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4-5日，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将在中国杭州举行。会议的主题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此次杭州Ｇ２０峰会是在全球经济走势不明，亚太地区政治、安全形势复杂的大背景下召开，也是2008年20国集团峰会启动以来，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的G20峰会。因此，盘古智库作为全球治理智库连线的发起单位，特组织了一系列专题活动，其中包括专题文章的组稿。我们以全球治理智库连线为依托，以多国学者为代表，集体发声。
本文系《领导文萃》记者对国际关系学院校长陶坚教授进行的专访，陶坚教授就全球经济治理的现状、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建设以及相关对策思路作了深度分析。
*首发于《领导文萃》201608月期，转载已经作者授权
问：2015年12月1日，中国正式接任二十国集团（G20）主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致辞指出，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减少全球发展不平等、不平衡现象，使各国人民公平享有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请问陶教授，习主席为何如此看重并强调全球经济治理？
陶坚：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依赖关系加深。同时，全球性的挑战也日益突出，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国际经济金融动荡、气候变暖等问题愈来愈影响到人类的安全和发展，这些都说明现行国际体系和治理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
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是国家利益分配和调整的载体。在当今现行各种利益分配机制中，发展中国家总体处于不公平、不合理的境地，新兴经济体处于与自身实力不相匹配的弱势地位，从而直接导致了现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危机。以国际经济秩序为例，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规则和机制虽有所调整，参与国家越来越多，但其本质没有变化，以不合理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体系，以不等价交换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以发达国家公司为主体的国际投资体系，以及由发达国家支配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都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正因如此，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势在必行。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现行全球经济的利益分配格局受到了强烈冲击，其演进的基本脉络是：新兴国家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会给该国带来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欧盟、美国等原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缓慢甚至一些国家出现下滑趋势，从而打破了世界各国间原先的实力平衡状态。如此一来，各国综合实力与原有国际机制内权力分配呈现落差或不相匹配的局面突显，原有的世界经济权力格局面临严峻挑战；当原有制度框架下的权力和利益均衡被打破，并动摇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赖以存在的合法性根基，使得机制（或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最终导致以制度、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发生转型。至此，新兴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将在新的制度框架中得以整体提升。
中国现已成为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的超大型经济体，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已经无法绕开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头羊”，中国自然而然地在全球治理权转移的过程中承担起重要的责任，与各国一道携手构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模式。
全球经济治理包含哪些要素？问：全球治理被认为是国际社会各行为体通过协调、合作、确立共识等方式参与全球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建立或维持理想国际秩序的过程，其范围涵盖政治、经济、文化、气候、社会等诸多领域。按照这种理解，全球经济治理算是全球治理的一个子集。那么，全球经济治理到底包括哪些要素呢？
陶坚：把全球经济治理理解成全球治理在世界经济层面上的延伸及应用，有可能失之片面，例如，由经济发展所衍生的诸如气候、环境、能源利用等问题也已经逐渐被纳入全球经济治理的议题。我们认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内涵丰富，至少涵盖5大要素：一是治理主体，包括各国政府、跨国公司、公民社会组织等。二是治理客体，包括全球性（含地区性）经济问题以及由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气候、资源利用等问题。三是治理平台，超越国家主权管辖范围的全球经济问题，必然需要在国际经济治理平台上通过不同国家之间的洽商与谈判得以解决，当前全球经济治理平台主要有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及二十国集团等。四是治理工具，指的是国际经济规则和制度。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国际规则，而国际规则是各国在上述治理平台上综合博弈的结果。五是治理目标，当今全球经济治理与以往的国际对话谈判有所不同，尽管其中掺杂许多利益的交换与平衡，但更多的是合理解决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全球性经济问题，以增进人类社会的整体福祉。
问：这样看全球经济治理就比较具体、容易理解了。说到治理主体，这次来杭州开会的，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些有影响的世界大国或地区大国。那么，这种现象是否说明G20是一个大国俱乐部？中国又将以怎样的态度和立场参与其中呢？
陶坚：G20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就国际经济事务进行充分协商的重要平台。从它的构成看，兼顾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不同地域的平衡，它的人口占全球的2/3，国土面积占全球的60%，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90%，贸易额占全球的80%，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经验证明，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是参与其中的大国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治理成功与否，要看是不是预防和缓解了大国之间的严重经济政策冲突。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营造积极信任的氛围，重点是在主要大国之间倡导对话，客观理性地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摒弃传统的二元对立和零和思维，尊重各自利益关切，加强协调合作，培育各方的“积极信任”。尤其是在现存体系的主导大国美国与崛起大国中国之间，更离不开这种“积极信任”和共赢意识。英国脱欧之后，美国和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其协调顺畅与否，决定着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性。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内外条件正趋于成熟。
由此，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十八大报告明确了中国将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提出，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主动参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等。
在G20杭州峰会的主场，中国从理念、方案和行动上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进程，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释放“中国能量”，占据制高点，则显得顺理成章了。
如何衡量一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问：我刚刚看到您主编的《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一书，对其中关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建设”问题很感兴趣。这个“治理能力”体现在哪些方面？该如何去衡量？
陶坚：全球经济治理能力可从6个指标来衡量：一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世界银行的地位和作用；三是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影响和作用，主要通过这个国家或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反映，并且一般来说出口比进口更重要；四是外商直接投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Inflows）和对外直接投资（FDIOutflows），并且一般来说对外直接投资比外商直接投资更重要；五是货币的可兑换程度及国际化指数；六是该国是否为G7/8、G20成员国。有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使用：全球经济治理能力=货币可兑换程度×30%+进出口贸易总额×20%+外商直接投资总额×20%+在IMF的投票权×15%+在WBG的投票权×15%。
根据国家经济实力和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的量化分析，我们得出几个有意思的看法：
一是2006-2011年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速度要远远高于其全球经济治理参与能力的速度，这5年期间我国经济实力的平均增长率约为22%，而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0%。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不相匹配，存在“落差”现象。
二是我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不仅仅体现在GDP的快速增长，也表现为综合运用人力、资本、科技等资源能力的快速提升，反观全球经济治理参与能力则不然，该层次能力的提升更多地依靠货物和服务进出口贸易总额以及资本输入输出总额，而体现在人民币可兑换程度以及投票权方面的能力提升却微不足道。
三是2014年中国的经济实力相当于美国的50%，而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却不足美国的40%。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新常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形势的不尽如人意，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建设任务艰巨。
问：在此书中分析了从参与国际组织的数量、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参与或影响力、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与管理程度等四大途径，提升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您能否就此向我们详细解释一下呢？
陶坚：好的。参与国际经济组织数量的多少，直接地反映出一国经济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在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国际经济组织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平台和载体，而国际经济规则成了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工具。因此，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必然意味着要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与管理。
根据《国际组织年鉴》2008-2009年数据显示，2007年全球共有61836个国际组织，中国共参与了4386个（参与率仅为7.09%），其中1753个是协定性组织。这些参加的协定性国际组织包括：国际组织联盟（A类）25个，全球普遍性国际组织（B类）374个，洲际性国际组织（C类）575个，地区性国际组织（D类）779个。而截止到2011年底，中国共参与的国际组织增加到了4724个，参与率从2007年的7.09%增加到2012年的7.33%，几乎没有实质性变化。与美、英、德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中国参加的世界性国际组织的数目只占美国的三分之一，只有英国、德国、法国的四分之一；而地区性协定组织的参与度与其他四国更是相距甚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G）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被誉为支撑当今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其中，IMF和WBG的决策是通过份额和投票权机制实现的，若某一成员国的投票权越大，就意味着该国话语权越大，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更具影响力，因此份额投票权直接反映出该国在国际经济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伴随着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的快速崛起，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强烈要求改变原有的全球治理机制，促使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朝着更加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顺应这一潮流，也是迫于格局变化的压力，WBG和IMF先后于2010年4月和11月分别通过了新一轮的投票权改革方案，对其中部分经济大国的投票权做出了相应的调整。然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世界银行章程》，IMF和WBG重大事项的决策需要经过85%以上的特别多数票决定也就是说，美国分别以16.471%和15.85%的投票份额拥有这两大国际组织事实上的“一票否决权”。反观中国，尽管成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却以6.068%和4.42%的投票权位居第三，与排名榜首的美国相差多达10个百分点以上。
中国在国际经济规则领域缺少话语权，而欧美发达国家通过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强制推行本国认证的技术、劳工、卫生等标准，实质上构筑起一种技术贸易壁垒，形成新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据不完全统计，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发布的国际标准已近20000项，但中国企业参与制订的仅有20余项；负责制订这些标准的机构全世界共有900多个，但中国参与其中的不足10个。另外，有学者在衡量中美两国的软实力时，也对中国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权进行了定量分析：中国的国际政治规则制定权相当于美国的2/3，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约为美国的1/5；如果将二者求平均值，则得到中国的总体国际规则制定权约为美国的43.1%。
参与国际经济组织的改革与管理必然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但是我国在此方面的缺口很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有雇员2503人（截至2013年3月），除去执行董事，中国籍的雇员只有74人（按照中国拥有6.068%的份额投票权，我们至少应该有150人左右从事雇员工作）。在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的正式雇员有629人，其中中国籍雇员只有5位。执委会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的常设决策机构，但在政策制订过程中还是深受其被赋予重要职责的工作人员的偏好影响。工作人员拥有范围广泛的议程设置权，因为执委会以工作人员提交的建议为基础做出决策，并且不大可能修改它们。工作人员还可以通过掌握执委会不知情的机密信息影响后者的决策。此外，中国在国际组织中就职的高级管理人员数量则更少。2008年，林毅夫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2011年，朱民被任命为IMF副总裁，成为历史上首位进入IMF高层的中国人；2012年3月，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任命林建海担任该组织秘书长。显而易见，为数不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数量偏少的中层人员，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很不相称。
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能力为何偏弱？问：这些冷冰冰的数字真是让人冷静、警醒，客观地看到我们的实力差距和能力缺陷。那么，您认为中国的经济实力未能及时有效地转化成全球经济治理能力，有没有我们自身的原因？
陶坚：中国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经济发展之迅猛超世人所料。全球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债权国等一系列经济实力指标排名，无不表明我们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然而，在现实的经济外交实践中，中国却面临着实力上升、处境变差之间的窘境。一方面，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崛起，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中国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进程中影响力不彰，甚至经常在愈演愈烈的经济贸易纠纷中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这种“落差”成为崛起中国走向国际舞台中心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通过剖析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转型过程，我们发现：第一，世界总体权力格局的变动落后于各国经济实力的变化；第二，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变迁速度落后于总体权力格局的变化；第三，某些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提升相较于经济实力的变化存在滞后现象。
尽管国际制度存在诸多合法性缺陷，但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国际制度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载体。只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趋于公平合理，新兴国家的经济实力才得以有效地转化成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
当然，我们自身的问题也是存在的。从主观上看，过往中国对全球治理等新理论、新提法的研究和理解不深，实际行动力不强，导致早期参与的意愿低落；早期参与意愿不高，又使得现有的经济实力没有很好地调动起来，更没有在机制、人才、资源等方面做好准备工作，使得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输在了起跑线上。当国内外学界媒体等呼声一片时，中央领导在各种峰会和高层外交场合接触并认可了全球经济治理的提法之后，出现了参与意愿增强而能力建设跟不上的“力不从心”现象。这些同样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参与全球经济事务管理的能力发展。
问：快速崛起的中国会对现存国际经济秩序采取何种行动，施加何种影响，把变革引向何方，为世人所关注。在此次G20峰会上，中国将如何树立全球经济治理的权威、信誉和影响力？
陶坚：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低迷，既产生了加强治理走出困境的内在需要，又给形成合力协调步伐造成了阻碍。一些国家各自为战，区域性和排他性的机制进展较快，比如TPP、TTIP等。G20本身的发展方向不确定，未能从危机应对机制转化为长效机制，其合法性和效率弱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尚未建立起正式的联系。G20内部分化，特别是以G7为代表的西方主导的多边机制复活，与金砖国家的关系比较敏感。总体看，G2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能力不足，执行力不强，成员国的参与热情下降。不解决好这些问题，保护主义的势力就会进一步坐大，全球治理的前景则可能因此显得暗淡。
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着推动创新增长、保护知识产权、促进贸易投资和解决产能过剩等一系列问题，治理的“赤字”很大，但议题必须聚焦，才能增强向心力、提高有效性。身处其中的中国，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制订权、主导权不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艰难，受自身经济转型问题的掣肘，在全球经济治理发挥更大领导力上心有余而力不足。G20杭州峰会对中国是一个机遇，既要为世界经济走出低谷指明方向，又要体现全球治理的领导力和行动力。这就需要我们真正像世界大国一样展开全球视野，包容各方利益，用行动的力量来树立权威，用榜样的力量来号召和吸引跟随者。
中国如何带领新兴国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问：您刚才提到G20内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化问题，那么，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当如何明确自身定位，团结和带领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呢？
陶坚：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前提和基本原则。只有角色明确，中国才能知道为全球治理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以及贡献多少。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必将进一步增强，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进一步上升。但应清醒地看到，中国作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大国的本质属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即使有人把中国列为美国“老大”之后的“老二”，也无法否认两国分属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性质差别。因此，中国要长期坚持自身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以发展中国家的名义来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积极参与、增强活跃程度。
中国要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与发展中国家建成命运共同体；中国要维护全世界的共同利益，首先要维护好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制定全球经济治理政策时，中国只有把自己的利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在现有的国际制度变革中争取更多的影响力、发言权和决策权。
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以经济指标衡量的表面差距正在快速缩小，但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均衡发展的要求来衡量的内在差距仍然巨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难以承担过重的国际责任，对自身力量既不能低估，更不可高估。发展中国家这一定位，决定了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和治理中应发挥积极作用、承担有限责任。同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为全球减贫和落后地区发展提供力所能及帮助的同时，要防止发展中国家对中国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提出过分的要求。从国际政治角度看，这样做既有助于减少西方对中国的猜忌，也可避免过度卷入国际利益纠葛、牵扯过多精力，既可求同存异，与发达国家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也有利于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建立更为公正、有效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问：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有所放缓，特别是有的“金砖国家”经济处境艰难，因而出现了“金砖褪色”和“金砖空心化”的说法。中国作为金砖国家中最大的经济体，如何看待新兴国家的崛起和金砖国家的作用？
陶坚：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崛起的国家面临着一个比历史上任何时期的任何秩序都更为成熟、完整的国际秩序。新兴国家若游离于这套秩序之外，必会被边缘化；若另起炉灶建立新制度，代价昂贵；若融入其中，则一定程度上帮助了这套不平等秩序的存续，也为改革增加了难度。
阻挠国际秩序变革的势力很强大，主要来自于发达国家，他们利用实力优势，抵制和反对发展中国家的改革主张和要求，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不肯做出让步和妥协。发达国家竭力维护的核心是制度与规则，包括旧规则的修订权、新规则的制订权，比如2015年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就拉开了经贸领域“规则之争”的大幕。更为重要的是，这股阻挠国际秩序变革的力量不仅强大，而且形成合力。比如美欧之间有着深度的利益捆绑，从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的进展可见一斑。
面对西方国家的联合阻挠，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国家自然就不应以一国之力去改变整个国际体系。只有用集体行动的力量，才能应对现存国际秩序的制度惯性问题；只有用集体行动的力量，才能解决好新兴国家崛起所面临的共性问题。
发展中国家虽然在推动国际秩序改革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和诉求，但由于国家数量多，分布广，发展阶段不同，国情各异，尚未形成能与发达国家相抗衡的合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以金砖国家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集团，承载着凝聚发展中国家力量和共识的使命，而推动发展中国家团结互助、联合自强，一直是中国致力追求的目标。“金砖国家”国家几乎囊括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非西方力量，金砖合作成为新兴经济体开展合作的主要平台，持续稳定的合作可以为将来在全球治理中采取集体行动打下良好的基础。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带来了重要的契机，新兴国家正抓住此次机会，积极争取自身在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自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相继调整投票改革方案后，中国在重要国际组织中的话语权得到了显著提高，是一个好的开头，但必须看到，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迁和结构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治理权的博弈和国际权力的转移必然是曲折的、复杂的。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中人口最多、经济规模最大、经济发展最快、对全球经济影响力最大的国家，要想在未来新格局中提升自己的参与能力，就该当仁不让地充当新兴大国全球治理改革的倡导者和协调人，密切与新兴大国的沟通与协调，共同推进新兴大国及发展中国家在改进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主张和利益，防止新兴大国内部出现严重分歧和矛盾，有条不紊地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倘若能够有效地稳定住当前的经济局面，并推动金砖合作机制长远发展，使之成为能够与“八国集团”相媲美的国家集团，那么中国将在复杂的世界局势中获得重要力量支撑，极大地增强与西方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进行谈判协商的能力。
中国该如何参与区域治理？问：我国外交一直很强调“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中国在进行全球经济治理布局时，是否也遵循这一原则，并且非常重视周边国家的作用？
陶坚：是的。地区治理可以理解为限于地区范围内的治理，是在全球治理难以取得有效进展时选择的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治理方式，同时也是全球治理的重要中间环节。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地区安排或者说在地区层面实现社会保护不断涌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使区域社会不因为全球化而失去认同感和凝聚力，还有一个就是使该地区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团结一致，用一个声音说话，增强其话语权和影响力，例如欧盟。
当前，东亚区域治理可谓是全球治理中亟待加强的一个内容，加强亚洲尤其是东亚合作，进一步促进亚洲地区的整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定（RCEP）是由东盟主导的新自由贸易协定形式，于2013年5月正式启动谈判，成员国人口约占全球人口50%，国内生产总值、贸易额和吸引外资接近全球三分之一，是当前亚洲地区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也是我国参与的成员最多、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自贸区谈判。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合作共赢”的理念取得了沿线60多个国家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参与。这些经贸互惠、全面合作的努力，都会产生积极的地区（或区域）治理效应。
以往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往往局限于政治和知识精英的沟通与合作，并且多数是为了打造一个地区化的经济市场，鲜有考虑社会因素和除经济部门外的其他部门。那么，中国在参与区域治理的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认同感，将地区治理战略纳入全球治理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地区治理的角度调整与欧盟、非洲联盟以及拉丁美洲地区的合作关系。
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要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五通”为主要内容，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就鲜明地体现了全球治理的新理念。
问：党中央十分重视理论创新，重视中国的话语权建设。中国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有没有准备好自己完整的理论和主张呢？
陶坚：这是个好问题！为了推动改革现行国际秩序，中国有意识地采取行动，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和新倡议，比如和谐世界、和谐亚洲、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中国梦等等，而且辅之以有力的落实措施，比如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中国的新理念、新倡议引人注目，具体的行动举措更为外界所重视。加强全球治理、塑造国际秩序的积极行动，如何让外界理解接受而不是疑虑抵触，已是摆在中国面前的现实课题。更为重要的是，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变革，涉及目标设定、能力建设以及使用力量的意志、采取的方式方法等等，这些都是全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层面要有大建树。就目前而言，全球治理的理论大部分是围绕没有世界政府条件下的多边主义治理展开，其基本原理几乎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国内学者大部分都是基于西方治理理论来展开研究。而全球治理的最终目标或者核心任务是如何建立一套合法、有效的治理理论来妥善解决全球性问题。作为国际体系中的最大公民社会，中国有必要提出系统的全球治理方向和全球治理政策，对现存的西方全球治理理论中不合理的成分提出质疑和挑战，并贡献一些能够在国际学术共同体中站得住脚的概念、规则或理论等。另外，从长远看，世界将走向一个没有霸权、力量相对均衡的国际秩序，中国的全球治理主张应该定义为“社会的和民主的多边主义”。
G20机制重点放在对资本的管理、宏观经济的协调上，放在了“保增长”上，但经济增长的落脚点是民生。因此，民生、反腐败、社会公正、环境保护等应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应有之义，自然成为理论研究和创新的重要课题。
如何看待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问：最后，请您简要谈谈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
陶坚：一直以来，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是全球治理研究的重要课题，全球治理并非完全取代国家治理，要实现二者的互动，积极的国内治理可以促进全球治理，反之亦然。经济实力的质与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地位和影响力。只有坚持修炼内功，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断提升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质量，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话语权才能更容易被世界所接纳，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能力就越强。比如，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调整升级产业结构，增强市场创新动力，特别是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口，推动科技创新，实现创新优先的跨越式发展。
“打铁还需自身硬”。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困难重重，各种潜藏的矛盾暴露无遗，使得中国发展模式的全球吸引力下降，也影响到了中国在G20峰会上作用的充分发挥。如果说改革开放造就了2.0版的中国经济，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将全力打造中国经济的3.0版。只有在经济上彻底改变“四高四低”的增长特征，即“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高速度”和“低产出、低效率、低效益、低科技含量”，才能奠定中国发挥世界大国影响力、增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力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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