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行政机关_新浪财经

转自：法治日报

□ 董忠波　　近年来，行政争议呈现出成因复杂化、类型多样化及群体性纠纷高发等特征，导致人民法院解纷负担加重，“案多人少”矛盾突出。争议进入诉讼程序后，行政案件上诉率、申诉率等较高，程序空转、案结事不了等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争议的实质化解效果和群众的司法获得感。推进行政争议的诉源治理和实质性化解成为当下紧迫课题。　　2022年4月开始，浙江省龙港市人民法院联合龙港市政府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浙江省的文件规定和先行先试实践，借鉴德国、法国以及我国台湾、澳门等地诉前解纷机制，首创行政异议制度，即引导行政相对人向原行政机关申请先行处理行政争议，促进行政争议在复议或诉讼之前实质性化解。这项制度好比设置在行政复议、诉讼前端的“过滤网”，在坚持相对人自愿的前提下，如何实现有效引流是关键。　　为此，我们架设了两条引流路径：一是前端主动告知，即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主动告知相对人有权提出行政异议，由相对人自主选择；二是后端引导分流，复议机关、人民法院在受理或立案前，经相对人同意后将争议移交原行政机关先行处理。　　行政异议这张“过滤网”能起多大作用，关键取决于行政机关的释法说理。具体而言，原行政机关收到异议申请后，须对行政行为回头看：如果认为行政行为合法合理，则主动加强释法说理，积极争取相对人息诉止讼；如果发现行政行为存在问题，则坚持有错必纠，依法采取撤销、变更、确认违法等措施，并做好沟通说理，既解法结又解心结。此外，针对相对人涉及多个关联行政争议的，行政机关应打破复议、诉讼一事一议的局限，依托异议制度建立的并案审查机制，直击矛盾源头，加强体系化说理，实现一揽子解纷，有效减少衍生案件。　　从解纷特点看，行政异议制度相当于搭建了一个柔性对话平台，是一种行政和解模式，实质上强调将行政争议化解在萌芽、化解在行政机关内部，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生动实践，主要有三方面优势：　　一是有利于用好解纷窗口期。行政异议启动于争议萌芽阶段，此时双方的对抗性往往还不强，行政机关可以抓住这个黄金解纷窗口，通过与相对人磋商互动、柔性对话，及时化解那些争讼价值不大的争议。　　二是有利于发挥行政机关的专业优势。行政管理领域专业知识繁杂，复议人员或法官囿于专业局限性，有时化解争议难以做到鞭辟入里；而让原行政机关担负起首次解纷责任，不仅能用好这股专业力量，还能发挥其统筹解纷资源的优势。　　三是多了一种高效便捷的救济选择。相对于行政复议、诉讼，行政异议对文本形式等要求低，运行模式更为灵活、弹性，不仅为群众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救济新渠道，而且契合了以和为贵的中华传统法治文化。　　当然，行政异议作为非强制性的救济制度，不仅不能与现行的复议、诉讼等制度相悖，还要实现与之共融共济，才能真正落地生根。一方面，不能损害相对人的法定救济权，特别是因相对人提起行政异议而耽搁的时间，可视为正当理由，不计入复议申请期限、起诉期限；另一方面，加强救济制度集成，着力构建“异议过滤—调解先行—复议为主—诉讼断后”的阶梯式解纷格局，努力实现全链条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　　行政异议制度试行后，2022年4月至12月，以龙港行政机关为被告的一审行政诉讼案件收案数同比下降40.46%。2023年，在龙港市征迁领域群体性行政争议高发的背景下，仍同比继续下降6.63%，行政争议诉源治理成效明显。　　行政异议作为新事物，其生命力在于制度的公信力，关键是让老百姓喜欢用。我们需要不断优化行政异议的适用范围、办理程序、监督机制，探索行政和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并强化数字化支撑，确保制度好用、管用。同时，还要强调行政异议制度的效能是有限的，其主要是起到前端过滤争议作用，绝不是要替代复议或诉讼。　　作者系浙江省龙港市人民法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