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普通百姓，中产阶层，暴富垄断阶层的美好生活需求都是啥样的，怎么分，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是啥发展，谁不平衡了，谁不充分了，他们是啥矛盾，中产阶层到底是要增加还是消灭，阅读全文？
——【金融地摊 玉丰】荐读
十久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那么我们解读一下，人民想要的美好生活是什么？中国的社会阶层怎么划分，你到底属于有钱人还是没钱人，你的美好生活啥样？
普通百姓眼中的美好生活啥样？
金融地摊玉丰认为在普通百姓的眼里，所谓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无非是，孩子能接受公平的教育，自己能享受公正的社会养老保险，去医院看的起病，在周末能出去旅行，有闲暇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也就是普通十三亿人民想要的美好生活。
两亿中产阶层想要的美好生活什么样？
对于中国中产阶层两个亿的中产阶级，他们所谓的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房价永远上涨，股票永远上涨，接受最好的教育，让自己的孩子上最好的大学，自己的官职永远上升，自己的公司永远赢利。
什么是中产阶层，怎么形成的？
第一个时期，78-89年改革开放的农村：
金融地摊玉丰认为中国的中产阶层形成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改革开放的78-89年是中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富裕了这些农民，他们完成了中国社会阶层的第一批中产。江浙最突出，富裕的农村建设工厂就是乡镇企业，代表人物鲁冠球，大邱庄禹作敏，华西村吴仁宝等等。
第二个时期就是从93年到2003年中国私营企业：
在这十多年中，只要有个执照，能开发票，坚持几年的公司基本都能赚到钱，实现财富自由达到中产，这是中国第二个中产实现时期。典型代表就是当年从大学，从政府下海做买卖的，如冯仑的万通六君子，浙江中控的褚健等等，中国现在实体企业的龙头企业基本都是这个时期诞生的，如华为，联想等等。这批各个行业的实体企业正在经受历史上最煎熬阶段，互联网冲击，税收的冲击，还有环保的冲击。当然他们现在依然是中产阶层的一部分。
第三个时期是2003年到2013年房产鼎盛10年买房业主：
这十年中国中产阶层实现得主要方式靠买房，在这个时间段，买一套房的直接实现小康，买两套房子的直接进入富裕阶层。这十年中国2亿的中产几乎80%都是靠房价上涨完成的，和个人努力没有任何关系。
第四个时期是在2013年到2017年，靠收保护费和放高利贷垄断巨富特权阶层
从2013年开始成为中产的基本上靠放高利贷，这部分成为中产阶层的少的可怜，大部分属于上当受骗的。这部分搞所谓互联网金融放高利贷的，搞各种风险投资行业垄断的成为巨富，如腾讯在无边界扩展中，实现现金，股票，投资的三丰收，基本自己的投资者和员工的管理层都实现了中产。这个阶段这五年，阿里巴巴，百度，腾讯，乐视，滴滴，美团，京东，58等等，还有大量打着互联网金融的放高利贷公司，这五年是属于黄赌毒和高利贷的爆发期，黄理解为娱乐，赌理解为网络游戏，毒理解为保健品。这五年实现中产的基本是这些放高利贷的和收保护费的，如阿里巴巴，当然贴小广告的百度，改个名叫AI，人工智能也有一片新天地，当然发展最后的还是会算数的哪些所谓的互联网融资专业户，如滴滴，美团，虽然乐视外界对他不管如何评价，起码他没放高利贷，没收保护费，投资者没有收到高收益是因为媒体把乐视搞死了。中国的最近五年兴起的的所谓的独角兽公司，不深追究各个是阿里，深追究各个是乐视。选择性反腐和选择性排查谁，谁一定都会有问题。证监会查乐视上市造假，如果证监会随便认真查哪个，哪个都一样，五十步笑百步，本质都是一丘之貉。
这些巨富想要的美好生活什么样？
第一要有私人飞机，第二要有自己1000平以上的别墅，第三要国外有几个亿的存款，第四要有自己的海岛，第五要有自己的保镖，保姆。第六要妻妾成群和儿孙满堂。他们还要自由，民主，要参政议政。这就是他们要的美好生活
普通百姓要到美好生活，中产阶层要的美好生活，生活垄断阶层巨富要的美好生活，定义不一样，目标不一样，国家怎么让这些阶层的人都达到美好的生活，当然答案是做梦，这就是中国梦的由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过去现在和将来永远也做不到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过上美好生活，答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玉丰经济学的观点，让穷人活的有尊严，富人活的有安全感。只要让普通百姓，居者有其所，看的起病，上的起学，吃的起饭就够了，什么美好生活，能做到这些就是美好生活，而对中产阶层最好的保护就是房子不降价，对暴富垄断阶层最美好的生活就是给他们安全感，让他们踏实在国内不被抓，不被政治派系斗争牵连对他们就是最大的幸福生活。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又是个啥发展？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总量，所以决策者的工作重心都是落在做大总量上。虽然今天的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规模比排名第三的日本大一倍不止。但就在2004年，中国经济都仍只有世界第七位，更不用说刚刚改革开放的8、90年代。当时的许多问题都源于经济和其他国家差距太大，只有用发展经济的办法来解决。这一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看的非常清楚，邓小平就在1990年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
但是发展到今天，总量当然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但结构问题越来越重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本质就是一个结构问题。所以，总量思维的局限性越来越大，很多核心的问题只有通过结构性的思维才能解决。
财富分配和社会阶层如何分蛋糕？
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关键是怎么把饼做大。但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就要考虑怎么把饼做的更好吃，同时分的更合理。在大多数国家，应对不平等只能通过提高税率，而这又影响了经济增长。幸运的是，中国还存在不小的政策空间，能做到既有利经济增长，又有利财富分配。例如，中国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来源，在于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因此人口从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迁徙，既能够降低不平等，又能提升劳动生产率，但这需要户籍和土地改革有进一步推进。不要动不动就搞限购限贷。另外，房地产是中国居民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房价的大幅上升会导致财富不平等大幅上升。长此以往，有房阶层和无房阶层的利益对立，将成为很严重的社会矛盾。所以房地产问题能否得到解决，是防止财富分配恶化的关键之一。而房屋问题的核心在于供需，仅靠保障房和发展租房市场，很难有效解决问题。就像香港接近一半人口住在政府提供的保障房，但其中的居民看到房价不断上涨，自己的财富和有房者不断拉大，当然会渴望也能够买房，所以房屋一直是香港社会的核心矛盾。
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经济增长下滑，同时财富分配恶化的问题。特别是中间阶层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下降，经济呈现空心化。下层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上升，民粹主义乘势而起。所以，如何避免两级分化，保证中间阶层的不断壮大，是全世界范围内面临的重大挑战。但在目前的税收体制下，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中产阶级负担甚重，但对资产收入的课税反而不高，长期来说不利于财富分配更加平等。中产阶层财富收入来源，财富稳定性和财富增长到底该不该是社会主流，这个分蛋糕的主题问题不解决，很难判断我们怎么实现现代化，谁能实现现代化。
人民的需求和社会发展如何自然结合？
国际关系中有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是经济和军事实力，软实力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实力。就像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投资固然重要，软实力也不可或缺。中国古人早有类似的智慧，《论语》中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当中国经济发展到目前的阶段，对于物质的硬需求就会相对下降，而对服务、文化和环境这样的软需求相对上升。在官方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提法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反映了这一点。目前，服务业仅占中国经济的52%，离发达国家的70%以上仍有差距。服务业的发展，既能满足需求，又能拉动经济。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文化产业，核心在于尊重多元。服务的质量只有在竞争中提高，思想也只有在碰撞中才能产生火花。当然，这也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需要降低服务业的准入门槛，使得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另一方面，也需要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帮助解决老百姓的看病难，上学难和买房难的所谓“三座大山”，像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对整个社会的利益做出回应”。
所以，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核心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过去几十年里，强大的国家能力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推手。但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民营经济也已经崛起。开展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的优势。但需要直面消费者的服务业，则是民营经济的优势。金融地摊玉丰认为政府职能从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化，是未来国家治理的一大挑战
可持续发展和持续增长如何做到？
可持续性的问题也越来越重要。在低收入阶段，大部分是成本竞争，环境的标准很难订的太高。但从长期来看，如果环境持续恶化，那么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是可疑的。另外一方面，高速增长也导致了经济中潜在风险的提高，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债务上升过快。另一个表现则是在房地产，由于对GDP指标的过度重视，既使得房地产调控很难长期维持，又使得长效机制如房产税迟迟不能落地。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地方政府，对高增长的渴望使其很难抑制投资冲动，这也是地方债问题的根源所在。增长目标和债务问题就是一个硬币的两个侧面。金融地摊玉丰认为经济的三架马车中，消费增长是比较稳定的，而出口则受制于全球经济长期低增长的环境。因此，保增长的抓手一定是落在投资上，这也是为什么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如此重要的原因。过去5年，每年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都在15-20%之间。而由于高库存，房地产投资在2015年大幅下滑，因此房地产政策出现了大幅放松。换言之，要增长就需要投资，要投资则需要融资，融资则债务上升。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影子银行的蓬勃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从2009年的19万亿上升到去年的60万亿，而新增人民币贷款，仅仅从10万亿上升到13万亿，这个融资缺口只有靠银行贷款之外的融资手段来填补。因此，不论是去杠杆，还是打压影子银行，都和增长目标存在着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说，到了目前这个阶段，如果能够容忍增长的适度下行，腾出空间处理发展和增长可持续的问题，以追求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的增长。不怕慢只怕站，从长期看也许是明智的选择。反而，如果靠牺牲环境，坐视房地产恶化，通过加杠杆也许在短期内能够维持较高的经济水平，但人民的满意度不一定能提高，而长期中可持续性也值得怀疑。因此，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不妨将GDP增长目标转变为GDP增长底线，而底线则不妨定的低一些。这就好像一个人，如果他对人生目标和底线的设定差不多，那么很可能过的比较辛苦。反而是只要在底线之上，都能坦然接受人生的起起落落，才比较容易快乐。
国家的经济低增长和百姓的高收入矛盾吗？
社会主要矛盾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也体现了中国已经变成中等收入国家这一事实。经济增长在这个阶段容易出现明显减速。原因很简单，低收入国家的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高收入国家的优势在于技术，而中等收入国家则容易两头不靠。但也要看到中国仍然有很强的发展潜力。不断提高的劳动力教育水平，巨大的国内市场，强势政府动员和组织资源的能力，都有助于在技术上继续赶超。而完善的基础设施，完整的产业链以及不平衡的地区发展水平，也有助于保持低成本的优势。而最关键的是中华文明在长期农业历史中形成的家庭纽带，工作伦理和世俗理性，这些文化因素，既是过去也是未来的最大优势。
36年前，通过对文哥的深刻反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是邓公提出的。现在中国已经不再贫穷，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了变化，但挑战和机遇仍然并存。不忘初心，既是指不忘在历史的大视野下，中国文明仍在过去200年来，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三峡”之中，虽然无数先人所期盼的“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坦途，也许就在前方不远处。也在于不忘记过去的成功，正是从务实的心态，而不是某种非黑即白的理念出发，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相信市场的力量，尊重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勇于试错，这样才解决发展道路上一个又一个问题。不论何时，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坚持集体领导，集合中华民族的的智慧才能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才能真正解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