷负责插花的人员，基本都是南宋遗民，承袭了前朝宫廷插花一贯的典雅风格，并没有多少创新可言。
而文人们对待插花之事，就不一样了——他们深知自己就算读书再厉害，也终生无法做官；再加上亡国之恨，可以想见心情是多么郁闷。
只能通过插花这种方式，含蓄地表达自己内心的不满和期望，孤芳自赏。
南宋文学家周密生于锦绣杭州，早年看尽繁华。哪知一朝干戈起，国破家亡，这个充满气节的文人，到死都坚决不做元朝的官。
惆怅的周密手抚额前白发，目见桌上插花，吟出了最能表现文人孤芳自赏情绪的一首诗：
“深深门巷老翁家，自洗铜瓶浸杏花。唤起承平当日梦，令人转忆旧京华。”
元代的文人，将插花艺术从“规范”的框架下抽离，任由主人根据自己个性和心境进行剪裁，让它承担起“追忆前朝”“宣泄不满”“表达个性”的功能——这就是“自在花”。
酷爱养花和插花的诗人方回，早上起来准备磨墨写字，担心会“惊动”窗下的插花，因此动作尽量轻柔，可还是有数点花瓣，飘落砚中。
多情的诗人，惜花如命，马上挥毫，为我们留下了这首充满意趣的小诗《惜砚中花》：
“花担移来锦绣丛，小窗瓶水浸春风。朝来不忍轻磨墨，落砚香粘数点红。”
自在花的诞生，丰富了中国插花艺术的精神内涵，成为插花人表现个人情绪和志趣的载体。
明太祖朱元璋深知民间疾苦，大力提倡节俭，官僚们大多不积聚巨额财产，士人的风气也非常简朴。
受太祖影响，后世的明朝皇帝们，都只在重大节日开展插花活动，规模比之前的朝代小了很多，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非常难得。
中国插花艺术的重心，也完全转移到了民间，尤其是文人阶层。
明代的文人追求思想解放，注重个人修为，除了诗词书画，插花艺术也是他们非常注重与喜好的艺术领域。
袁宏道不仅文学成就极高，而且是我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插花艺术家，他甚至将自己的书斋取名为“瓶花斋”，并写出了赫赫有名的插花理论著作《瓶史》。
这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插花理论的最高峰，推动了当时社会赏花和插花的风气。
袁宏道将“精劲、清雅、格高”的文人插花，推向了极高的审美境界——偶一出手，即成佳作。
比如，在古铜瓶中插上寒梅、月季数枝，以示高雅高雅。
在钧窑瓷瓶中，插上枝丫细小的水仙、玉兰，再以两朵艳红的山茶倚靠一侧，营造出一种非常古典的造型。
在瓶中只放置梅、竹和山茶，则构成另一个版本的“岁寒三友”。
袁宏道的插花理论不久之后，就传入东瀛，对日本花道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到了明代，“清供插花”也开始在文人中间流行。
所谓“清供”，就是指清雅的贡品，以香花素果、文玩美器为主。
而清供插花，需要我们结合周围摆放的古器物、绘画、书法和室内陈设等多种物件，才能更好地、更完整地理解一件插花作品所要传达的意趣。
明代和宋代一起，被公认为中国插花艺术的繁盛时期。
清代的宫廷插花艺术，因为历代帝王都崇尚富丽堂皇的风格，渐渐失去了宋代的典雅和明代的简朴，有一种流于表面的艳丽。
比如乾隆皇帝偏爱彩绘花器，有的花器甚至极尽工匠之才华，瓶上人物、花鸟、楼阁应有尽有，令人眼花缭乱，不免艳俗。
这位一生写了四万多首诗的“文人”皇帝，也许根本不知道瓶与花，到底哪个是主，哪个是次吧？
受此影响，士大夫的生活也逐渐变得繁缛，人们只关心那些值钱的花器，在插花艺术上停止了探索。
从流传至今的大量插花题材绘画作品来看，清代的插花艺术在整体上呈现出程式化、世俗化的趋势，极少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
中国的插花艺术，不仅养眼，而且润心，是中华民族表现对生命的热爱、对自然的敬畏的独特方式，是通往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座虹桥。
这座虹桥曾经稳如磐石，深深扎根于我们的生活当中，现在却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下，备受冷落。
与讲体系、讲传承、讲规范的日本花道相比，当代中国的插花艺术，要么被解说成怪力乱神，要么被讲得云里雾里，和古代的繁盛相比，如今呈现枯竭的趋势，可谓羸弱不堪。
期待着有心人重拾和发扬中国的插花艺术，使社会再现爱花、尚花的风气，让人们从一花一瓶中，体悟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体悟大自然的伟力，体悟生命的神奇，也体悟自己的内心。
瓶中花事，四时流光，最是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