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水专制主义”一词出自《东方专制主义》一书。
据作者称，这部著作的宗旨在于解释并理解世界历史上的这一特点（指极权主义），成功论证这一特点的话，能为奴役和自由这一辩证问题带来新的思考方向和新的答案。
而“治水专制主义”便是作者在《东方专制主义》这部著作中构建的一套理论模型。在著作中，“治水专制主义”这套模型囊括古今中外历史，从古代中世纪到近代各国，从美索不达米亚到波斯、从中国到埃及，论证各种极权力量。
其中，古代埃及是最典型的国家之一，也是论证中最重要的国家。在这部著作中，埃及被认为是治水农业的典型国家。
然而，当我们深入的剖析埃及的历史发展和权力结构以及农业模式，就不难发现“治水专制主义”理论模型对埃及历史的扭曲。
“治水专制主义”的具体模式
想要知道“治水专制主义”为什么扭曲了埃及的历史，就首先要知道什么是“治水专制主义”以及它的结构。只有这样，通过结构理解功能，才更可能的理解它扭曲古埃及历史的本质。
在《东方专制主义》这一部著作中，作者最根本的观点始终是：
东方专制主义的文明是治水的文明；东方专制主义下的社会是治水的社会；东方专制主义下的经济是治水的经济。
因为这样的观点，所以作者发明了“治水专制主义”这个专有名词。
在作者看来，治水专制主义的形成是以治水为媒介达到集权的目的。因为在古代人们以农耕为生，非常依赖水源。
在一些干旱的地区，人们就积极引导并储蓄水资源；在水灾频发的地区，人们就只能挖渠道去引导水。而不管是储蓄还是引导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还必须相互协调，组织这些劳动力。而作为民众个体，本身是无力完成这个庞大工程的，只好服从协调、相互配合。
同时，在作者看来这种由治水农业发展起来的权力结构也会治水的不同而不同。
比如，因治水强度的不同而发展出完全不同的权力结构。除此之外，作者还认为军队和宗教都是这种权力结构的一部分，这种权力结构是极度专制的，被作者称为极权主义，民众需要绝对服从位于权力顶点的人。
此外，我们还需要了解的是：作者将治水专制主义分为了好几类。他根据治水的强度不同，把治水文明分为核心地区、边缘地区和次边缘地区。其中的核心地区又被分为四大类型，埃及就是强度最大的紧密类型。
既然埃及如此典型，又被作者如此重视，那么我们就以埃及为例来分析“治水专制主义”对历史的扭曲。
尼罗河的泛滥和埃及水利工程的建设
在作者看来，只有通过灌溉系统在旧的环境里产生新的能量，才有可能形成政府和社会的专制形态。而形成了灌溉系统，社会总要想办法维持这套系统，所以集权才有维持下去的可能。
而要详细的研究古埃及的灌溉系统，尼罗河的生态与地貌是绕不过去的坎。
埃及在最初并非干旱地区。在冰河世纪，欧洲被冰雪覆盖，埃及的气候很是湿润，非常适合人类居住。后来，冰河世纪结束，埃及的土地渐渐干旱、渐渐沙漠化，人们只得聚集在水源充沛的地区，尼罗河无疑是很好的选择。
尼罗河流域的农耕文明起源大约在公元前4500--4100年。人们在尼罗河流域生存生活，就必须要尼罗河流域的自然法则。比如防止洪水泛滥，就得建造堤坝或者引导水流进行储蓄，当干旱季节到来，就可以利用储蓄水源度过难关。
尼罗河的水位在每年的七月份开始上升，从上游向下游涌入大量的洪水，洪水越过堤坝，冲击下游平原，形成一排排的天然池塘。这些池塘自然形成，面积巨大，能够储蓄大量水资源，供干旱季节使用。在此期间，尼罗河附近的耕种土地全部被半米到一米深的河水覆盖。
当到了十月份，尼罗河水位下降，下游的潮水退去，露出肥沃的河床，以供人们耕种。这种利用大自然的力量，不用花费太多的人力就能够收获足够多的回报。
而在三角洲地貌上的情况又有很大的不同，三角洲地貌的形成绝大部分是尼罗河支流冲击平原形成的。但是三角洲冲击的平原堤坝很低，这样很容易形成沼泽地形。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认为三角洲地区不适合生存。
但是，以上情况都是总结的一般自然规律。简单的说，就是大致预测尼罗河潮水的变化趋势。无法太过精确，与实际情况会有一些出入。比如，尼罗河涨潮的早晚会有变化，涨潮持续的时间也有不同，有时三四个月，也有时两个月都不到，这为人们带来了巨大的不便。
所以，人们依靠尼罗河的自然灌溉来进行耕种是无法维持生计的。于是，人工灌溉系统也就自然而然的产生了。开始人工灌溉的话，就需要大量的有组织有纪律的劳动力，去完成一些必要的劳动。
比如，根据人们对水力的实际要求，对尼罗河支流的河床进行疏导、加深或者填平。只有这样，在自然的被动变化下进行主动的人工干预，让结果朝着对人们有利的方向发展。也是这样的主动改变环境，人们对大自然的无常变化才有了更强的抵抗力稳定性。
在以上已经介绍的水利灌溉系统，既有先天自然形成的，也有后天人工主动改变的。但是，不管是先天形成的还是后天去改变的，它们所针对的都是比尼罗河增水期水面低一些的地区。
而生活在高于这一水面的人们就很难从这套灌溉系统中获得便捷。
比如，埃及的村落、道路，埃及种植的亚麻、洋葱等就无法利用尼罗河的灌溉系统。前者是因为地理位置高度高于尼罗河的水平面，难以利用水资源。后者是因为亚麻、洋葱等作物不适合用灌溉后的耕地种植。
埃及的灌溉系统就是这样不断改进发展起来的。有趣的是，埃及很早就已经统一，形成中央集权国家。
但那个时候，并没有产生中央政府所统一规划的灌溉机制。那时并没有关于水力的法律，也没有相关的灌溉技术支撑，更没有产生相应的机制。因此，在埃及的早期灌溉管理工作还是属于地方。
君主专制的形成与官僚主义制度的形成
值得一提的是《东方专制主义》作者说到，之所以把这种主义以“治水”命名，就是为了提醒人们治水机制的形成与权力结构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权力因治水产生，治水强度、治水时间、治水环境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权力结构。
其实，我们不否认埃及出现过专制主义制度，但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专制主义的形成与治水有关，也不能因此把各国的专制混为一谈，甚至还统一的被“治水专制主义”所涵盖。
而专制主义真正的形成原因并不能由一个简单的“治水”来概括。想要明白它形成的原因，至少得从经济、文化、政治以及民族等多方面来综合分析。
以古埃及为例来探寻专制主义的形成。说到埃及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名词——法老。古埃及的法老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被人们称为“荷鲁斯的追随者”、“拉之子”、“神的化身”等等，被看做权威、智慧和真理的化身。
这从内心上、从真理上也从神性上解释法老的合理性，让人们自发的服从。而且，法老不仅是理念上的，他还是现实中的实际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
那么他要管理一个国家，首先得制定法律维护秩序。法律由法老制定，全国的生杀大权皆由法老一人掌控。有了秩序才有形成国家级经济和国家级军事的基础，后者也皆由法老一人掌控。
可以说，埃及的专制主义是围绕着法老形成的阶层，这个阶层为法老一人服务，形成官僚主义制度。
结语
从古埃及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环境来看，它是一个非常依赖水的国家。水资源在古埃及的农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从最开始的依赖自然规律播种，到后来的人们主动改造环境（挖渠道、造堤坝），体现了埃及文明的发展。
古埃及的专制主义从起源之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
当埃及的军事领域霸主地位确立后，才强化了权力统治，也让官僚制度更加复杂化，与治水无关，更与治水强度无关。
但是，分别梳理灌溉系统的起源和权力制度的起源后，我们不难发现埃及专制主义的起源是要早于灌溉系统的起源的。所以说“治水专制主义”是一种对埃及历史的扭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