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思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期，其中在百种思想中脱颖而出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这几种传世的优秀思想理论都得到了各朝各代文学家、思想家、以及当权者的实践验证。而在这其中又最受推崇的，便是如今亦是备受争论的“儒”。
“儒”这个字，便是“人需”，也就是作为人需要的东西，它其实更注重人的自身修养，与身边人建立的一种和谐的关系。儒学思想即是将这种和谐关系的理念灌输到每个人身上，从而形成一个礼仪文明的和谐社会。
对于“儒学治国论”的分歧
利用儒学修身，几乎每个人都会认同，而谈起儒学治国，为何会被有些人拿来奉为神明，又被有些人拿来抨击批判呢？
在1990年前后，复旦大学历史系曾经举办过一次“儒学与现代化”的研讨会，在会议上，学界泰斗谭其骧先生，便直截了当地将“儒学治国伦”狠狠地批判了一番。
谭先生是怎么说的呢？他认为，儒学与现代化没有关系，之所以有人倡导儒学，是因为儒学可以控制百姓的思想，使其变得听话、懦弱。
纵观历史，中国人落后挨打的原因，无外乎思想和文化。面对具有侵略性的西方文化，儒学治国根本就行不通。并且历史上那些希望能够利用儒学来治国治民的统治者，并无一例成功。
就谭先生的理论来说，在同个世纪的初期，也就是民国时期，整个国家时局动荡的时候，儒学几乎沦为了“原罪之学”，这也是国民一致全盘否定儒学的时代。
那个时候的人们发现，利用儒学来面对列强的长枪大炮根本就行不通，要想不挨打，只能站起来用热血对抗！
那么就会有人提出，现在并不是时局动荡的新旧思想交替、新旧政权交替的时期，也不是一致对外的时期。
在和平年代的如今，像复旦大学历史系这样在文学界极有分量的大学者们提出“儒学治国”，到底是这些学者们说的，是有利于国家人民的推论，还是以谭先生为代表的，认为这是封建思想的还魂呢？
“儒学”于民于国，是不同的概念
其实根据谭其骧先生的话，大家回观历史不难发现，在中国近代史上，对于“治国”思想的讨论，数不胜数。
有观点说，带有侵略性的西方文化是会危害我国人民，所以要复兴传统文化，用其抗衡这些有危害的文化，但是近代史的这些祸乱发生的根本缘由，不是西方叫我们搞得，而是我们自己对于儒学文化思想的依赖和懦弱。
这种清明的思想，表明儒学不应该进入统治中国当代政治场域的态度，其实是在那个时代中清醒的学者的集体理念。
对于国家来说，儒学的专制主义基因与桎梏国民精神独立力量，是导致社会整体软弱麻木、停滞不前的一大重要原因。
这是当时的学者普遍的想法，谭先生的言论也得到了大部分学者以及政治家的认同。但能够由此否定儒学的存在吗？
并不是这样的，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儒家思想来解决前两者，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因为对儒学思想的学习理解，才给华夏人民带来了紧密关系和高度的东方文明。
儒学注重“人”，注重人的自我修养，以及以理服人，与人建立一种和谐关系、和谐社会。修身齐家之后，就是儒家提出的治国，想象中的儒学治国，就是以德治国，是很理想化的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
良好的道德素质可以使人丧失违法乱纪的意识，从根本上斩断犯罪的源头，但这基本上是违背了人的本性，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儒学治国的正反之辩
早在晚清民初时期，一些有着超前思想的学者就已经开始意识到，儒学误国。他们认为传统儒学带来的危害是深入骨髓的，也是误国的一个重要根源。
自从董仲舒与汉武帝同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在儒学治国下，中华民族就已经陷入了自我隔绝、自我毁灭的状态，说白了，就是因为麻木不仁的礼仪，始终斗不过长枪短炮。
但是在1980年初期，以海外学者林毓生为代表的大学者，开始对其进行抨击，说所谓的儒学治国论的危害，不过是因为警惕亡国带来的激进情绪，一旦国力好转，民族自信心增强，这种激进情绪就应该摒弃。
于是开始张扬儒学、批判五四，为了救亡图存的目的，过度夸大了儒学的危机，是肤浅不客观的。
到了1990年，随着海外“新儒家”学说的陆续引进，人们开始大肆宣传“政治儒学”的思想，并且随着营销学的推崇，接受这种思想的群体愈发壮大，他们认为西式民主与乌托邦思潮都不适合日益发展的中国社会。
那要怎么进行改良呢？于是就有大学者秋风、贝淡宁等学界名流提出，应该让儒学再一次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向导，可以在老祖宗传统的儒学上进行接纳和创新，但需儒者“治国平天下”，实现儒学治国的政治格局，如果坚持执行，这将是利国利民的思想潮流。
“法”和“礼”
其实现在看来，儒学确实没有能够“治国”的能力，我们经常说“法治社会”，这足以说明有法律法规的制约和束缚，社会才能达到一种思想上的平衡。
然而直截了当的法律法规并不能真正从源头上解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问题，这时就应该利用礼仪道德来进行思想上的制约，也就是儒学修身。
所谓的大学者与儒学的“死忠粉”，在国家富强的如今，可以利用儒学来治国平天下的近乎狂妄的自信，说到底，也不过是封建思想的还魂，也不过是倚仗法治社会的安稳，而搞出来的精神自负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