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1月来到这个世界，也在11月离开。今天，是他离开12年。再过几天，是他来到108年。
他离开这个世界后，在商业和媒体的圈子，不时听到有些人提起德鲁克这个名字。
到了2008年，还会听到有人在说这个人。我就去国家图书馆，借了几本德鲁克的英文原书，想看看他究竟都说了些什么。
读了，发现，人们谈论的德鲁克，跟德鲁克在英语著作中自己表达的，差不多是两个很不一样的人。因此，就尝试写了一篇《另一位德鲁克？》（见下面） 。
德鲁克被称为现代管理学之父。然而，最反映他人生转变和思想根基的著述却一直默默无闻。
这本书叫做：The Ecological Visi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大约可以译为《生态愿景：对美国状况的反思》。这是2008年读德鲁克时，对我最有帮助的一本书。
如今可能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在11月离开这个世界的徐志跃，曾经很早就开始注意德鲁克的思想。我在2006年认识他之后，常常听他说起。
1985年的一天，24岁的徐志跃在上海福州路135号旧书店遇到一本德鲁克传记：《公司社会的创立者》。
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中译本，译本的出版机构是美国驻华使馆，原来的英文版问世于1976年，是：Drucker: The Man Who Invented the Corporate Society 。
接下来，志跃读到德鲁克《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Management: Tasks, Responsibilities, Practices）的1987年中译本。他很感兴趣，在图书馆找到英文原版，对照阅读。这大约是志跃后来在政治思想领域进行翻译和探索的开始。
这让我想起德鲁克当年很喜欢克尔凯郭尔，就试着读克尔凯郭尔的丹麦语原书。
多年来，还很少遇到这样对照原文深入钻研的朋友。志跃曾经写过他读德鲁克的经历：《德鲁克的志业》（见下面）。
他走后，这样的朋友更少了。
另一位德鲁克？
如果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对人类社会影响最重要的社会现象是什么？
这曾经是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也译杜拉克）在即将结束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生旅程时思考的问题。
根据他的判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不是电脑和互联网的流行，也不是任何别的，而是20世纪上半叶公司的兴起，还有20世纪下半叶大型牧养教会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德鲁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他早已被公认为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
他在2005年11月11号离世［他的夫人多瑞丝（Doris Drucker，1911－2014）于2014年10月1日去世，题图是她与德鲁克］，世界各地的人们仍在学习他的思想，无论政界、商界，还是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的人士。
在将近96年的一生中，德鲁克宣讲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好的管理如何能够将团伙变成团队。
然而时至如今——2009年11月19日是德鲁克诞辰100周年（到2015年是106周年）——这位奥地利裔美籍学者的思想很难说已经得到学习者们准确的理解。
一个被普遍忽视的因素是，这位管理学家研究组织的初衷和归宿不仅仅是帮助各种组织生长为有持续活力的团队，而是搞清楚活力的源泉和意义究竟是什么。
1989年4月，《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旗下的《领导力杂志》（Leadership Journal）专访德鲁克。
头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他的注意力为何在晚年的时候从公司转向了教会。德鲁克对此的回答是：“就我所知，恰恰相反，我开始对管理感兴趣，是因为我对信仰和制度的兴趣。”
一般知道德鲁克的读者，也许不会太在意信仰在德鲁克人生中的位置，而这却很可能是使得德鲁克不同于普通管理学家的关键所在。
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媒体将管理学家称作“大师”（guru），是因为“江湖术士”（charlatan）这个词太长了而不适合用在新闻标题中。
德鲁克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social ecologist）。就像自然生态学家研究自然环境一样，社会生态学家关注人类社会的环境。
这也许可以归入社会学家的范畴。但德鲁克还是更强调“生态”这个词，社会环境如何能够有持续健康的生机状态。
在德鲁克的眼中，仅仅定睛于社会本身是不够的。社会的生命活力不止于来自人自己的智慧和爱心，因为人自己也是被造物。这个看问题的立场显然来自一种更为广阔的世界观，超出了社会和自然环境，关系到一切的本源。
“正是在《旧约圣经》中，‘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然而，没有创造这一切的神的灵，被创造的便是虚无。而人特别的任务——他自身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在这样的创造中彰显造物主，使物质表现灵魂。” 德鲁克在1993年出版的文集《生态愿景：对美国状况的反思》（The Ecological Visio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ondition）中写道，这本书称得上一位社会生态学家的宣言。
［不论在英语还是中文世界，《生态愿景》似乎很少得到重视。这个版本是2000年的，出版社是以传播社会科学著作闻名的 Transaction Publishers 。《沃格林全集》总编埃利斯·桑多兹（Ellis Sandoz）教授的《沃格林革命》（The Voegelinian Revolution）第二版也由该社在2000年推出，中译者是徐志跃。］
对于这样的判断，不仅可能让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很多人感到诧异，对于年轻时的德鲁克也是意想不到的。
1909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德鲁克（近几年看到有些媒体在将这篇文章或其中段落抄到另外的文章当中时，把奥地利写成了匈牙利，这里特别补充，维也纳在奥地利），少年时就深受社会知识精英们的影响。
律师和经济学者出身的父亲常常在每周一举行宴会，邀请经济学家、官员和律师讨论问题。
研究医学的母亲也在每周的另外一个晚上举行医学讨论会。同样是奥地利人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当时还在世，是讨论会的主题之一。
德鲁克在8岁的时候就被父亲领着见过这位心理分析学的创始人。还有音乐晚会。德鲁克的祖母曾经是维也纳爱乐的钢琴独奏家。
这样的家庭，似乎并不需要信仰上的支持。事实上，德鲁克一家是路德宗的基督徒。但像很多近代以来的欧洲人家一样，这信仰基本只是形式上的。德鲁克后来回忆，除了“圣诞节的一棵树和复活节的巴赫清歌剧”，就不剩什么了。
18岁那年，德鲁克厌倦了维也纳的学校生活，去德国汉堡的一家棉纺织外贸公司做了学徒。
然而抄写发票的枯燥工作并没有给他带来乐趣。他真正的收获是在工作之余。
他每周都去听歌剧，那一段的生活让他开始思考如何避免度过乏味的一生。他惊讶于自己耳朵听到的充满活力的《法斯塔夫》旋律竟然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Giuseppe Verdi）在80岁的作品。
发现还不止于此。歌剧并不能完全填满像德鲁克这样公司小职员的空虚。
意外之中，他读到了一本叫《恐惧与战兢》的小书。作者是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也常译为祈克果或齐克果）。
书名来自于《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信2章12节。内容是作者对《旧约圣经》创世纪中亚伯拉罕献儿子以撒的理解。
德鲁克承认，他彻底明白这一切对他意味着什么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但他在晚年时仍然兴奋地记得当年就有的改变。
“我立即就知道有重要的事情发生了。我立即就明白，我发现了一个崭新的、至关重要的生存维度。虽然我那时大概知道自己的工作会是完全在社会之中的，” 德鲁克在83岁时回忆，“但我同时也明白，远在1928年，我的生命不会完全——也不能完全——在社会之中，我的生命将不得不有一个超越社会的生存维度。”
这个发现，不仅帮助年轻的德鲁克进一步摆脱精神上的困顿，更在之后的岁月中将他带出对人世的绝望。
从30到40岁，德鲁克身处他所感叹的“深深绝望的年月”。他在1939年出版的《经济人的终结：极权权主义的渊源》（The End of Economic Man: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里预言希特勒要对犹太人赶尽杀绝，他也在书中描绘了斯大林主义的恐怖。随着二战结束，关于两者越来越多公之于众的真相仍然远远超出了德鲁克的想象。
到了1949年，德鲁克写了一篇跟他终生的专业看来很不相关的文章（最初写于1933年）。
然而正是这一篇却最可能表达了德鲁克管理思想的根基。他给文章起名叫做 “不时髦的克尔凯郭尔”。
几十年后，德鲁克将其列为《生态愿景》的最后一章，加上了一个大题目，“为何（只关注）社会是不够的”。
德鲁克说，这篇文章源自他的绝望。他写作的目的，是为自己确立希望。
他在晚年回顾，自己能在年轻时遇上克尔凯郭尔对他的帮助，看起来是“偶然，却更是创造主对他的眷顾”。
在很多有才能的人那里，这样的判断也许是一种迷信的表现，自己有本事是自己比别人更优秀，怎么又出来了什么创造主的眷顾？
然而在德鲁克那里，他在此后的一生中之所以能够坚持不懈的争取做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正是他对创造主——而非人和社会——的信靠。
克尔凯郭尔给他展现的那个生存维度极具吸引力，以至于德鲁克专门学习丹麦语以更好地理解书中的意思。
他发现，人的存在其实是个悖论，人的存在之所以可能，是永恒世界跟暂时世界之间的张力所致，而这跟创造这两个原本彼此不相容世界的那位息息相关。
德鲁克写道：“只有在对神的信仰中，人才能不绝望。罪的反面不是德行，是信仰。信仰是认信，相信在神的里面，不可能的能成为可能，在祂的里面，时间与永恒合一，生与死都是有意义的。信仰是知识，认为人是被创造物——不是自主的，不是主人，不是目的，不是中心——然而却是要负责任和自由的。人只有承认靠自己在根本上是孤独的，才能接受神的拯救，相信神总是与人同在的，甚至 ‘直到我们死亡的时刻。’ ”
至于信仰的实践，德鲁克提醒，不能与当今所谓的“神秘体验”混为一谈，不是修炼如何呼吸或沉浸在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音乐就能实现的。
他说：“只有通过绝望，通过苦难，通过痛苦和无尽的磨练，才能达至信仰。信仰不是非理性的、伤感的、情绪化的、自生自发的。信仰是经历严肃的思考和学习、严格的训练、完全的清醒和节制、谦卑、将自我服从于一个更高的绝对意愿的结果……每个人都可能获得信仰。因为每个人都知道绝望。”
比德鲁克早生差不多100年的克尔凯郭尔间接帮助建立了现代管理学的根基。
这样的间接作用可能也并非完全的意外。克尔凯郭尔生前不得不面对的一大问题就是如何解决个体和组织之间的关系。
在丹麦、德国和大部分欧洲，信仰组织国家化的现象很严重，克尔凯郭尔对此极为反对。然而，这个局面到今日似乎都没有完全的改变。
对德鲁克来说，能够移民美国而不是一直在欧洲生活下去是他能够直接对现代管理学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个关键前提，虽然当初他是因为撰写关于德国神学家和法学家施塔尔（Friedrich Julius Stahl）以及犹太人问题的文章而被迫离开纳粹德国。
在美国，人们信奉无论信仰组织还是商业组织都应避免国家滥用干涉的原则使得德鲁克可以亲眼目睹这两种组织更为充分发展的样子。信仰在德鲁克那里也不再只是停留在理论和个人生活上，而是进入更深广的社会生活之中。
1943年，因《经济人的终结》——丘吉尔曾经撰写书评并推荐给英军官兵——以及稍后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带来的影响力，33岁的德鲁克受邀在著名的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进行了为期18个月的考察。
那时，人们的目光似乎还在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的二次大战之中，德鲁克却正在进行他一生中最为后人所知的研究工作。
《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被作者自己称为有史以来第一部把公司作为社会组织研究的书。通用汽车公司只是一个标本。
跟当时以及后来很多讨论公司的论述不同，《公司的概念》将公司还原到产生公司的特殊社会土壤中，奠定这个土壤根本的是德鲁克在克尔凯郭尔那里看到的价值观，即，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本身都不是目的，它们都是服务于高于社会存在的上帝意志的工具，其中的人不是为了达到社会目的的工具，恰恰相反，社会被上帝用来实现祂赋予人的使命。
对人的尊重贯穿了德鲁克大半生的言论。几十年后，92岁的德鲁克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一篇题为 “他们不是雇员，他们是人” 的文章中指出：对于任何组织而言，“伟大的关键在于寻找人的潜能并花时间开发潜能。”
如果失去了对人的尊重，这里的开发潜能很可能被理解成仅仅为了组织的绩效而把人视为使用的工具。只有恢复对人的尊重，才可能真正把人的才能释放出来。
德鲁克所谓的人，是他所信仰的创造主赋予的生命，人之所以有尊严有才能，是因为人乃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这形象不在于人的长相，而在于人的灵魂，正如德鲁克在《生态愿景》中所说，“没有创造这一切的神的灵，被创造的便是虚无。”
进一步，为什么按照神的形象所造就有尊严和才能了呢？德鲁克在他一生的著述中屡次提及基督信仰是自由社会能否长成的根基。
比如，他在《工业人的未来》中提醒：“自由根植在（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和圣保罗的书信中”。
这本书被作者的很多朋友和批评家们认为是德鲁克最好的著作，也是作者认为自己写过的书中最有宏观视野的，因为这是德鲁克唯一一本全面描述他心目中的自由社会图景的书。
在基督信仰中，神不是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统治者，而是降卑，为人重新获得圣洁永恒的生命而舍弃自己的牺牲者，在《圣经》中，神就是爱，是爱的源泉，神创造宇宙就是出于爱，而爱的意思乃是舍己。这就是人所以有尊严和才能的来历。
德鲁克所说“寻找人的潜能并花时间开发潜能”，实质上就是舍己牺牲的表现。组织的建立，不论是组织本身还是其中的带领人和成员，都需要奉献自己的生命和时间，为了帮助每个生命都能够彰显爱的才能，也就是德鲁克在他的那本社会生态学家宣言中申明的：“人特别的任务——他自身的使命和目标——就是在这样的创造中彰显造物主。”
在德鲁克看来，从这样的维度看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不仅不流于理想化，其实可以解决一个非常普遍的现实难题。
“根据统计学显示的规律，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找到足够多的‘优秀人才’，一个组织唯一能够在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中成为杰出的途径是使得现有的人们产生更多的能力——即，通过对知识工人的管理产生更大的生产力。这个挑战，引用一句老话就是，‘让凡人做非凡之事。’ ” 德鲁克在2002年2月的《哈佛商业评论》中写道。
如果仅仅看到这样的话，德鲁克为社会组织给出的成功之道跟很多被称为“大师”的管理专家和顾问们提出的没有多少不同，甚至，这样似乎能够点石成金的金玉良言听多了会让人感到茫然或麻木。
德鲁克给世界提供的却显然不仅是这些。他在18岁时开始的转变本身也许是他自己所经历最好的点石成金的见证。
［ 此文最早刊于2009年4月5号《环球企业家》杂志，当时题为 《另一位德鲁克？》。在《译言》发出时题为 《彼得 · 德鲁克的信仰历程》。此处有更新。后来试着用英语重新写了一篇，增加了一些细节：The Unfashionable Peter Drucker（不时髦的德鲁克），详见圣奥古斯丁出版社（St. Augustine's Press）：China's Quest for Liberty: A Personal History of Freedom 。］
德鲁克的志业
1985年，在上海福州路135号的旧书店，我买到一本德鲁克的传记：《公司社会的创立者》（英文版1976，译本的出版机构是美国驻华使馆）。1987年，德鲁克经典之作《管理：任务、责任与实践》中文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列入经济管理名著丛书）。为了学习管理类文献英文翻译，我从图书馆借来原版书对照阅读。只记得当时得出一个结论：管理是第一生产力。此后，凡是德鲁克著作的中文译本出版，都尽数购来阅读。随着自己兴趣的转移，接触到更多的知识领域，尤其是伦理、宗教和政治科学，德鲁克的身影非但没有消失，而是让我一再回头观看。
德鲁克利用业余时间修得国际法博士学位，大部分岁月在高校从教，先是美国研究教授，后是管理教授（他是第一个管理教授，之前只有生产管理教授、营销管理教授），再后来是社会科学教授。但他否认自己是个学者，只说自己是作家和社会生态学家。可以问的是，德鲁克的著述、教学和顾问生涯有没有连贯性？德鲁克著作的各个部分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毕生志业是什么？这些问题，对于理解其管理著作来说，并非无关紧要。
先从德鲁克对经济学的看法说起。他亲耳聆听过“经济学大师”凯恩斯和熊彼特的教诲，对他们的思想非常熟悉。他认为，只存在经济学的取径，但没有作为独立学科的经济学。要说有经济学，那也只是道德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德鲁克少年时代就认识维也纳的那帮逻辑实证主义者，在他看来，他们弄出来的工具非常优美，而其应用却疯狂不堪。经济学是逻辑实证主义的最后堡垒，如今也该寿终正寝。不过，德鲁克认为，凯恩斯的方法和熊彼特的洞见依然值得我们重温）。也许，诚如德鲁克自己讲的，经济学研究商品的行为，而他对人的行为感兴趣，所以，他不想成为、也成不了经济学家。
研究人的学科许许多多，何以还要独树管理？德鲁克在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的同事马夏瑞娄（Joseph A. Maciariello，德鲁克与他合作，编订最后一部著作：《每日德鲁克》。顺便提一句：经济学散文作家梁小民和光华德鲁克管理进修中心的某学子都错误地把一本即将出版的德鲁克三本早期管理著作合集《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在行动》看作是德鲁克的最后著作）在一篇文章中提示，从1973年写下的《管理》一书的“序”，我们可以发现德鲁克研究管理和社会的目的（下面是毕业于交通大学的前辈孙耀君的译文，这里仅补入删节语词，改动个别词语）：
在难以置信的短短50年内，我们的社会已成为一个充满各种机构的社会。它已成为一个多元的社会，其中每一项主要的社会任务都已交给各种大的组织来承担——从经济商品和服务的提供到卫生保障，从社会安全和福利到教育，从新知识的探求到自然环境的保护，都是这样。
…………
如果在我们这个多元社会中，各个机构不能以“负责的自律”有所成就，我们就不会有个人主义和人们在其中有着实现自己的机会的一种社会。取而代之的将是彻底的严格管制体系，在其中，将不会有自主。我们将有的，是斯大林主义，而不是参与式民主，更别提愉快自由地做自己的事情了。代替强有力的、有成就的自治机构的唯一选择是专制(tyranny，亦译“暴政”，“僭政”)。
…………
使各种机构有所成就的是管理者和管理。所以，负责的管理是代替专制的唯一选择和保护我们免受专制的唯一途径。
德鲁克目睹了20世纪的灾难，最让他有切肤之痛的是极权主义的兴起和欧洲的崩溃。他的第一本著作1933年在德国出版，写的是施塔尔的政治思想，其中明确反对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上台后不久，该书就遭禁毁。他的第一本英语著作《经济人的末日》反思极权主义起源，并预言希特勒必败（在二战期间，英国首相邱吉尔在《泰晤士书评周刊》刊登此书书评，并要求所有军官读这本书，以此鼓励士气）。可以说，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德鲁克所有著述的出发点。为了把握德鲁克著述的本质，必须从如下问题开始：要创建自由社会的多元主义的各类机构，而且是发挥作用和卓有成效的机构，我们要做什么？在长达70年左右的著作生涯中，德鲁克追问的大课题是：我们如何创建一个“和谐社会”(a society that function的意译，我想德鲁克不会反对这样的阐释，因为他特别喜欢用交响乐来比喻运转卓越的组织，而交响乐的本质是多种乐器的和谐演奏)？他的结论是：我们必须创建发挥应有绩效的机构或组织。倒过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创建发挥应有绩效的组织？进一步的问题就成为：我们如何培育那些创建绩效卓越的组织的管理者？
有一条贯穿德鲁克著述的主线，那就是他对社会中所有机构和机构中的人的关切。从40年代到70年代，他主要关切社会中创造财富的机构，即企业。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私人部门的机构，我们的公共部门和社会部门的机构也就没有发挥作用所需要的资源。也因此，德鲁克不倦地倡导，私人部门要承担起重大的创业责任，减轻商业周期效应，制服失业和萧条之类“魔鬼”的作崇。德鲁克始终不渝地尊崇人的自由和尊严，针对在个人自由和个人一旦受雇企业就必须服从的权威之间的张力，他提出了他的管理者哲学：目标管理加自我约束（要理解德鲁克的这个主张，一定要看《管理的实践》，原版1954，上海译文版2001）。到目前为止，这是如何保护组织内的个人自由这一难题的最佳提案，尽管做起来非常不容易，尤其需要个人的责任感。对此，德鲁克写道：
自由不是好玩。自由不同于个人幸福，也不同于安全或和平或进步。自由是负责任的选择。自由根本不是一项权利或义务。真正的自由不是免于某种事情的自由；那是许可。自由是在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之间进行抉择的自由，是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做的自由，是坚持一种信仰或别种信仰的自由。
写到这里，作如下的概括也许不会离谱：德鲁克的志业或“呼召”是，捍卫自由，让极权主义的灾难Never Again！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德鲁克曾荣获美国公民的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
［此文部分刊于2005年12月《21世纪商业评论》，当时题为《管理者哲学：自由是负责任的选择》。2008年9月17号，作者将全文发在天涯论坛学术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