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死”

“舒舍予已经自绝于人民”

1899年,老舍生于北京一个旗人家庭。次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老舍之父身为护军殉国。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老舍家曾遭劫掠,当时一岁半的老舍因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

由于父亲的阵亡,老舍与母亲相依为命,过着清贫的生活,一家人全靠母亲洗衣维持。9岁时,由一名叫刘寿绵的满族黄带子贵族资助,老舍得以入私塾读书。

幼年遭遇成为老舍一生悲伤的底色。成长于旧制度新政治交替的年代,目睹了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他的作品多是平民的觉醒意识。

在老舍的作品中,不乏自杀而死的人物。《四世同堂》中,祁天佑受日本人羞辱后投进了护城河;《茶馆》中,王利发掌柜全力支撑“裕泰”老字号而不得,被逼上吊而死;《骆驼祥子》中,小福子被父亲卖到窑子里不堪非人待遇上吊自杀。

与颓废的轻生者不同,老舍笔下的自杀者们有三个鲜明特点:其一,他们都是善良者、严肃的生活者。其二,他们都是忠烈者,因深知无法实现自己的现实抱负才忧愤自尽。 其三,老舍描写他们的死时,用笔干脆、果断,不去做大段死亡前的心里渲染。

死亡意象作为某一人物的戏剧化人生的最后一笔,更能流露出情感符号的价值观与伦理观,艺术家的道德尺度也借助于人物的死亡得以显现。1966年8月24日,老舍创作了最后一个人物的死亡——自投于太平湖。

1966年8月23日下午三点,一场针对北京市文化局和“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批斗会开始。

被批斗的“牛鬼蛇神”共29人,除老舍外,还有肖军、骆宾基、荀慧生、白云生、侯喜瑞、顾森柏、方华、郝成、陈天戈、王诚可、赵鼎新、张孟庚、曾伯融、苏辛群、季明、张国础、商白苇、金紫光、王松生、张增年、宋海波、张治、张季纯、端木蕻良、田兰、江风。

彼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1966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明确写明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在这样的理论下,绝大多数作家和文艺界领导干部成为“黑线人物”,军队代表被派往各文艺单位领导文革运动。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并且对给他献袖章的红卫兵说了“要武嘛”。之后,红卫兵暴力大规模升级。

在三点的烈日下,这29人被一个一个叫出来,每叫出来一个,就套上一块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名的牌子,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老舍的罪名有三个:美国特务、反革命分子、修正主义分子。

四点钟,29人被装上两辆大卡车,运到东城区国子监“文庙”的院子里。红卫兵在院子里架起了一个大火堆,焚烧戏剧服装和书籍,烈焰熊熊。口号声震天响:“打倒反革命黑帮!”“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

29人被强迫在火堆前围成一个圈子,跪下来,头顶地。站在他们身后的有数百名红卫兵。有的红卫兵解下腰间的军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打他们。当时正值盛夏,铜头皮带打下去,一下一块血渍,打得衣服的布丝都深深嵌进肉里。后有红卫兵,前有大火堆,他们无处躲闪。

电影《霸王别姬》剧照

这场毒打持续了三个多小时,没有上级或警察制止这场殴打,因为类似的事情正在整个北京城里轰轰烈烈地发生。老舍在里面最有名,因而受伤最重,一下子就被打得头破血流,血顺着脸和胸流了下来。

文庙的批斗会结束后,等候已久的摄影师将29人集合在火堆面前,拍了两张相。之后,这些人被拖上卡车回到文联大院。

已经伤痕累累的老舍或许以为自己得救了,但当他到达文联时,已有上百个红卫兵在等着他,一场更加恶劣的武斗即将开始。

很难说这些中学生真的知道老舍是谁。老舍分辨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写的作品都是歌颂新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然而,红卫兵们马上讥笑地反问他,你歌颂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不要你入党?

关于老舍为何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有着现实背景。50年代末60年代初,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相继入党,老舍也写了入党申请书。

然而,周恩来总理亲自来到老舍家里说,“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们对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有些事让你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的贡献反而会更大。”

文革期间,周恩来保护了很多文艺界人士。当他听说老舍出事后,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上交代啊!”

但在批斗会现场,所有人都陷入了疯狂。老舍的同事、作家草明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揭发说:“老舍把《骆驼祥子》的版权卖给了美国人,要美金。”听了这话,老舍把一直低着的头抬了起来,抿着嘴唇,双目圆睁,用嘶哑的声音驳斥这位作家——没有,我没有拿过美金!

或许老舍实在忍无可忍,举起挂在身上的牌子,扔在了面前那个正拿皮带抽他的女红卫兵的头上。

在“老舍之死”这件事上,草明(右一)被认为是最难脱干系和最该负历史责任的个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草明曾前往老舍家向胡絜青道歉,未被接受。1995年,草明在接受采访时说,“自杀的好多,不过是他有名气,大家就很重视。”

有意打红卫兵,是现行反革命——老舍的举动立刻激起群愤,台下的红卫兵就要往上拥,老舍面临被打死的危险。眼看危在旦夕,1963年进入文联工作的薛柯兴喊起了口号:

—— 老舍打红卫兵是不是反革命?

—— 是!

—— 把他送到公安局去专政好不好?

—— 好!

一喊口号,大家都举起胳膊,无法揪住老舍。薛柯兴几个人趁机把老舍架到了文联附近的派出所。老舍的命,算是暂时保住了。

8月24日晚11点,老舍妻子胡絜青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胡絜青奔到派出所,经过红卫兵、派出所民警和文联漫长的拉锯沟通,终于在凌晨1点见到了老舍。

当时的老舍满脸是血,躺在地上,眼睛紧紧闭着。胡絜青俯下身,拉着老舍的手,把他轻轻扶坐起来。这时,老舍的两只手才紧紧地抓住妻子的手,什么话都没说,但久久没有松开。

当时公共汽车和无轨电车早已停运,胡絜青在街上央求到一辆平板人力三轮车,才把老舍带回了家。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发愣,胡絜青用棉花轻轻帮他擦去脸上和身上的血,帮他换了衣裳,让他躺下休息。

老舍和胡絜青于1931年自由恋爱结婚。抗日期间,老舍在重庆主持“文协”,胡絜青一身独立抚养三个孩子与老舍母亲。

第二天,老舍仍然没有吃东西。胡絜青劝老舍说,今天咱们俩都不出去了吧!老舍瞪了妻子一眼说:“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吗?”

胡絜青拗不过老舍,只好默默地把房间里的剪刀、皮带等可能致他于意外的东西统统拿走,锁到另一个房间里。

在胡絜青离家前,老舍让妻子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这封由老舍口述的信是这样说的:“我在旧社会受苦受难,写小说不算一回事。解放后解放军和毛主席、周总理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一定要报答党的恩情,一定要把新社会一切事情告诉大家。”

电影《归来》剧照

然后,老舍在胡絜青离家后,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走出了家门。出门前,老舍把四岁的小孙女叫到面前,让孩子跟自己说“爷爷再见”。

天真的小孙女真的说了声“爷爷再见”,并向爷爷摇了摇自己的小手。

1966年8月24日当天,老舍没有出现在本应出现的批斗大会上。市文联几个年轻人去老舍家找,质问胡絜青“把老舍藏到哪去了”,甚至爬到屋顶的窟窿里寻找老舍的下落。

24日下午,老舍的儿子舒乙回到家里,经过简单地装扮后,拉着妹妹一起到国务院接待站,请求向周恩来汇报事情经过,配合寻找老舍。25日凌晨,舒乙回到家后,接到了总理办公室打来的:“总理已经知道这个情况了。他正在派人找,有消息马上通知,请你们等候。”

25日早晨,老舍的尸体被发现。为了给老舍死亡事件定性,相关部门进行了“充分地讨论”。直到25日下午,舒乙才接到北京市文联的电话。文联通知舒乙说,“舒舍予已经自绝于人民,你到新街口豁口外面西侧的太平湖去处理后事。”

电影《活着》剧照

老舍的身体横亘在太平湖前湖和后湖交界的小路上。那里杂草丛生,他的头在西,脚在东,仰面躺着,制服经过骄阳晒了一天已经干了。老舍的脸是虚肿的,脸上、颈上、胸上都有很多伤痕和淤血,整个看来遍体鳞伤。有一个席子盖着他。

在他投湖的湖面上漂着很多纸,那是老舍自己写的毛主席诗词。老舍的字很漂亮,他也喜欢抄毛主席诗词,大概是投湖的时候散落在湖面上了。

没有人知道上面是否留有遗言。北京市文联把手杖、眼镜、上衣、下衣、工作证都还给了老舍家人,唯独没有归还这个。

紧接着,老舍的遗体被运到了火葬场。舒乙把证明交给了火葬场,负责接待的两个姑娘说,“凡是投水的人,一概没有骨灰”。1978年,老舍平反暨骨灰安放仪式上,老舍的骨灰盒是空的,里面只有一副眼镜、一支钢笔、一支毛笔,以及花茶里的茉莉花。

而另一个事实是,在老舍成为太平湖第一位殉难者后,太平湖成了殉难者的“圣地”——连续几日,每天有几十人跳到了里面。

电影《活着》剧照

关于老舍与家人的关系,存在着很多传言,流传最广的是——

1966年8月24日凌晨,被红卫兵打得遍体鳞伤的老舍欲回家,然而,家人坚拒他进门让他好好反省。他独自来到了太平湖,在湖边坐了整整一天,几乎没动过,最后步入湖水自尽。

为此,老舍家人还写了一段声明,称“当时四个子女均在单位参加运动,平时均住在单位宿舍,对23日发生的事情均不知情”。

但也有经历者称,老舍之死,其妻胡絜青和子女也有部分责任。在老舍处境最困难险恶、最需要亲人谅解扶持的时候,家人却与他划清界限。一位老作家就曾看过胡絜青当时揭发老舍的一篇大字报,内容是批判老舍与红颜知己赵清阁的旧事。

胡絜青也曾在接受访问时提到:“我家里屋外到处都贴满了大字报,子女们又在极左思潮的压制下,被迫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

无论老舍的家人是否关上了那扇回家的门,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那样一个“麻雀踩死老母鸡”的疯狂时代,子女告父母、学生斗老师、下级打上级,家庭关系必然也是混乱畸形的。老舍之死,究竟谁该忏悔?

1938年,国难当头,文艺家云集武汉三镇,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老舍在以最高票当选为“文协”理事之后,庄严地写了一份《入会誓言》——

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日日夜夜操劳在书桌和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以前如是,将来也如是。

在我入墓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职的小卒,睡在这里……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

而在投湖的那年春天,著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的老舍,独自前往北京郊区以养猪闻名的陈各庄,公开发表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篇作品《陈各庄上养猪多》——

新农村,真方便,

一来来到北京东北的顺义县。

顺义县,好风光,

渠水浇田稻麦香。

好光景,说不完,

雄心壮志,庄稼增产赶江南。

说不完,咱们挑着说,

介绍介绍陈各庄上养猪多。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是由傅光明、郑实采写的《老舍之死口述实录》(200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并主要参考了胡絜青、舒乙、杨沫、草明、柯兴的口述部分。由于口述内容的主观性,本文内容无法完全保证内容的客观性和完整性。同时,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JIC投资观察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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