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住复旦的交响乐记忆_新浪财经

读史老张

去年6月，复旦历史系在相辉堂举行毕业典礼。金光耀教授在致辞中说，1980年前后，李德伦、黄贻钧和陈燮阳等名家就在这里（今相辉堂南堂），多次率领乐团举行交响音乐会，为学生播下了古典音乐种子，“这是一件可以在当代教育史和当代音乐史上留下记录的事情，但在《复旦大学百年纪事》上并无一字记载。如果我们经历过的人不记住，这件事就被遗忘了，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光耀兄是我大学同窗，他提及的历史，我感同身受。前些日子，新校史馆展陈文案，征求我意见。我不揣冒昧，一口气提了十条。其中一条就是：改革开放后，复旦校园内掀起“交响乐热”，盛况空前。作为新校史馆，不能没有一丝反映。

几天后，撰写文案的小邱问我，那时的“交响乐热”，有没有可用来展陈的实物？这个问题，问倒了我。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海报，也没有演出单，大牌名流到复旦，用毛笔写几个字，就贴在中央饭厅布告栏上，经年累月，踪迹全无，到哪里去寻找实物？

我想到了《复旦》校报。查找后才知，当年《复旦》，不定期出版。对于“交响乐热”，要么不报道，要么语焉不详。比如，1980年4月10日，《复旦》报道称：“前不久，著名音乐家、指挥家，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同志，在我校举行了一次交响音乐会，讲解了中外交响乐名曲……”这个“前不久”，是指哪一天？又比如，1982年3月6日，《复旦》记述：“上海交响乐团最近在我校举行第七场校园音乐会。在曹鹏指挥下，向千余大学生介绍了在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和布鲁赫《g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里的“最近”，又是哪一日呢？

翻箱倒柜，查阅当年日记，我终于发现：上述李德伦指挥上交的音乐会，日期是1980年3月19日；曹鹏指挥的那一场，是在1981年12月28日。其实，当年复旦交响音乐会，还有很多场，如黄贻钧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曹鹏指挥上海乐团、陈传熙指挥上海电影乐团、黄晓同指挥上海歌剧院管弦乐队、陈燮阳指挥上海芭蕾舞团管弦乐队等等，《复旦》几乎只字未提。

然而，那些年，校园里的“交响乐热”，红红火火，一直刻在我的脑海，挥之不去。

记得李德伦到校时，全校轰动。司徒汉、陈传熙和瞿维等音乐家，悉数到场。李德伦风趣幽默的讲解，引得掌声四起。那天的曲目，是德彪西的夜曲《云》和《节日》、中国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和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曲》。演奏“柴五”前，李德伦说：“交响乐曲的乐章间隙，是不能鼓掌的。”拼命鼓掌的学生们笑了。他摆摆手，“还有，‘柴五’第四乐章中间，有一个突然停顿，大家也不要急着鼓掌呀！”学生们大笑。他跨上指挥台后，忽然又转过身来：“可是，我在苏联指挥演出‘柴五’时，苏联观众也会在第四乐章中间鼓掌……”顿时，礼堂内笑倒一片。

1981年5月22日，黄贻钧率领上交到校演出。演出曲目是拉威尔的《波莱罗舞曲》，施鸿鄂演唱的歌剧选段，王晓东演奏的门德尔松《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那时的王晓东年仅11岁，来自上音附小。他穿着白衬衣，系着红领巾，圆圆的脸上满是稚气。他的演奏获得满堂喝彩。演出结束后，黄贻钧摸摸他的头，亲切慈祥；王晓东则频频行少先队礼，腼腆羞涩。当时，王晓东父亲也在场——他就是上交乐队首席王希立。从此，我记住了“王晓东”这个名字。1985年，他获得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若干年后，在《参考消息》上，我读到一则外刊评论，称他是“中国的帕格尼尼”。

那时，校园里的交响乐细节，真的是不胜枚举。例如，黄晓同到校时，复旦正流行一款“复旦”徽章，方形、蓝底，校内一“章”难求（我得到的一枚，还是郭太风同学“开后门”搞来的）。演出开始前，学生代表将这一徽章别在黄晓同胸前，他非常高兴，拉着衣襟，连连向台下展示，全场欢腾，掌声雷动；上世纪90年代初，陈燮阳一度辞别上交，去香港发展。离沪前，他率上交到校演出。大家私下里说，这可能是他的“告别演出”。音乐会结束时，我亲眼看到，几位复旦女生，流下了感伤的热泪……

这一切，在复旦校史上没有任何记录。正如光耀兄所说，假如亲历者不发声，这段历史就被轻轻地抹去了。

感谢有关部门从谏如流，重视民意。几天前，小邱欣喜地告诉我，李德伦等指挥家到校演出的照片，他们终于找到了，拍摄者是新闻系校友陈小鹰。这太好了！这些照片，不仅留下了音乐大师的精彩瞬间，更是让复旦的交响乐记忆，有了一个完美的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