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帅如是说
这是一篇城市规划业内人士的分析文章，把“城市”规划、管理、发展的逻辑剖析得清清楚楚。欧洲在70-80年代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进入城-乡协同发展的模式中，然而中国这类后发的工业化国家，“正是通过城镇化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换得比较优势”。中国“城”与“乡”的概念一直在动态变迁中，如今的“城里人”，其实在不久远的过去，也都来自乡土。作者最担心的，是历史的偶然会引起蝴蝶效应，担心这样一个动态优化的进程会被生生打断，这个国家好不容易过上安稳的日子，但愿历史与我们站在同一个方向上。
因为你也许明白的原因，作者要求隐去了真实姓名，我尊重他们的意愿，仅以文中的一段话作为致意。“一方告别离开；另一方咬牙前进，去留都是无奈，貌似只有“痛并快乐着”是“真理”，因为“驱散”之后，他们每个人的生活还是要继续。”。
文 / 青玉案、终结者
15年前，龙应台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城市是谁的？》，估计没多少人会跟随着思考这个话题。尤其是对这座生活、居住着2172万人的帝都，至今没有人去想这座城市究竟是属于谁的。但回顾过去一个月里发生的事情，却似乎让本文的题目成为大家眼中不可回避，或者闭眼仍然清晰的文字：北京是我们的城市，还是他们的城市？不管怎么认为，对于那些被迫离开的人们，我们需要思考的却是：他们真正属于（或者曾经属于过）这座城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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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扩张、资本循环与社会空间
北京是中国财富高度聚集的城市之一，同样脱离不了这种“野蛮生长”的模式。大家知道北京的财富积累速度惊人（财富衡量），一座座摩天大楼所能聚集的财力富可敌国。但财富的分配仅仅是出入高档商务楼，出入城郊别墅、高尔夫球场的少数人，这座看似庞大的北京城却容纳了那么多的人群。如果按照收入来做人口金字塔图，北京是一座典型的小脑袋，大肚子和大脚的社会结构。新中国成立后70年时间之内，“资本财富-人群划分-空间分异”这套话语体系又重回到了大众的视野，这也恰逢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
对11.18火灾灾难的问题梳理不仅要看当下，更应该去找找问题产生的历史脉络。这是一个长久且无法回避的话题，中国的城镇化浪潮和快速城市扩张的高楼大厦是一群群农村出来的建筑工人垒起来的，而供应这座庞大城市消费的也大多是由农村来京务工人员承担的，北京正是这样城镇化模式的典型代表。据官方统计，2016年末北京的常住外来人口822.6万人，占全市常住人口的37.9%。中国城镇化模式通过春运就能够深刻体会出来，而北京最为深刻，暂时别离帝都的千万大军中有80%来自这个群体。而这类人群的状态到火灾发生之前他们只是“寄居”在北京，他们不能融入城市，也不愿意离开。
过去15年里：在“十五”、“十一五”的十年间北京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长70-100万，“十二五”期间仍然以年均50-70万规模增长，这与当时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北京在楼宇经济、房地产开发和园区建设带动的城市空间扩张模式下，不仅成功吸引了高收入的白领人士，也吸引了大批建筑、房屋装饰、配套批发等蓝领产业工人。而随之带动的正规就业的常住人口“落户”又拉动了消费的爆炸式增长，激发了批发零售、传统加工制造业、餐饮等行业就业的大规模发展。这些蓝领阶层居住的空间多会选择租金成本低廉的郊区，或者拥挤在常年没有阳光的地下室出租屋。
最近3年里：虽然在2009-2012年金融危机后，北京城市建设扩张的动力式微，但新兴的互联网经济在悄然改变城市的空间格局和经济地理格局。郊区不仅仅是外来人员的“落脚城市”，而且也成为了融入新兴资本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不管是身处城市CBD的高档写字楼，还是位于中关村的创客空间，亦或是在校师生，只要在电脑或手机端几个简单操作就可以下达订单，并可将消息通知到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各类仓储空间，然后通过“摩托一族”以最快速度将货物或者外卖送达。近3年来中国的外卖市场每个季度都以20%速度增长，其中北上广深这类核心城市的拉动是显而易见的。有消费就有就业，同样这批送外卖、送快递的人群也是选择居住在城郊地带。
事到如今，我们不能再以原来功能分区的眼光来看北京这座城市了。这座城市的每处有人的空间都因为各类社会经济活动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城郊结合部的空间已经与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联系密切了。正如一篇报道中提到在首都机场南侧2公里范围内的半壁店村，因为机场服务的关系这里本来承租了大量机场服务工作人员。实际上这里的村庄社区管理相对有序，也不是那种群租及消防安全突出的地区，但在当下的大整治中，依然需要被迫离开。
或许我们看惯了美国大片里的郊区式花园别墅，旅游享受到了欧洲城市优美的郊区小镇，我们潜意识也去认知中国的城市郊区也似乎应该是这样。但殊不知，正是资本的全球循环体系，使得欧美城市的确可以通过金融贸易控制获得高收益，保持城市-郊区-乡村的高品质；然而中国这类工业化国家，正是通过城镇化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换得比较优势。如果从空间经济学来讲，资本循环中的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载体最直接的载体就是大城市的城郊结合部及沿海地区的大量工业园区。不能不说，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决定了什么样的城市空间结构及形态。只是被资本带入循环体系的城乡结合部空间，之前并没有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或者说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但如今的疏散行动似乎是迟到的补刀，本末倒置，把资源和工作岗位留在了北京，却把享用资源和填充工作岗位的人“限时驱散”。结果似乎也注定只有两种：“嗷嗷待哺”的白领阶层等待“低成本”的服务，但自己的生活成本却在无意中被大幅度提高了；而那些为之提供服务的人却被迫成为了无业游民，留不住城市也回不去家乡；另一方面，这些生活成本提高的中产白领却仍然选择“誓死不屈”地留在北京，被逼迫住在更远的五环外，或是向内环涌入，因为他们的工作在这里，资源在这里，自己的价值也在这里。
北京皮村
一方告别离开；另一方咬牙前进，去留都是无奈，貌似只有“痛并快乐着”是“真理”，因为“驱散”之后，他们每个人的生活还是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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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的持续发酵及波及面
刚谈及我国进入了互联网经济时代，不管是城市、乡村都在这个新的资本循环体系下联动了起来。这次大整治，直接将这个循环链中的劳动力给切断了，这条供应链、服务链开始断裂。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由于快递员的减少，导致当下北京地区的快递业务要么延迟，要么部分中断业务了。要想让这批快递员能够安个落脚的住处，必然会提高工资待遇去解决住宿问题，这就意味着快递费必然提高，而这些就需要购物者支付更多。看看现在的淘宝店铺大都注明了“因北京派件成本增加，全中国大陆除了北京一概可以包邮。”，这就是互联网经济时效性的反映。对于北京大部分白领来说，可能多掏快递费只是额外支出的一部分，同样面临着租房、外卖、保姆、保洁和其它消费服务收费的提高。同样对于希望落脚北京即将成为白领的刚毕业大学生租客来说，他们直接就面临着租房困难和租金上涨的巨大压力。据链家网平台提供数据来看，在10月底待出租房源有1.4万间，而在整治行动滞后，房源锐减到0.8万间。供需结构的变动，必然影响租房市场的天平。
更长远的影响是北京的整治行动是否会成为全国范围同样行动的示范？国家是积极鼓励外来务工人员通过合法劳动留在城市。且国家在《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和若干中央会议文件上都提到过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要从保障制度、切身服务上都向农民工群体倾斜。但从目前北京的“急进”的做法来看，这些被迫需要离开的务工人员再也不能在北京享有这样的政策福利了。或许北京的做法开了一个头，笔者的担忧是其它城市会作为一个立竿见影的政绩会效仿跟进。
五环摆路边摊的阿姨走了，四环送快递的小哥不见了，二环琉璃厂卖宣纸的店主走了，阜成门金融街社区的五金店老板也走了。在北京的外乡人因难以忍受生活成本的提高、入不敷出的心塞而选择离开，北京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人口数量的骤减。有人说，他从来都不敢相信，在北京相处了二十多年的“老邻居”，竟然就这样再见不到了。
而留下的人却要默默承受低成本服务离开所带来的生活的不便捷和成本的提高。在朝阳褡裢坡原兰亭美术馆改造的公寓里，很多年轻中产被一纸告知撤离。他们之中有刚刚毕业的研究生、大学生、工作两年的单位白领和即将考博的外地学生。在告知限时撤离后，他们选择了居住在更远的通州草房、物资学院；或是直接向三四环自己的工作单位靠拢。而在其它各区也无一例外地存在着同样的流动趋势，居住在丰台区的小张，在公寓被清查告退之后，选择了居住在更远的丰台区五环至六环之间，这样无疑已经增加了她上班的时间成本。而住在沙河的年轻人则选择居住在离单位更近的海淀三环，环内本来昂贵的房租加之突如其来的换租房热，他们承担了被“抛弃”的生命难以承受的重量。
不仅如此，唯一“合法”的租用空间也坐地起价，造就了一条恶性连锁反应链，南二环一家教育培训机构因所占用的教室房租上涨，导致了学生补习费用的涨价，整顿之风似乎已经间接地提高了学生受教育的成本。也许以后，住在阜成门金融街社区的居民买个生活日用品都要跑到较远的超市；不爱做饭的年轻人只能在超市买点零食充饥；北京街道上的落叶铺了一层又一层；从河北到北京的快递以前需要走两天，现在走了四天。
无法接受回农村所带来的各种不适应是年轻中产即使被“驱赶”，也要咬牙留在北京的原因。“按照往年来看，每年年前和年后作为一个明显的分水岭，这两个节点正好是人口流出和人口流入的时间点，所有年前租房租金会略低，而年后租房租金略高。”一位有着多年租房经验的外乡人说“但今年很特殊，房租没有丝毫下降的趋势，反而趁机大幅提高。即使这样，很多人仍然找不到房子！”据调查，以往自如租房因较高的房租而少有人问津，但最近却因租房人数的骤增开始了房源限时网络抢订。“如同春运抢订火车票，手慢了就真的没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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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的身份认同与规划治理
其实早在1995年当时的丰台区城乡结合部有名的浙江村就被集中突击过。其整治的动机和目标也与此次整顿异曲同工。因为，当时的浙江村被认为是外来人口过多，环境问题、安全问题、治安问题突出的地方，因土地利益关系复杂，所以也是采取了一次自上而下的行动——拆违。笔者十分好奇，22年前这场整治按理应该可以通过典型案例“宣传学习”来达到控制违建发生的目的。但结果是后来的20多年里，反而越来越多的“违建”空间蔓延滋生，这是市场的不可阻挡力量？还是力不从心的仅此一例？当时的浙江村经过10多年发展，已经成为了代表一定外来商业文化的典型社区，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身份与传统的北京居民社区氛围格格不入，并不能代表北京的“形象”。
对比发现很有意思现象：各级政府热衷于园区，房地产，写字商务楼；市场趋向低成本空间，城郊地区（京东电商物流园，快递，服装、家具制造等），两者都是基于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低化，所以阿隆索的极差地租理论被演义得淋漓尽致。说到底经济将空间分为了白领社会空间与蓝领社会空间，而政府更多只关注前者的状况，对于后者可以说自浙江村拆违事件以来没有任何举措。说到这，本文的主体就变得更为清晰了，北京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使得目前被整治的空间有了一种独特身份——外来务工者社区。那么“我们的北京，他们的北京”话题其实就是落脚在了到底是以白领为主的生活社区代表北京，还是这些外来务工者社区代表北京？
那么社会空间认同与政府管理逻辑就是一对关联命题了。回到治理模式上，北京的宏观土地、人口、产业、环保政策对于城乡结合部的外来务工者社区忽视显而易见，北京总体规划也不甚清晰的对待这类社区。对于这类社区的公共物品提供，公共空间设计，甚至安全环节的政策考虑都欠缺。而代表市场经济的瓦片经济和基层政府的无为放任就肢解了宏大的政策体系，同样也肢解了自上而下宏大叙事的北京总规。如果要正视外来务工者社区，那么就应该是各级政府共同去想办法解决问题的态度。同时也应该看到正是这类社区的多元复杂性，不可能用一种僵硬、运动式方法来解决。
其实撬动社区治理、更新的国内经验不是没有，核心就是要建立各级政府与社区的收益共享机制。深圳在促进“合法外土地-违建”单元更新时采取了“20-15”准则。其中“20”是对更新项目“合法外”用地实行二八分成，当项目申请方同意把20%的“合法外”土地无偿交给政府后，这部分土地就获得了参与城市更新的资格；另一方面，从余下可开发的土地中再拿出15%来作为公共设施的配套用地。这种模式实际上是调动基层政府可通过市场化手段来推动更新工作，并且能够保障上级政府的部分公权的落地。另外，深圳也对农村集体用地上的工业大院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进行收益重新分配，这样市政府、社区均可以获得土地预期收益保障。此外，需要去探索复杂利益主体下的空间资源再确权制度，不过这需要探索与创新。
大兴西红门的一把火，让朝阳、丰台、大兴、昌平等各区的清理整顿提上了日程。仅仅几天，地处市郊的城中村就变得空空如也，剩下一片死寂萧条。新建村周围大大小小的制衣厂关闭了，靠传统制造业谋生的外乡人也卷着铺盖，拖家带口地离开生活了十年的新建村。平房乡火葬场周围的租户纷纷迁到了另一个城中村——平房村。
仅仅几天，北京火车站聚集了大量的离京外乡人，一路上有些人耿耿于怀于自己没能在限定的清理时间内拿出女儿最喜爱的玩具；有的人连声无奈地叹气“以后可能再也不会来北京了”。对于家乡来说，他们似乎早已成为了外乡人；而在北京，他们也终将难以找到一片容身之地。
一切似乎又轮回到了从前，没有便利的服务，只有昂贵的生活，唯一不同的是那些回乡的人少了耕地，而在城里的人却告别了自由！
4
思考
如果说这场整治行动只是层级分解落实疏解非首都功能的政治任务，笔者只能说这个路子找偏了，走错了。无需赘言，如果不去疏解那些带来大量就业的总部经济、商务办公功能及其配套功能，收效依然甚微。想想，这些每天骑摩托车送外卖、快递的人群给北京交通拥堵能带来多少冲击？或许政府在想建设一座花园城市的时候，应该妥善考虑当前位于花园中外来务工者社区的出路。美好与现实之间的水要端平。
北京新一版总规对于绿色空间的规划
（整治行动很大部分位于图中绿色空间）
城市政府理应关注弱势群体，或者问题社区，对于社区治理应该更多关注不能使其变得更坏，而不是觉得其糟糕而采取眼不见心不烦的清除模式。当然香港的九龙寨城是一个另类，政府反而应该防止外来务工者社区滑向九龙寨城的状态。还是回过头看20多年整治浙江村的成效，如果不改变政府治理模式，不改变某些既定的经济循环体系，收效是甚微的。北京当前整治行动的结果，既打击了新兴的互联网经济体，又在蓝领阶层前面树立了一道墙，也对白领阶层的便利造成或多或少负面影响，恐怕这样换来的是一方的清净吧。
有人说，一个人的命运，不仅要靠个人的奋斗，还要考虑历史的行程。历史的发展会让一批人好，也会让一批人不好，身处无法改变的历史之中，个人的力量太过渺小。一座千万级人口的大型城市打一个喷嚏，将会影响到中国一大片人群，直至彻底改变他们的命运。中国的城市历史长河足够长，笔者不能用任何一个标准去严格衡量一座壮丽、辉煌或繁荣的城市，但北宋的汴梁城、南宋的临安城，民国时期的北平抑或是同一类城市，在这些城市里面可以包容更多地各类人群，官员、商人、学者和各种社会劳动者，亦或是“汴漂”。
再次回到开篇所提到的《城市是谁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很难想象“北漂”时代落幕后，北京将去往何方？清理走外来务工人员后，剩下庞大的中产阶级们又将去往何方？这次整治行动，表面上是对外来务工者打上了“低端”的标签，其实是在他们面前树立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墙。同样，这次“雷厉风行”的整治行动也直接震撼了一批90后年轻人的心灵，因为他们刚落脚的城市貌似对他们的到来并不表示友好，或许未来十年的北京将会出现一场不可预知的社会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