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新的问题是体制成本降后又升

周其仁:新的问题是体制成本降后又升
2017年01月19日 21:30 经济观察报

理性·建设性

“中国并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现在很多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不经过人大的审核,很容易一下子收过头了。”

“这两年经济下行,我在别的地方发现,因为(经济)下行政府收入减少,(税收)更收得比较重,作为地方政府的领导人,要想清楚,如果企业都垮了,将来更没有办法弄,一定要在企业困难、政府困难的时候怎么样共渡困难,其中一个税收的问题要妥当。”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原院长周其仁于1月18日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上的讲座如此说道。

“税赋减轻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公平、普及,交税不能有人交得多有人交得少,但是一定总的税赋要往轻的走,要简化。税收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到法,这件事情还真是要从顶层设计开始。从改革方案设计里已经把这个放进去了,现在问题是新的条件下,政府收入在增长速度下行的时候也是现实的问题,政府要开门,那么多的公务员,那么多的项目,怎么样做好平衡的工作,确实有很多的经验要总结。”周其仁进一步说道。

此前“曹德旺跑了”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企业负担沉重成为各界热议的话题。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原深圳市常委张思平提到,“中国不存在“死亡税率”,我觉得曹先生(曹德旺)跟我们讲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税,而是企业的制度成本带来的所有企业的负担。比如深圳的(企业)负担,政府的收入按照世界银行的算法,政府的收入包括一般预算收入就是税,还有基金,基金就是卖地的,还有社保,社保也是政府的收入,因为社保有腾出一部分,还有我们的费,比如教育附加费和各种费,深圳费有100多亿(元)。严格来讲我们还有债务等等。企业由于制度成本带来的成本远远大于税。公认的现在企业的负担太重,政府的收入比例太高,老百姓没有达到共享,这是一个我们大家的共识,也是未来改革的方向。”

周其仁强调,中国的成本优势不完全是原来的劳动力便宜,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把我们原来奇高无比的制度成本曲线大幅度降下来。但现在讨论新的问题是成本线永远在变动,降到最低点然后又上去了,成本重新上升,是经济体内无论个人、家庭、企业、地方、国家,不可抗拒的要面对的一个力量。   

“成本怎么降下来又涨上去?早年就叫放权,放水养鱼,先让老百姓起来,但是体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长中举头向上。现在一般讲成本优势消失都讲劳动力、都讲工资,这个问题存在。但是据我了解,1995—2012年的数据,中国最高速成长的时期。中国名义GDP增长8.6倍,全国工资总额涨了8.8倍,税收涨16.7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涨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增长了28.7倍,最关键的是现在上上下瞎议论房价,政府独家供地获得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

“体制成本降下来又重新上去了,有些有道理的,经济起来之后税收会涨。还有体制性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国并没有达到税收一定要法定,现在很多税收是行政部门直接定的,不经过人大的审核,很容易一下子收过头了,税收是法定的力量。”

“新一轮改革开放情况下,中国早年是开放、搞活,把过去不当的观念、不当的政策、不当的制度,根据实践检验解开。解开当中又加了不少,李克强这一届政府上来就是简政放权,我仔细看新闻报道说多少条许可废除,我大概追问了一下,其中大部分是高速增长时期加进去的。为什么?有人说需要加,要调控,不调控要失衡。那中国大领导一着急,小领导就跟着着急,那就得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发文件,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高速增长的时候加刹车没关系,刹好像也刹不住,经济一下行,那些刹车,那些不行的文件还在体制里,没有撤销。办事还是照那个文件来,这让我们这波下行当中就吃这个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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