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老板
1975年，台湾首富王永庆的长子王文洋跟新婚妻子一起，在全球化工巨头PPG集团位于美国南部的工厂工作。父亲王永庆去美国开会，前去探望，刚一见面，许久未见儿子的王永庆并没有嘘寒问暖，而是上来直接问：“生产一公吨的VCM（氯乙烯）需要多少乙烯？多少氯气？” 这种画风，跟第一次见面相亲的男女，男的上来就问“美声有几种唱法？”差不多是一个路数。
对于刚刚从帝国理工拿到化学工程博士学位的王文洋来说，回答这种问题自然是小意思。在美国打了几年工后，王文洋开始进入父亲的台塑集团工作，先是参与了台塑在美国的石化厂的兴建工程，而后于1980年回台，被王永庆下放到基层锻炼，从车间课长做起。于是台塑的太子爷就跟普通工人一起，睡宿舍吃食堂，不分昼夜地三班倒。
在老一辈企业家眼里，只有在基层历练过的接班人，才具备扎实的基础和脚踏实地的作风，未来方能委以重任。王文洋也不负众望，在台塑集团旗下的南亚公司，拥有博士学历的他从课长、组长、厂长到事业部经理，一步一个脚印做上去。1989年底，王永庆调儿子回集团总部工作，如果没有意外，王文洋将顺利接班。但不知是命数还是偶然，1995年，44岁的中年男人王文洋出轨了。
婚外情被公开的过程也颇具戏剧性。王文洋出轨的对象，是台大商学院的美女研究生吕安妮，师从在台大兼职MBA副教授的王文洋。1995年，才貌双全的吕安妮报名考取博士，笔试成绩第一，复试成绩却极低，性格强悍的她控诉复试考官不公而且企图性骚扰，将此事捅到了台“教育部”，陪她公开证据的是李敖。一家小报为此事对她进行跟拍追踪，结果意外发现了她和王文洋的婚外情。
很快，身着旗袍的吕安妮盈盈地挽着王文洋的照片就登上了媒体头条，全岛震动，王家也随之大乱。更令王永庆震怒的是，王文洋当时的妻子陈静文已罹患癌症，婚外情的消息更是让她伤心欲绝。心疼儿媳的王永庆怒斥王文洋，要求儿子离开吕安妮，王文洋却毫不妥协，而且顶了一句：“你还不是娶了四个老婆？”
此话彻底激怒王永庆，当即决定“废储”，将王文洋革职赶出台塑。 为台塑贡献了20年的青春，一夜之间化为流水，王文洋陷入了人生的低谷，尽管后来在叔叔王永在和台塑元老吴钦仁的力争下，“免职令”改为了“停职一年”，但他仍心灰意冷。此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田长霖伸出援手，邀请他去伯克利商学院任教，王文洋便远赴美国。
在加州大学教书期间，经校长田长霖引荐，王文洋认识了一位带黑框眼镜的上海人，两个人都是1951年出生，生日只差一天，更加微妙的是，他们俩的父亲，分别站在海峡两岸的各自领域的巅峰之上。两个40多岁的“二代”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在筹集了足够多的资金后，王文洋决定投身大陆创业，从此再未踏回台塑半步。
1996年，王文洋的Grace T.H.W Group（宏仁集团）成立，英文名取自女儿王思涵的名字。在此之前，王文洋的同母兄妹们已经相继投身创业大潮，自立门户，他们作为台湾第二代企业家，集体在80-90年代登场。其中包括，创办大众电脑的二姐王雪龄，掌控JM Eagle集团的弟弟王文祥，以及先后创办威盛电子和HTC，最后荣登台湾首富的妹妹王雪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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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庆的创业史，也是一部台湾工商业发展的历史。祖籍福建的王永庆于1917年出生于台北新店，父亲王长庚是一个贫寒的茶农。1932年，王永庆被父亲送到嘉义县的一家米店做学徒，一年之后，16岁的他向父亲借了200元旧台币创业，开了一家小小的米店。
此时嘉义的米店多达30家，竞争激烈。脑子灵活的王永庆琢磨出两个打造差异化的方法：一是将预先将大米中的秕糠、砂石挑选出来，卖给顾客的都是高品质的米；二是给每个顾客建立档案，估算客人家里的米快吃光了，就主动送货上门。七十多年后，刘强东的京东延续了王永庆当年“提供正品”和“送货上门”的两个思路。
跟当时同期中国绝大多数企业家一样，王永庆蒸蒸日上的米店生意被民族战争打断。1942年，王永庆结束了卖米的生意，辗转做起了砖厂、木材生意。1945年台湾光复，建筑市场回暖，王永庆的木材生意才逐渐起色。在王文洋出生的1951年，王永庆家里虽有一定的积蓄，但仍非大富大贵，一家人住在火车道旁一栋老房子里，勤俭度日。
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七舰队开进海峡，台湾开始成为美国重点援助建设的战略前沿。蒋介石政府一方面大规模利用美援，一方面限制进口鼓励自主生产，史称“第一次进口替代时期”。在此背景下，王永庆看准商机，于1957年成立了福懋塑料公司（后更名为“台塑”），进军PVC塑料领域，日产量4吨。跟当年的米店一样，福懋刚一出世便面临激烈的竞争，每天只能卖出1吨产品。
王永庆经过分析，认为福懋的产品之所以卖不出去，是因为规模太小导致成本太高，价格相对日本厂商没有优势。于是他又想出一个办法：继续进军产品的下游，消化产能。1958年南亚塑胶成立，将福懋生产却卖不出去的PVC粉，加工成塑胶产品，同时进一步扩大PVC产能来降低成本。此举成效显著，销路迅速打开。
后来，王永庆将这种被后人称之为“垂直整合”的方法用在台塑旗下其他产业上，相继大获成功。进入70年代后，小蒋上台，提出了基础设施的“十大建设计划”，台湾政府开始推进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第二次进口替代”。 王永庆适时地提出了投资高达200亿美金的“六轻”（ 第六座轻油裂解厂）计划，进军上游，并于1986年获蒋经国政府批准。
政府虽然点头，选址却是难题。80年代的台湾，尽管还没有出现 “用爱发电”的小确幸们，但台湾干部毕竟不用考察GDP，“六轻”庞大的石化工业规划令各地望而却步。台塑首先选择宜兰县，王永庆不惜亲自上电视与宜兰县长陈定南辩论，却仍然不能落地。而后台塑转战桃园县观音乡，仍然因环保而放弃。最终直到1991年，台塑才决定在云林县麦寮乡，用耗资甚巨的填海造陆方式来建造“六轻”。
本来被委以重任的王文洋，在“六轻”推进的关键时刻被撤换，而王永庆弟弟王永在和其子王文渊却在此中立下汗马功劳，为十几年后王文渊的“接班”奠定了基础。“六轻”经过四期建设，前后投入了7551亿新台币，在海上共填出了2255公顷土地，53座工厂在海上拔地而起。到王永庆逝世的2008年， “六轻”产值竟然已高达1.47万亿新台币，占当年度台湾GDP的11.9%。
规模庞大的化工装置，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底子，海峡对岸的大陆在2003年后开启了重化工业的建设高潮，也从台塑的思路中借鉴良多。王永庆在去世前就与时任大陆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约定，台塑向中石化敞开大门，甚至欢迎干部来挂职半年。之后，中石化一批又一批干部被派往台塑学习，一直到今天，两家公司还一直是全球化工50强中唯二的中国公司。
90年代，是台塑晋升为全球巨头的关键年代，是王永庆们由“大”到“强”的年代，但90年代已经不属于从事传统行业的台塑们。台湾政府在石油危机之后，便将视野从中上游原材料产业转向科技产业。投身重化工业的第一代企业家们，为台湾政府积累了充沛的税金和外汇，在这些粮草的帮助下，官方和民间一起，用一种独特的模式向全球高科技领域发起了挑战。
1974年台湾设立工研院，同年郭台铭的鸿海精密成立，1980年新竹科学园区设立，后来被誉为台湾的“硅谷”，87年台积电成立，88年广达电脑成立，同年王雪红买下威盛电子，90年华硕成立，深耕电子行业的第二代企业家在9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在他们的引领下，台湾开始了日后被大陆政府反复钻研学习的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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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音乐系上了3周的课后，王雪红突然决定不学音乐了。按照她的解释，是因为周围天才太多，“自己没有那个天分”。她放弃了儿时的音乐家的梦想和十几年的钢琴底子，迅速转学经济系。这种想做就做毫不迟疑的决绝性格，在此后三十多年中，伴随着威盛和HTC的崛起、抗争、衰落、转型的所有过程。
王永庆二房杨娇所生的五个子女，身上都带着果断决绝的基因。1975年，因不满王永庆娶了三房太太李宝珠，51岁的杨娇决然地放弃了台湾的荣华富贵，带着3000美元出走美国，这种性格也深深地烙在了她的子女身上。除了长女王贵云之外，次女王雪玲，长子王文洋，次子王文祥，幺女王雪红，均在台塑以外建功立业，摆脱了对家族的依赖。
王雪红从伯克利毕业之后，也并没有遵照父亲的意愿回台塑工作，而是加入了入二姐王雪龄创办的大众电脑，做了一名普通的销售。工作了几年之后，王雪红开始创业，她将母亲杨娇送给自己的房子做抵押，向银行借款500万，买下了硅谷的一家小公司，这家公司就是以后荣登台湾股王宝座的威盛电子。
威盛主要业务是计算机主板芯片组，这个领域长期被Intel等巨头把控。为了对抗强大的竞争对手，王雪红将公司搬回台湾，并拉来了后来的丈夫陈文琦一起创业。经过持续的投入，威盛成功地推出了性能优异，价格低廉的芯片组。到1999年，全球已经有70%的电脑主板芯片组印有威盛电子的logo，也是在这一年，威盛在台湾上市，王雪红迎来了她事业的第一个巅峰。
但除了创始人们的高瞻远瞩之外，威盛电子的成功还要归功于整个台湾电子产业的崛起。在威盛向芯片组领域进军的同时，广达、仁宝、华硕等台湾电子企业也在主板制造领域迅速崛起，它们和二姐王雪龄的大众电脑一起，为威盛的芯片组提供了坚定的支持。到2001年，包括主板在内，台湾电子信息产业已经有14项产品市场占有率高居全球第一。
2000年互联网泡沫期间，威盛股价冲到了629元台币，成为台湾市场价格最贵的股票，一时风光无限。但在不远处，Intel等行业巨头已经向威盛举起了专利战的屠刀，在接下的10年里，王雪红将不得不去应付那些没完没了的专利战。不过在1997年那会儿，威盛仍然如日中天，王雪红未雨绸缪地成立了另外一家公司宏达电，也是后来被称为“火腿肠”的HTC。
HTC的定位是手持终端领域，刚创立的前几年，依靠威盛的输血度日，王雪红也甚少过问。2000年，公司与康柏合作推出的PDA（掌上电脑）获得成功，HTC迅速变成全球最大的PDA代工企业。凭借在PDA领域的积累，HTC在iPhone诞生的第二年，与Google合作推出了全球第一款安卓手机：HTC Dream G1，打响了安卓阵营的第一枪。
依靠先发优势，HTC迅速崛起。2010年，HTC的智能手机出货量为2460万部，到了2011年，这个数字变成了4300万部， 全球市场占有率高达15%，一度代表安卓阵营跟苹果分庭抗礼。2011年4月，HTC市值飙涨到319亿美元，超过了手机巨头诺基亚。同年，王雪红与丈夫陈文琦荣登“台湾首富”，实现了对父亲王永庆的超越，一时间，“生女当如王雪红”的说法遍传岛内。
2010年前后，台湾的电子产业达到了极盛时刻。与HTC并肩站在一起的，是一众在各个领域傲视全球的台湾企业，它们包括晶圆制造领域的台积电和联电，代工领域的和硕和鸿海，PC/笔电领域的宏碁和华硕，面板行业的友达和群创，芯片设计领域的联发科，封装领域的日月光和矽品等。
鲜花和掌声并没有为王雪红们停留太长时间，很快部分人就发现，与第一代企业家牢固的江山相比，他们的商业帝国崛起的速度快，崩塌的速度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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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1989年底，王永庆密访大陆，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邓小平的接见。王永庆当面向邓公提出了在厦门海沧兴建大型炼油与石化厂的计划，计划投资70亿美元。邓小平当即拍板，在海沧划拨出1万公顷土地支持引进台塑，并在漳州另外准备5000公顷土地作为预备。邓小平甚至说：“如果台湾能来两三个王永庆，那两岸的事情就好办了！”
为保密的需要，大陆方面将此项目命名为“901工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为顺利推动海沧计划，甚至准备把各省已经开建的十四个轻油裂解厂计划项目给停掉，为台塑让路。1992年11月6日，中央和台塑就所有投资条件达成一致，国务院总理李鹏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盛大宴会，庆祝合作成功，准备与王永庆签署文件。
此举惹怒了李登辉和“行政院长”郝伯村，后者直截了当地给王永庆发出了三条指示：假如台塑与大陆签署有关“海沧计划”的协议，那么“行政院”将停止台塑旗下三家公司的股票交易、冻结台塑集团的资金往来、限制台塑高层人员出境。在如此重的威胁下，王永庆被迫放弃签约，与“六轻”项目规模相仿的海沧计划就此夭折。
1996年李登辉更进一步，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戒急用忍”政策，即在台企对大陆的投资中，凡是高科技的项目、5000万美金以上的项目、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一律不予批准。此政策直到2001年被“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所取代，并未持续很久，且有多种方式可以绕过，但这种将大陆视为禁地和对手，而不是腹地和伙伴的态度，始终笼罩在某些台企的头上。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台湾面板厂商陷入困境。2009年6月，为了保障供给和统战的需要，国务院相关部委组织大陆彩电厂商主动赴台采购面板，表达“大陆优先采购台湾面板”的善意。采购由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会长白为民带队，意向金额高达44亿美元，解了台湾面板商的燃眉之急。但出乎大陆企业意料的是，主动释放的善意换来的却是台韩厂商的联手提价。
据传商务部领导对此深感愤怒。此后赴台采购面板工作虽然每年都举办，但大陆政府明显做了两手准备：一是调查韩台厂商的价格操纵行为，并在2013年给出了处罚；二是从2010年开始，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液晶面板行业扶持政策，并调动上千亿的资金押注京东方，顶住亏损连续投资，最终在2017年结出硕果，并将台资面板厂彻底挤到三流。
王雪红与父亲王永庆皆属于深蓝阵营，虽然没有像某些台湾厂商对大陆严防死守，但在HTC崛起的日子中，王雪红并没有给予大陆市场足够的重视，在挑剔敏感的用户眼里，这种忽略很容易被上升为歧视。HTC最重视的市场是美国市场，市占率一度达到25%，但与威盛遭遇Intel的诉讼战一样，HTC在美国也受到了苹果的专利狙击，业务严重受损。
在王雪红夺得台湾首富的2011年，雷军尚处于要靠在记者面前摔手机来证明产品质量的段位，华为余承东的大嘴还没有声名远播，步步高的段永平还在跟网友讨论万科股票值不值得买。这些慢了王雪红一大步的人，在未来的5年内，却依托庞大的中国市场，或专注线上，或深耕线下，或坚持研发，最终一步步超越了先发者HTC。
在专利战中不断败退的HTC，在产品定位方面也出现了严重问题，高端产品不敌苹果三星，低端产品不肯放下架子去做，最终市占率一滑再滑。2017年9月，王雪红被迫以11亿美金卖掉了HTC的部分核心资产给Google，而在这之前的2013年，王雪红已经将连年亏损的威盛电子的员工技术打包转给了大陆某国有投资财团。
液晶面板行业和智能手机行业，前者被国家资本击败，后者被市场机制击败，但台湾电子行业的失意者并不只有它们，联发科、宏碁等无不感受到来自对岸巨大的压力。即使以前被严防死守不准来大陆设厂的台积电，也于2016年在南京奠基了先进的16nm工厂，86岁的张忠谋亲自出席，给足了新上任的省委领导面子。
但即便在一些细分领域失去竞争优势，二代企业家们的电子行业仍然保有半壁江山，最令人担忧事情却并不在此。2014年马云参加两岸企业家台北峰会，对着台下坐满的台湾企业家说：“过去15年间，中国大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经济领域，出现了15年前从没见过的人，从没见过的企业，但是很遗憾，台湾这15年内却好像没听见过什么新的企业和新的企业家。”
此话直击要害字字诛心：第二代企业家，以郭台铭、施振荣、王雪红为代表，自80-90年代登上舞台后，距今已有30年，台湾的第三代企业家去哪儿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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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洋
台塑“六轻”建成之后，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台湾政府试图继续推进“七轻”和“八轻”的建设。其中“八轻”又名国光石化，由台湾中油公司主导，是一个由37座工厂和13座码头组成的庞大项目。在陈水扁、马英九两届政府任期内，国光石化都被列入“国家重大投资计划”，推进过程前后长达15年，选址换了8个工业区，最终却败给了一群带着黄头巾喊着 “要生蚝，不要石化“的学生。
事实上，“七轻”和“八轻”均因为环保问题被汹涌的民意否决，台塑的“六轻”就是台湾建设的最后一个石化基地，其新一期扩建工程也被卡死，昔日辉煌的化工业已经处于吃老本的阶段。除了化工项目之外，被年轻人口号和游行枪毙的还包括台湾第四核电站，也就是在反“核四”的游行中，学生们打出了“用爱发电”的横幅。
台湾的年轻人急于否定旧的经济模式，但他们并没有在新领域有所建树。即使在最新最时髦的互联网领域，台湾的创业者也寥寥无几，而在台湾传统强项的电子硬件领域，创新创业的氛围更无法跟创业氛围浓郁的深圳相比。同样，王家的第三代，也没有了家族第二代那种拼搏的狼性，他们出现在娱乐版上的次数，远多于经济版。
尽管“小确幸”也是一种精彩的活法，但如果纵观整个台湾经济，你会发现：第一代企业家打下的基业还在给社会提供税金、福利和就业；第二代企业家创建的商业帝国已经失去半壁江山，但还在顽强支撑；第三代企业家却是杳无踪影，毫无建树。对于这种局面，“一代不如一代”这句话恐怕就是最好的形容。
重新重视大陆市场的王雪红这几年积极地参加国内各种活动，尤其是互联网领域和智能硬件领域。但在这些场合里，1958年出生的她显得有点儿突兀。她的竞争对手雷军和余承东都比她小11岁，台上站着的经常是71年的马化腾和74年的刘强东，以及后面数不清的80后90后们，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2014年，王文洋当年在伯克利大学结识的那位带黑框眼镜的中年人，在上海主持开办了一所小而精的大学，并邀请老朋友王雪红担任信息学院的院长。王雪红欣然应允，并将这份职务郑重地写在各种履历的显眼位置。与大陆的年轻人多打交道，对于带领HTC转型VR领域，且寄予大陆市场厚望的王雪红来说，应该比什么都重要。
正如那位带黑框眼镜的中年人的父亲所说的那样："一个人的命运，固然要靠个人的奋斗，但是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一个传统的中国家族，创业于近代文明肇始之时，借助经济腾飞完成积累，二代们承担产业升级重任，挑战全球产业链顶端，最后断臂求生委身大陆，一个人的命运，也是一个家族的命运，更是一个岛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