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税改三面观：全球宏观、美国及中国影响深析

特朗普税改三面观：全球宏观、美国及中国影响深析

——民生海外政局追踪系列20171218

文／民生证券研究院宏观固收研究主管 张瑜

 执业证号：S0100517090002

 民生证券研究院宏观组 齐雯

 执业证号：S0100117060048

报告摘要

特朗普税改追踪：等待参众两院投票通过最终税改版本

1、目前阶段：12月15日美国参众两院形成最终版税改方案，预计本周（12月18-22日）将在参众两院再次投票，投票通过后将递交总统特朗普签署，最终在全美施行。税改内容确定：企业所得税下调至21%、个人所得税均会有不同程度减免、跨国公司也将获得利润回流的减税机会（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税率为15.5%，非现金等价物税率为8%）

2、税改落地“三个层面”判断：法案层面落地时间判断：乐观年内、中性2018年一季度、悲观2018年中之后；企业层面落地时间判断：企业税调整在2018年生效；减税力度判断：整体方案有所缩水

特朗普税改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整体影响或不如预期

1、不会马上形成全球减税浪潮 ：全球政府债务仍处高位，财政扩张有限，在货币政策先回归常态化后再配合财政上的减税更为合理

2、对美国经济短期提振 长期影响中性：短期税改提振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长期或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3、海外资金回流利好美股：税改将促使企业转向股权融资；企业海外利润回流美国或被用于回购企业股票

4、利率短期上行，长期影响并不显著：通过对美国历史上历次税改后利率走势和对经济的影响来看，减税在短期内会对利率形成上行压力，长期影响并不显著

5、对美元提振有限，人民币未来不弱：特朗普税改被市场充分定价，后续政策真正落地对美元提振有限。美元走强因素走弱，美元不强，人民币不太弱

特朗普税改对美国企业的影响：对跨国公司影响大于美国本地公司

1、对美国本地大型企业影响有限，中小型企业受益：美国大企业的实际有效税率并不高，税改措施下企业有效税率的下降幅度将小于预期。税改前中小企业的缴税率最高可达39.6%（个人所得税），税改后可用20%的流转税替代

2、促进跨国公司留存海外利润汇回，对新增利润影响并不确定：引入海外留存利润税，促使“存量”海外利润，尤其是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等流动性资产的回流。之后海外利润将免征税（属地征税），这对“新增”海外利润影响并不确定

特朗普税改对中国影响：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有冲击 但仍可控

1、不会造成大面积“外资撤出”：美国税改对企业的吸引力或不如预期、税收并非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的唯一决定因素、2016年美在华FDI占比仅为1.9%且投资转向我国税收优惠行业、我国的“引进来”政策鼓励外商在华投资

2、不会形成恐慌性“内资外流”：美国成本吸引力并不显著、中国积极“降成本”、对外投资政策阻力较大（我国对外投资政策管理趋严，同时美国也增强了其国家审查体系）

风险提示：

特朗普政策超预期 国内资本管制超预期 中美贸易摩擦升级

01

特朗普税改追踪

1特朗普税改行至何处？参众两院确定最终版税改方案

1、目前阶段：等待参众两院再次投票

12月15日美国参众两院形成最终版税改方案，预计本周（12月18-22日）将在参众两院再次投票，投票通过后将递交总统特朗普签署，最终在全美施行。

2、税改内容确定：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均会有不同程度减免 跨国公司海外利润汇回税收优惠

企业所得税从当前的35%降低至21%，个人所得税各档有不同程度的减免，同时跨国公司也将获得利润回流的减税机会（海外利润一次性征税，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税率为15%，非现金等价物为8%）。

2未来如何发展？税改“落地”的三个层面

税改落地有三个层面，一个是以总统签署为代表的法案层面的落地通过；一个是企业层面真正开始减税的落地实行；第三层面是税改力度，前两个层面落地只是时间问题，但税改的力度其实是经济金融关注的重点，落地快的未必减税力度大，因此还需关注最终落地的减税版本力度。特朗普税改从2016年年底提出至今一直迟迟难以落地同时屡次缩水，就是在力度和时间两个维度之间的取舍，为了让税改尽快落地，只能采取降低税改力度的方式来妥协。

1、法案层面落地时间判断：乐观年内、中性2018年一季度、悲观2018年中后

12月15日美国参众两院形成最终版税改方案，如果进展顺利，乐观来看，特朗普税改法案在年内之前可以达到法案层面的落地；中性来看，在2018年一季度就能通过两会，提交总统签署；悲观来看，如果参众两院投票进展不顺利，可能进一步推迟至2018年中之后。

2、企业层面落地时间判断：企业税调整2018年生效

如果总统年内签署，那么法案2018年初就可能生效，根据最终的税改方案，企业税调整会在2018年实施（之前众议院版本对企业减税是2018年生效，参议院是2019年）。

3、减税力度判断：整体缩水趋势不改

总体来看，协商一致的版本再次缩水，效果上也将大打折扣。目前的版本对应的未来十年增加美国赤字1.4万亿美元左右，2016年初提出的税改方案是4.5万亿美元，2017年年中是2.5万亿，年末版本变为1.4万亿。

02

特朗普税改对宏观经济影响

1美国税改是否会掀起全球减税浪潮？短期内不会大面积减税

从危机以来各国的政策竞争其实是货币宽松的竞争（放松货币政策、实行大规模的QE），2017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温和复苏，各国竞争转为更为“实”的政策竞争，如结构性改革、提高营商环境等，但是由于目前全球政府债务仍处高位，所以债务限制下减税的力度和幅度不会那么快，需要货币政策先回归常态化后再配合财政上的减税政策更为合理。

 全球能否在美国带动下形成减税浪潮还有待观察。一方面，特朗普税改最终版本力度减弱，对其他国家的政策冲击效果下降。另一方面，主要发达经济体如欧元区、日本货币政策还未回归常态化的前提下，实行政策双宽松（货币+财政宽松）为时尚早，而新兴经济体实际财政扩张空间也相对有限，大规模减税也面临难度。所以不排除个别财政稳健的国家跟随美国减税，但大面积的全球减税浪潮短期内形成概率较低。

1、全球减税空间分析：政府债务率处于高位 财政扩张空间不大

能否形成全球减税浪潮的最大阻力在于减税对各国公共债务的冲击，如果各国跟随美国减税，那么将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下将带来额外的债务压力。目前全球政府债务水平仍在高位，财政扩张空间不大，将限制减税的力度。

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相比，如今各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发达经济体尤其如此。2008年初至2017年初，全球政府杠杆率从64.8%上升至84.9%，其中发达国家从75.2%上升至106.7%，新兴国家从36.4%上升48.1%。在高企的政府杠杆率下，财政扩张空间非常有限。

2、欧元区：政府债务高企+QE尚未退出 财政难进一步宽松

欧元区尚未完全退出QE且政府债务占GDP比例自危机以来快速上行35.1个百分点至102%，这种情况下较难支撑政策上的双宽松（即货币宽松+财政宽松）。

次贷危机之后，欧元区企业和家庭部门加杠杆意愿不足，为刺激经济欧元区各国财政赤字明显增加，政府部门债务规模已快速积累至较高水平。欧元区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从2007年四季度的66.9%上升35.1个百分点至2017年一季度的102.0%，其中部分经济体如英国、西班牙和希腊政府债务水平超过了100%，分别为115.9%、100.4%和173.1%。

3、日本: 税收下降 支出刚性 减税将造成更大的财政压力

上世纪90年代后，日本长期收不抵支。具体来看，由于经济停滞其税收入占财政收入比例大幅下降，同时日本社会保障占财政支出却不断攀升。2017年一季度日本政府债务与GDP之比达到212.7%。由于支出压缩（社会保障支出持续增加）空间有限，政府不得不设法提高收入，由于日本消费税税率偏低，安倍政府将提高消费税率作为关键，例如进一步提高消费税率至10%。

4、新兴经济体：财政扩张空间相对有限 无法支持大规模减税

作为整体来讲，新兴经济体政府债务水平相对较低，2017年一季度新兴经济体政府债务与GDP之比在48.1%左右，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的106.7%，但新兴经济体实际财政扩张空间相对有限，大规模减税也面临难度。

一是因为部分主要经济体债务水平已相对较高，比如印度政府债务与GDP之比达68.1%，巴西政府债务与GDP之比达79.4%。二是新兴市场举债成本增加。目前美国的利率水平已经在上升，以美元举债且未来几年需要偿还或延期的借款人将受到影响。国际金融协会(IIF)发布的报告显示，在2018年年底到期的新兴债券及贷款超过1.9万亿美元，其中15%为美元计价。

2美国税改对美国经济影响？短期提振 中长期影响中性

税改计划对产出影响—逐年下滑 中长期影响中性：短期来看，税改会提振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或对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以参议院版本的税改法案为例，根据TPC最新的报告来看，税改将令2018年美国GDP增长0.7% ，但2025年后法案对产出的提振效应将迅速减弱，2027年税改对GDP几乎没有影响。

税改计划对预算影响—十年增加1.4万亿美元：根据CBO的测算，终版的税改方案将使美国财政赤字在未来十年内增加1.4万亿。

税改计划对赤字影响—十年内增加1.5万亿赤字，占GDP的5.3%：据TPC测算（参议院版本），税改法案将令2027年和2037年债务增幅分别为1.5万亿美元和1.8万亿美元，分别占GDP的5.3%和4.3%。

3美国税改落地股市怎么走？短期内提振股市

短期内股市可能会有所提升。一方面，税改将改变当前企业发债融资为主的趋势。除了税改对高税收概念股的刺激之外，调整利息支出的减免上限为扣除利息前收益的30%（之前不缴税），可能会改变企业在低利率环境下发债融资的情况，促使企业转向股权融资。另一方面，税改会促进企业海外利润的回流。对认定为应遣散回国的境外收入一次性征税，以及将征税体系由属人制变为属地制，都对海外利润回流有推进作用。而就海外利润回流而言，参考美国历史上的情况，回流美国的大量现金很可能会被用于回购企业股票，推动股价上涨。

4美国税改落地对债市影响如何？短期有上行压力，长期影响不显著

减税对利率的影响渠道分为经济（减税-利于盈利改善-企业扩张投资-经济上行-利率上升）和供需（减税-财政赤字增加-国债供给增加-利率上行）两方面。

我们通过对美国历史上历次税改后利率走势和对经济的影响来看，减税在短期内会对利率形成上行压力，长期影响并不显著。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实施后，企业利润和投资总体有一定的改善。

美国历史上有五次减税政策，里根政府减税规模最大，效果最好：从减税幅度来看，在美国历史上的五次政府减税进程中，里根政府减税规模最大，其次是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肯尼迪、约翰逊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减税规模较小。如果特朗普税改成功，则特朗普税改的减税规模将超过里根政府。从减税效果来看，里根政府的减税效果时滞最长，效果最佳，在政策实施的第三年，企业利润增速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达到21.66%和16.7%；奥巴马政府的减税效果最为迅速，企业利润增速在一年后快速上升至25%，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也由负转正，小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实施后第三年企业利润增速大幅上升，对投资的拉动并不明显。

减税会导致财政赤字增加，使得国债供给增加，从而推升利率上行。根据测算，特朗普税改计划将导致1.4万亿美元政府财政赤字，占美国国债存量的6.8%（目前美国存量国债为20.3万亿美元）。历次减税都伴有一定幅度的国债供给增加，如2010年奥巴马政府减税时，美国国债存量规模较2001年小布什政府减税之时已经增加了8.22万亿美元

总体来看，减税在短期内会对利率形成上行压力,长期影响并不显著。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菲利普斯曲线逐渐平坦，各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刺激经济，全球货币政策逐渐走向宽松时代。从美国利率走势来看，历次减税虽然对利率在短期内构成上行压力，但利率总体来看处于下行区间。

5美国税改落地对美元影响如何？提振有限

1、税改落地对美元提振效果有限 2018年美元有超跌风险

特朗普税改预期已经被金融市场充分定价，警惕未来超跌风险：11月特朗普税改立法加速推进，各项政策逐步落地，然而美元指数却创下4个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这说明特朗普税改的预期已充分被金融市场定价。当特朗普税改最终落地，对美元的影响将比较有限。美元判断更应关注2018年货币紧缩马达的临近熄火，加息进入下半程后市场预期的改变。

2018年需注意通过套保来应对美元汇率风险敞口。2017年开始是全球汇率两年趋势的扭转，主流货币波动性加大。2018年强烈提示减税微版本落地后加息也到了后半段，美元两个马达可能都面临熄火，提示美元2018年的尾部风险是超跌，如果篮子货币一致走强，美元一旦跌破90很可能形成交易反转而向下超跌。

6美国税改落地对人民币影响如何？人民币双向波动

人民币汇率维持双向波动，目前是跟随外盘变动为主，美元不会太强，人民币就不会太弱，年底对应最后一波套保重新定价窗口，或有积压结汇，人民币汇率不用过度悲观与忐忑。2018年预计人民币汇率6.5-6.7之间双向波动，尾部概率来看超涨可能性大于超贬。

03

特朗普税改对美国企业影响

目前来看，参众两院的税改版本均体现了提高本国税制竞争力和吸引海外利润回流的政策意图。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总体来看，美国税改对跨国公司的影响大于美国本土企业。

降低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以提高本国税制竞争力。参众两院的协商版本将企业税率降至21%，并且在2018年开始实施。另外，对于税赋流转税来说，符合规定的企业缴税将从个人所得税转为 20%的流转税。

引入海外利润留存税，鼓励海外利润回流本国。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利润汇回统一缴纳15.5%的税率，非现金等价物利润汇回缴纳8%的税率。

从全球征税体制转变为属地征税体制：在对海外留存利润征税税后，美国将对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新增”利润将实施“属地税收”（Territorial Tax）原则，即美国企业取得的源于境外（持股需达10%或以上）的符合条件的股息红利实行“属地征税”，即100%股息免税。

1美国税改对美国本土企业影响？大企业受益有限，中小企业获益更多

1、降低企业所得税 大企业受益有限

大企业的实际税率并不高，降低企业所得税对其作用有限。尽管美国法定税率先前高达39.5%，高居发达国家之首，但在企业层面来说，美国实际有效税率并不高，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2016年美国企业的有效税率只有21.82%。就大型企业，用标普500指数中的上市公司测算，2016年平均实际税率是27.79%，过去12个月是21.03%。鉴于企业实际有效税率已经较低，根据PIIE研究员Jacob F .Kirkegaard的研究显示，税改措施下企业有效汇率的下降将幅度小于预期，或仅有2-3%的降幅。

2、中小企业得益于流转税实施

税赋流转税下，中小企业获益更多。目前的税制下美国的中小企业大多是税收透明体形式，原本不缴纳企业所得税，而是由企业所有人在分得利润后按个人收入纳税，最高税率可以达到39.6%。税改后实行替代性最低限额税（即用流转税替代），意味着部分小企业投资者原先的个人所得税可以用20%的税负代替，税收负担大大降低，同时这些企业也可以适用税改政策中其他各项针对企业所得税的新规和优惠政策。但这部分公司占比较小，所以无法改变美国的主流行业前景。

2美国税改对美国跨国公司影响？预计有1.5万亿美元左右的海外利润汇回

针对跨国公司海外资本汇回的税收改革主要是“一次性强制征收海外利润留存税”（针对海外存量利润）和“属地税收”（针对增量利润）两项。“海外利润留存税”（汇回利润从35%税率下降至8%/15.5%）会促使美国跨国企业海外利润一次性的资本回流。之后美国海外利润将适用于“属地税收”，即免征所得税。在此政策下，对“新增”利润影响并不确定。

1、境外利润汇回税会促使“存量”海外利润回流 对未来“新增”利润影响并不确定

现行“全球征税”体制下，对美国跨国企业来说，100元海外利润回到美国仅剩65美元：在“全球征税”安排下（现行税制），美国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如果要将利润汇回美国除缴纳本地所得税外，还要补缴美国企业所得税。举例来说，假设美国在A国投资，A国的企业所得税仅为5%，则美国企业除扣除在A国的企业所得税5元外，另外还要补缴美国的所得税30元（美国企业所得税35%），则最后美国公司100元海外利润汇回美国仅剩65元。

税改后对海外利润实行一次性税收，100元海外留存利润汇回美国可剩84.5/92美元：税改后以现金类资产体现的境外留存利润适用15.5%的税率，以其他资产体现的境外留存利润适用8%。在此方案下，按100元海外利润计算，若以现金（可流动资产）汇回，回到美国可剩84.5美元，若以厂房设备（不可流动资产）汇回，则回到美国则剩92美元

强制征税下，美国跨国企业“存量”利润回流动力加强：除了利润汇回的税收优惠外，美国企业在海外的累计利润征收的境外利润汇回税规定为强行征税，即不管是否实际汇回，均要征收。这也意味着不论是否将资金汇回美国都要缴纳这笔税款，这使得美国跨国公司有很大的意愿将在外留存利润汇回。

“存量”利润税收过后，“新增”利润是否回流仍不确定：在对海外留存利润征税税后，美国将对企业海外分支机构的“新增”利润将实施“属地税收”（Territorial Tax）原则，即美国公司持股10%以上的海外分支的利润通过股息形式汇回美国母公司时将免征所得税。美国海外公司是否把海外的新增利润汇回美国，涉及到公司所处行业、经营状况、当地投资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因此“新增”利润能否回流美国仍不确定。如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经营可以获得比美国本土更高的投资利润，那么美国海外公司的“新增”利润可能会用于当地的再投资而非将其汇回美国总部。

2、海外存量“利润”回流在1.5万亿左右 主要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为主

从规模来看，约会有1.5万亿左右的海外利润回流：从历史经验来看，2004年小布什政府便推出了一年期限的一次性税收优惠政策（Tax Holiday），税率仅为5.25%。据IRS指出，当时共约3620亿美元海外递延所得利润回流，约占海外全部游资的2/3。相较于小布什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当时税收优惠是由35%降低至5.25%，仅有1年期限），本次提出的版本减税幅度有所减弱（从35%降低至15.5%/8%左右）。因此假设仅有1/2的海外利润回流，据美国税务总局统计，截至2014年3.03万亿美元的海外存留利润，则本次税改会带来1.5万亿左右海外利润的回流。

从形式来看，短期内回流主要以流动性较好的现金及等价物为主：美国跨国企业利润的留存形式，可分为现金与等价物以及其他固定资产。在15.5%的税率下，流动资产（现金及等价物）最容易回流，目前美国上市公司海外持有的现金和等价物规模约为1.1万亿美元左右。而非现金形式资产如厂房设备短期内回流较为困难。

04

特朗普税改对中国影响

美国税改对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美国税改后是否会引发“外资撤出”和“内资外流”。总体来看，美国税改落地会对我国跨境资本流动产生冲击，但影响可控。

从“外资撤出”角度来看，并不会造成大规模外资撤出: 首先，从税收角度美国税改对企业的吸引力或不如预期。其次，行业上美在华投资主要向高科技和高端服务业等有税收优惠的行业转移,并且美企在华投资主要原因是看好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制造优势以及广阔的消费市场，税收并非唯一考虑因素;另外, 总量上美国对华的FDI占比并不高，2016年仅占比1.9%；最后，我国推出一系列“引进来”政策，使得外资在我国投资更加便捷化。

从“内资外流”角度来看，规模可控：首先，美国成本吸引力并不显著，美国在劳工成本、技术工人储备、环保与法律成本、基建成本等方面亦有明显的劣势，中国拥有完整的产业配套和崭新的基础设施。减税利好企业的前提是有较好的盈利，中国制造企业在美设厂的一系列问题，短期内并不是减税就能解决的。其次，中国积极推行“降成本”，国务院下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目标为税费负担合理降低、融资成本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明显降低、人工成本上涨得到合理控制、能源成本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较大幅度降低。最后，政策阻力加大。我国对外投资政策管理趋严而美国增强国家审查体系。

1特朗普税改是否会造成外资撤出？不会造成外资大规模撤出

1、仅从企业税收变化的角度来看，美国税改对企业的吸引力或不如预期

美国在华企业留在中国，那么 100元利润扣除企业所得税后可得75-85元：目前美在华企业将利润汇回美国需要缴纳三道税，分别为中国企业所得税、因跨境交易产生的预提税以及回到美国本土后补缴的企业所得税。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对高新技术企业、外资企业都有相应的征收优惠。8月16日，国务院公布《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对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利润直接投资于鼓励类投资项目，凡符合规定条件的，实行递延纳税政策，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只要美国在华企业把利润投资在中国，10%的预提所得税一直往后递延不用交，直到这笔利润汇出。以在华美国高科技企业为例，如果把利润投资在中国，在华企业100元利润只需缴纳15元企业所得税(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扣除企业所得税后可剩余85元，如无税收优惠则为75元。

美国企业撤回美国，则100元利润扣除企业所得税后可得79元，并不具备明显优势：最终版本的税改方案，将企业税从35%下调至21%，相比于中国的企业税（25%）来说，其下降幅度并不高，不具备明显优势。另外，根据研究显示，税改措施下企业有效汇率的下降将幅度小于预期，或仅有2-3%的降幅。

2、税收并非跨国企业在华投资的决定性因素

从美国对华投资情况来看，总量上美国对华的FDI占比并不高，1986年以来，美国FDI在我国投资占比逐年下降，从14.5%下降至2016年的1.9%。2016年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为23.9亿美元，不断下降的美国FDI意味着美国FDI的大幅撤离对我国总体冲击较为有限。

其次，行业上美在华投资主要向高科技和高端服务业等有税收优惠的行业转移，2016年美国对中国的FDI在传统制造业投资下降，但在高端制造和现代服务业投资有所增加。2016年美国在中国投资最高的前三大领域分别为信息和通讯技术，娱乐和消费品和服务直接投资。我国在高科技和高端服务业有着优惠的税收条件，如高新技术企业仅征收15%的税。

最后，美企在华投资主要原因是看好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制造优势以及广阔的消费市场，税收并非唯一考虑因素。以信息和通讯技术为例，据Rhodium Group的统计，信息和通信技术是美国在华投资的最大行业，自1990年以来累计投资达372亿美元，占美国在华总投资的15%。美国投资者在华投资最初专注于信息技术设备的组装（由于中国廉价土地和劳动力带来的制造优势）。目前美企在华的信息通讯技术投资转向软件服务，这表明了美国企业更看重中国的市场，智能手机和软件的快速变化也意味着中国有可能赶超美国的消费者技术。相比于税收，技术和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更为重要。

3、我国鼓励外商在华投资 推行一系列“引进来”政策

在政策方面我国推出了一系列吸引外资的政策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外商投资便利化和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如下表所示）。例如，实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新增自贸区、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完善QFII、RQFII、开放债市等。

2内资外流？ 短期内不会引起中国制造业向美国迁移

在实体产业的跨国转移中，制造业素来是较为灵活的，总是进行跨国转移，寻找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价值洼地。而其他行业的跨国迁移并不明显。经历过欧美日韩制造业向中国大转移的时代之后，近年来关于中国制造业回流美国的讨论不绝于耳，并以福耀玻璃等一批中国企业在美国设厂为标志性事件。事实上这块投资规模一直不大，2015年中国对美国所投资制造业新创造的工作岗位仅为8万个，只能算“试水”。在美国减税新政有望落地之际，中国制造业是否会回流美国的讨论重新兴起。但即使美国的减税政策能够顺利落地，在短期内也不会引起中国制造业的资本大迁移。

1、美国成本吸引力对制造业不显著

美国虽然在土地、能源、物流等成本上具有一定优势，但在劳工成本、技术工人储备、环保与法律成本、基建成本等方面亦有明显的劣势。劳工成本方面，美国市场给低技术工人的工资也要达到8-10美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是7.25美元/小时。同时职业安全、加班意愿、保险保障、工会制约等方面的显性与隐性成本也是很高的

技术工人储备方面，美国社会目前较为忽视职业技术教育。美国制造业工程师协会的数据显示，2015年底美国高级技术工人缺口达300万，2020年机械师、电焊工等制造业高级技术工人缺口将达到87.5万。在美国的政治观念中，以培养蓝领工人为目标的职业技术教育是在将学生固定在低端路径中，固化社会阶层，因而美国政府推动职业技术教育阻力很大。同时，职业技术教育的需求也不高。1960年以来，服务业开始在美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白领”不断涌现。“蓝领”父母希望孩子进入更体面、更受尊重的行业工作，因此，大学学历成为年轻人的“标准选择”，职业教育为“劣等选择”，蓝领阶层不断衰落。

另外，美国的专业人士较为昂贵，环评、法律诉讼等方面的高成本与繁琐程序远超国内。各类项目建设的成本也比国内要高很多。再考虑到国内企业去美国可能面临管理上的文化冲突，作为外国不出名的小公司难以从当地银行贷到款，当地产业配套跟不上等问题，赴美设厂的实际吸引力并不算特别强。

最后，美国近年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停滞。依据美国劳工部公布的部门生产力和成本指数，美国制造业部门每小时产量在2012年之后就陷于停滞，今年三季度相比2012年一季度反而有0.38%的下降。近年制造业产量的小幅增长，也主要靠就业提振所带来的工时增加。

因而我们很难认为前两年以福耀玻璃为代表的优秀中国企业在美国设厂，是因为美国的成本优势再现或制造业生产率有大幅提高。更合理的解释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政策引领下的正常海外布局，再叠加美国部分原材料价格便宜（如棉纺）、部分企业主要客户在美国等因素。

从事后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来看，这些中国企业开设的美国工厂也面临许多经营困难，以高得多的成本和精力勉力维持。减税利好企业的前提是有较好的盈利，赴美先锋福耀玻璃的美国公司上半年亏损1044.1万美元，2016年亏损4161.05万美元，实际上是享受不到减税利好的。中国制造企业在美设厂的一系列问题，与中美社会的一些根本性差异有关，短期内并不是减税就能解决的。

2、中国积极推进“降成本”

相比于美国采用财政可持续性尚存疑的大幅减税方案，国内供给侧改革也在稳步推进 “降成本”。国务院去年底下发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国发【2016】48号文)进行部署，目标任务包括：税费负担合理降低、融资成本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明显降低、人工成本上涨得到合理控制、能源成本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较大幅度降低等六大目标，提出了具体的举措并明确了牵头部委，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a）合理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营改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扩大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取消地方政府违规设立的政府性基金、扩大政府性基金免征范围等措施。

b）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定向降准，降低融资中间环节，加大融资担保力度，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等。

c）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打破地域分割和行业垄断，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深化“放管服”改革，改善营商环境；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合理降低服务收费标准。

d）降低企业人工成本：降低社保缴费比例，补充社保资金缺口；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适当降低企业缴存比例；完善最低工资调整机制；实现居住证制度全覆盖，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

e)降低企业用能用地成本：加快推进电力、石油、天然气等领域市场化改革；完善光伏、风电等新能源发电并网机制；加快推进电力直接交易、煤电价格联动、简化办理手续等电力体制改革工作；推进工业用地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供应，降低工业用地成本。

f)降低物流成本方面：健全现代物流标准体系；完善城市物流配送体系；推广多式联运，构建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推动无车承运人业务加快发展；修订《收费公路管理条例》，逐步有序取消政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杜绝乱收费、乱罚款，规范车辆超限处罚标准；规范机场铁路港口收费项目，清理不合理服务收费。

虽然这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拳不一定能完全落地，但许多政策已在路上，在部分领域也切实展现了成效。

除了正在推行的“降成本”举措，中国的基础设施具有后发优势，中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地铁、水运、港口、隧道、水利、电网等规模均居世界第一位。同时，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非常完整，产业协同的成本最低。完整和产业配套和崭新的基础设施，已日渐替代人口红利成为我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3、政策阻力加大 我国对外投资政策管理趋严 美国增强国家审查体系

（1）我国对外投资政策管理趋严

自2016年以来，我国对企业对外投资加强监管，防范风险，同时引导对外投资结构转变、理性发展。例如明确鼓励类、限制类和禁止类的境外投资类别。以地产为例，中国政府从2017年以来对境外地产投资采取限制监管，海外地产投资在对外投资负面清单中所占比例达到四分之三。

（2）美国持续加强国家审查体系

美国自1974年通过《外国投资研究法》，设立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逐步加强对外国投资者的审查力度。2007年美国国会通过《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FINSA），正式确立了外国投资审查、总统最终决策、国会对审查进行监督的投资活动审查体系。《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扩展了《1950国防安全法》关于“关键基础设施”和“关键技术”的范围至金融服务领域。

由于美国《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FINSA）以及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审查体系在不断加强，可以预见即使美国税改顺利推行，外国资本的收购计划首先需要考虑的是CFIUS扩大化的审查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