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晨茹：煤老板，开到荼蘼花事了_

文/刘晨茹

秦总让我给秦朔朋友圈“写一篇”的时候，我本想不自量力地写一篇关于“如何理解商业文明”的文章。但领下这个任务后，我便意识到这个标题，似乎可以写一本书了，或者，至少是一篇博士论文。秦朔先生在离职时，有些同事说，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或者学者，而不是一个商人，这简单一句话构成了我所尊重的这位先生最大的成功和最大的遗憾。因此，当他离职后，选择继续去守护商业文明，难免会让人有一些矛盾感。但就像尼采所说，人是会发问的存在。当一个学者决定去守护商业文明的时候，或许可以抽丝剥茧，想想商业文明是什么？又为何值得守候？这个过程，就不得不提到商业文明中一个个具体的人。因此，执笔此篇。

本篇文章仅仅是对于中国“煤老板”这个时代的产物进行白描，我个人并不想加入太多自己的评判。“煤老板”这个词其实是带着一半嫉妒、一半轻蔑。而在中国消耗式增长方式逐步步入下半场时，位于房地产、基础建设尾端的煤炭行业，曾经享受了落日的余晖，如今，也面临过去钢铁、水泥所面临的窘境。而煤老板这个职业，也许也像十九世纪的盐商、二十世纪的钱庄主，以及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加油站商人一样步入历史。

华灯初上

中国1978年后的激荡三十年，造富了一批胆大又幸运的人。他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六零或者七零年代。有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外贸出口制造业中赚的第一桶金，譬如温州商团；有的在03年后的房地产、煤炭行业中成为富豪，比如榆林、神木和鄂尔多斯的煤商；而有的在06、07年后的上市潮中变现了公司的股份，譬如长三角、珠三角的企业家。

资本都是追逐利润的。“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敢犯任何罪行。”马克思这句话虽然充满了鲁迅式批判，但是也道出了一个人间的事实。关于“铤而走险”，三十余年轰轰烈烈的造富运动锻造的产业资本大湖中，有一群人是不得不提起的，就是“煤老板”。

“煤老板”这一称号几乎定性了一个人的基本状态：一般来自于山西、陕西或者内蒙古，都有过暴富的发家史，出手阔绰，喜欢路易·威登和劳斯莱斯，喜欢在北京星河湾小区有一套房子。而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有两代“煤老板”：第一代煤老板往往在八十年代初就已经下海。在那个投机倒把还可能会成为一个罪名的年代，挖煤炼焦，无人自愿，基本是被国家体制所抛弃的无奈之举。那一代煤老板基本是文盲或者半文盲，经历过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对于家乡富有情感。他们暴富后，依然勤俭节约，甚至个别还会拿出数亿资金支援家乡教育事业。第二代煤老板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那时，煤矿也并非稀罕之物，他们之中可能是因为胆大，也可能是因为碰巧父亲是个村长，拿到了探矿权或者采矿权。那代煤老板已受过一些基础教育，有的懂得运用金融杠杆，资本运营，产业整合。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煤矿只能算个当地的村镇企业家。1988年到1993年，是煤炭的第一次行情。1996年后，煤价开始下跌。1998年，不少煤矿主因资金链断裂破产。而真正让煤老板们迈入富豪行列的是在2002年之后，煤价开始快速上涨。本地拥有采矿权的大小煤老板们依靠天然资源迅速起家，有的自己开煤矿挖煤卖煤，有的靠倒手采矿权。如果说，2000年之后，中国这一艘巨轮在房地产、基础建设城镇化引擎的带动下快速前行，而在背后为这引擎提供能源的煤，也在这个世纪复兴中熊熊燃烧。

罪与罚

成千上万亿万富豪在黑色的土地上野蛮生长。而就像每一场巨额财富造就或者分配的背后，往往是罪与罚的交错。在中国煤炭行业黄金十年的光环之后，则是环保和安全措施的缺失，以及无数矿井工人的悲惨境遇。

2000年9月27日傍晚时分，一团白烟在贵州省乌蒙山脉深处腾空而起，紧接着一声巨响，黑烟直冲云霄。这一声凄厉的爆炸声来自贵州水城矿务局木沟煤矿主风井，162名矿工死在矿井之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四次煤矿大事故。第一次是在1950年2月27日，河南义马矿务局义鲁煤矿瓦斯爆炸，死亡174人；第二次是在1960年5月9日，大同矿务局老白洞矿瓦斯爆炸，死亡684人；第三次是1960年11月28日，平顶山龙王矿煤尘爆炸，死亡187人。在国家转向以阶级斗争为纲后，煤炭需求随着经济停滞变得匮乏，似乎因矿难而死伤的消息也销声匿迹。而2000年新世纪的这一声巨响，也重启了人们对于经济快速发展下，煤矿违规操作引发矿难的关注。

尽管9.27特大矿难得到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的亲自批示，并且矿难原因很快被查明。但是分布在贵州、山东、东北、山西、山西等地的大小矿难事故频频爆发。2001年7月，广西南丹矿井爆发特大透水事故，死亡81人；2002年，黑龙江城子河煤矿瓦斯爆炸，死亡124人；2003年，山西孟南庄瓦斯爆炸，死亡72人；2004年，陕西铜川陈家山煤矿瓦斯爆炸，死亡166人。

2005年，煤炭价格突涨。房地产的起飞带来对于下游钢铁、水泥猛烈的需求。而钢铁水泥的生产，都离不开煤。于是，全国大大小小的煤矿都开足马力生产。同时，2005年，也是重大矿难集中爆发年份。辽宁孙家湾煤矿大量瓦斯异常涌出，局部停风导致瓦斯爆炸，死亡214人；黑龙江七台河煤矿煤尘爆炸，死亡171人；而广东兴宁大兴煤矿因为超强度开采放水煤柱，大量涌入积水导致123人死亡。2005年8月，时任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的李铁映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特别做了关于《安全生产法》的执法检查报告，其中强调中国煤矿安全问题“相当突出”。

在中国，当一个问题已经提请到了全国人大层面之时，其实早已千疮百孔。在金钱的诱使下，地方官员、煤矿主都卷入了一场违法违规的煤炭开采运动中。没有证照，违规用工的小煤矿，也是特大事故集中爆发的区域。安全措施形同虚设或基本没有，对于人生命的漠视，让许多小煤矿主甚至雇佣人贩子在河南、山西农村拐卖少年或智障残疾人充当矿工。发生事故了封住坑口一埋，密林深处，煤堆里尸骨累累。

2007年，煤炭价格再度飞涨，作为全国资源大省的山西，则由于频发的矿难，和媒体曝光的黑砖窑非法用工等问题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2007年12月5日晚上11点左右，山西省临汾市洪洞无证煤窑的矿工李忠海因为心情不好，和妻子的哥哥梁春平决定提早离开坑井。就是这个决定，让他们成了9号无证煤窑矿工唯一的幸存者。在一刻钟之后，9号坑井发生瓦斯爆炸。9号坑井是一个黑煤矿，没有证照。这种没有证照的“黑口子”不用交税，也没有正规排风等安全措施，利润最高。在这种利润的驱使下，煤矿主雇佣大量从河南、四川、重庆、湖北等地来的外地矿工作业。而在当地煤管局、煤炭检查大队的庇护之下，检查也形同虚设。爆炸后，洪洞几个矿主甚至选择不报警，私自组织救援，错过了最佳救援时间。最后，爆炸造成105名矿工遇难。

矿难发生14天后，临汾市市长被免职，临汾市所有煤矿全面停产整改。山西经济天然的“黑色”，造富了一批人，但各类安全事故也让每任山西省长如坐针毡。譬如在洪洞矿难发生前7个月，当时的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就因为洪洞黑砖窑事件向国务院作检查；而9个月后，曾经因为SARS事件被免职的前北京市市长孟学龙，又因为临汾市襄汾县铁矿溃坝事件引咎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

从此，山西坊间便流行一句话：“山西省长谁来干，临汾人民说了算。”

整合

一名官员政治生涯的通达圆满，需要很多机缘巧合。但想要结束它，一个理由足可。而在山西，每年爆发的大大小小矿难，似乎每个都可以构成结束一名市长、甚至省长仕途的理由。在2008年9月，王君临危受命接替孟学龙担任山西省代省长。此时，他似乎是山西省省长的不二选择：曾担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山西大同人，又曾就读于采煤专业，懂技术，懂煤炭，懂山西。

如果说，曾经的省长于幼军正式开启了山西煤炭行业民营化之路，让许多“煤老板”成为拥有数十亿身家的首富。那么王军便是这一暴富行业的终结者，让“煤老板”这一带着一半嫉妒一半戏谑的称号逐渐成为历史。2008年9月，王君一上任，便暴风骤雨般在山西推行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炭企业重组工作。9月2日，山西省政府颁布《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事实意见》，计划：“在2010年底，山西省内煤矿企业规模不能低于300万吨每年，矿井个数控制在1500座以内。在全省形成2-3个生产能力亿吨级的特大型煤炭集团，3-5个生产能力500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使大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达到全省总产量的75%以上。”

1999年之后，中国开始清理整顿小炼油厂和民营加油站，从此，中国民营资本，开始逐步从成品油加工及销售这一行业中退出。而2008年，随着山西煤炭行业整合开始，陕西等资源大省也加入到整合行业，于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中国能源行业，便也逐渐和民营资本说再见。在2009年到2012年全国煤炭行业整合的过程中，许多煤矿主将自己的矿转让给政府扶持的几大国有区域性煤炭集团之后，便逐渐拿着数亿的资金离开了这个行业。有的因为实力雄厚，成为整合别人煤矿的对象，将自己的能源集团做大做强。而有的，则参与了技术改造，对自己的煤矿进行环保和安全升级。

第一类拿着几亿，几十亿最早被挤出煤炭行业的煤老板们，也开始寻求转型。但是过去搞定政府、挖煤、卖煤的简单粗暴的方式让他们很难去做其他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只能拿着数亿的资金进入北京、上海楼市，或者在家乡转型做房地产。如果说，那批“煤老板”当时还在申诉，认为自己的煤矿被贱卖了。而几年之后，他们便会开始庆幸，自己把煤矿算是卖在了一个相对的高点。因为在2011年末，煤炭价格迎来了十年拐点。

开到荼蘼

作为上游产业的煤炭，是否兴隆繁盛，一是取决于下游的需求，二是供给，三是进口国际煤炭价格。需求方面，中国、美国、印度、日本是最大的四个消费国，中国无论在产量和消费方面都占主导地位。但中国本土煤炭多自产自销，于是影响国际煤价的，为澳大利亚、美国、和印度。澳大利亚是最大的煤炭出口国，美国和印度是最大的两个进口国。

在国内，煤炭的下游，主要有三个行业。动力煤供给了火电厂，焦煤运往了钢铁厂，而无烟煤则主要被水泥厂消化。而钢铁厂和水泥的景气，则主要取决于下游房地产和基础建设投资情况。房地产主要为商品房的投资，基础建设就是道路、桥梁、机场等的修建。在2009年“四万亿”拉动之后，房地产、基础建设投资顿时暴增。最下游投资拉动直接促发中游钢铁、水泥需求，进而引发更上游的煤炭价格在2009年强力反弹。

但是政府强力投资引发的需求拉动并不长久，因此，整个煤炭产业链最下游的需求房地产、基础建设都在2011年走到了强弩之末。2011年10月，地产销售面积增速由正转负，而同时全国地产销售均价同比也出现下跌。房价的下跌一方面是从2009年开始持续一年半以来房地产调控的结果，另一方面，积压了几十年的人口红利拐点也逐步来临。而比房地产形势更为明朗的是基础建设。房地产投资只是增速开始下滑，而基础建设投资则是明显开始下降。

2011年，受铁道部长更换、动车事故和铁道部资金链紧张的影响，铁路投资持续放缓。2010年，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8427亿元，而在2011年，这一数值下降至5907亿元。公路方面，虽然2011年总体公路投资依然提升，但是从8月开始，增速出现下滑，10月下滑速度加剧。虽然之后几年，铁路、公路、轨道交通等投资规模依然庞大，但是2011年，已是中国基础建设的转折之年，基建高峰已过。

于是，在2011年的9月份，本该是一年建设旺季的秋季，却提前迎来了冬天。商品房市场金九银十的热闹场景已经凋零，基础建设在地方债务问题凸起以及高基数的压迫下开工也渐成问题。

2011年金秋，早已产能过剩的钢铁价格率先下滑。中国市场钢材综合指数在8月上涨至2008年7月以来的最高点136点。但进入10月份以后，钢材价格全面下跌，经销商开始主动去库存。水泥行业紧跟其后。2011年8月，前两年风光无限的水泥需求开始下滑，最初，京津冀地区景气率先回落，西北地区由于铁路等基础建设停工，以及新增产能压力价格持续下降。中国经济命脉的华东地区，下游需求已显疲乏之势，倾巢之下，各地水泥厂开始使出旧有的联合控制产量的方式稳定价格，拉闸、停窑、限产。以龙头海螺水泥为主的华东地区水泥价格一度得到稳定。但这种卡特尔式的联盟注定是不稳定的。到第二年4月，全国水泥价格全面崩溃。

而这时，受到欧洲债务影响，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国际煤炭价格快速下滑。到2011年底，国内煤炭价格相较国际煤价已失去优势。而到2012年，越来越多的下游电厂、水泥企业、钢材企业选择进口煤炭。

于是，经历了煤炭行业黄金十年的“煤老板”们，在四面楚歌的2012年，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他们的时代，已经逝去，大江东去，繁华落尽，廉颇已老，无力回天。如果说1998年煤炭行业的危机，只是通往山顶路上的一次小沟坎，倒春寒。而2012年，对于许多以房地产、基础建设为下游的传统制造业、建材、能源行业来说，已经步入初冬。到2015年，中国劳动人口开始负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最赖以支撑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作为产能控制相对较好、议价能力较强的上游煤炭行业，已经是这一场黄金时代的尾声，开到荼蘼。

因此，从2012年到2015年，便是煤炭行业从深秋向初冬转变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放缓，和煤炭行业国有化，中国的煤老板，和二三十年代经营钱庄、九十年代经营加油站的商人一样，逐步进入历史。

结束语：商业的原罪

“煤老板”这个词其实是带着一半嫉妒、一半轻蔑。嫉妒是因为这个词意味着财富，“轻蔑”是因为他们发家的历史，掺杂着太多并不光鲜的事情。

如果是一个有着知识分子性格的人，往往会在商业和情怀之间徘徊。比如说过往的乔布斯，以及现在微信的张小龙。商业是很难没有原罪的。当前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开始决定正式引民营资本进入煤炭行业的时候，也许他已经意识到，商人们追求利润的冲动，会让这个过程充满了暴力和血腥。但是，如果不是当时民营资本的介入，中国的煤炭供应，也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

如同十八世纪美国加利福利亚和澳大利亚的淘金热一样，过程同样尸骨累累，而中国人作为第一代移民在金矿中同样遭受了不公的待遇。但是“淘金热”这个过程，让整个世界经济为止振奋，也加速了美国新大陆的开辟。

因此，只有说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