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甘肃文化】秦文化在甘肃的历史印记

【溯源甘肃文化】

秦文化在甘肃的历史印记

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木板地图

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鸷鸟纹金饰片

天水放马滩秦简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礼县四角坪遗址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王子今

　　秦史的开端与秦文化的萌生，曾经以今天的甘肃为空间条件。秦作为早期部族文化的发生，作为强势政治实体的崛起，以及后来成立了强盛的东方大一统帝国，是以这里作为最初的根据地的。甘肃显示出秦文化发展轨迹的诸多文物遗存和历史印记，以及存留于后世的文化影响，都体现了国家历史、社会意识和民族情感对于秦史与秦文化的长久纪念。

秦文化的初生和早期发育

　　关于秦人的早期足迹与秦文化的来源，有西来和东来两说。《左传》可见地名“秦”“嬴”，有可能与秦人族源相关。按照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的标示，秦，在今山东范县东；嬴，在今山东莱芜北。清华大学藏战国简牍《系年》说，周武王死后发生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商奄遗民被迁徙到“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揭示了秦人由东方西迁的史实。其中说到的“邾”，李学勤先生认为就是《禹贡》中所谓的“朱圉”。《汉书·地理志下》所谓“朱圄”，《续汉书·郡国志五》所谓“朱圄山”，其方位在今甘肃省甘谷县西南。李学勤先生指出，“甘谷西南，即今礼县西北，正为早期秦文化可能的发源地。”这样的判断，与钱穆《国史大纲》、林剑鸣《秦史稿》中发表的意见相合。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秦人在寻找合适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方向时，曾经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之间进行选择。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之中，只有楚人曾经有这样的经历。秦、楚均被中原人看作“夷狄”。如《史记·天官书》：“秦、楚……夷狄也，为强伯。”“强伯”就是“强霸”，于是曾经有“天下莫强于秦、楚”的说法（《战国策·秦策四》）。西汉水上游的秦早期遗址，显示这里已经形成了秦的经济重心，构筑了秦的等级社会，建设了秦的神祀基地。秦人在甘肃礼县及周边地方的经营，已经具备了与东方国家文化传统颇为相近的礼制秩序。秦人后来循渭水东进，应当说是合理的发展路径的择定。

秦与西戎的关系

　　秦人和戎人有密切的关系。相互之间的文化共性，也是秦人西来说的认识基点。先秦历史记述中，已经有“秦杂戎翟之俗”（《史记·六国年表》）、“秦与戎翟同俗”（《史记·魏世家》）、“秦戎翟之教”（《史记·商君列传》）等说法。

　　秦仲曾“诛西戎”，而“死于戎”。周王室迫于戎的军事压力东迁之后，宣布“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史记·秦本纪》）。于是“秦襄公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史记·匈奴列传》）。秦人最早的扩张，是通过“诛”“戎”“伐戎”“攻逐戎”为主题的部族战争实现的。秦穆公时代，“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所谓“秦缪公广地益国，东服强晋，西霸戎夷”（《史记·秦本纪》）。通过“西霸戎夷”逐步占有的土地，许多在今甘肃地方。

　　史家分析区域文化，甚至有“秦、翟”并说的情形（《史记·货殖列传》）。秦人通过与“戎翟”“夷翟”的密切交往，受到西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性格特征与民俗风貌体现出好勇尚力、积极进取的倾向。由此体现的秦人全方位开放的文化气度，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汉书·韩安国传》载录王恢的说法：“昔秦缪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时宜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四，陇西、北地是也。”《汉书·匈奴传上》写道：“秦昭王时……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灭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汉代人回顾秦人对陇西、北地的经营，言及秦穆公时代和秦昭襄王时代的突出成就，实际上也透露了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曾经有反复。而秦人比较好地解决了西北民族关系问题，西戎之地成为秦对东方作战的巩固后方。

秦始皇二十七年“巡陇西、北地”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二十七年，始皇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这是秦实现统一之后秦始皇第一次出巡，也是他唯一一次西向巡行。此后秦始皇又曾四次出巡，均前往东方海滨。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出巡，经行今甘肃陇东地区，其目的和作用值得分析。对于秦帝国的行政史和交通史，秦始皇此次出巡均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考古学者发现秦早期遗迹比较集中的甘谷县、清水县、天水市等地，就在陇西郡。而秦人与西戎的战与和，交往与交流，“北地”也是主要场地之一。

　　在统一之后次年即西巡，体现了对秦国文化发祥地及统一战争中基本根据地的特别看重。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巡，琅玡刻石称其目的是“东抚东土”，则二十七年“巡陇西、北地，出鸡头山，过回中”，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可以看作“西抚西土”。

　　在《史记·封禅书》言作为祭祀中心的雍地有“百有余庙”之后，又写道：“西亦有数十祠。”司马贞《索隐》：“西即陇西之西县，秦之旧都，故有祠焉。”甘肃礼县发掘的祀所遗址，有的至西汉初期仍然进行祭祀活动。秦始皇二十七年（公元前220年）西巡，应当视察了“秦之旧都”与故祠。

放马滩的重要发现

　　天水放马滩1号秦墓出土的保存完整、字迹清晰的战国简牍，书写内容包括甲乙两种《日书》等。其中曾经被定名为《墓主记》的文献，李学勤先生认为可以看作志怪小说之滥觞。因为其记述“丹”的事迹，有的学者认为应题名为《丹》。放马滩《日书》是继睡虎地《日书》出土之后的另一重大发现，是在中国北方特别是秦人创造早期历史的陇东地方存留的思想史、文化史记录，价值尤其值得珍视。放马滩秦简《律书》的研究者强调了相关文书对于音乐考古学的意义。所出土木板地图，可以提供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推动中国古代地图史、测量学史和地理学研究的进步有重要意义。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反映生态环境面貌的内容。放马滩地图突出显示“材”及其“大”“中”“小”以及是否已“刊”等，都应理解为反映当地植被条件及其经济效益的史料。联系秦人先祖“养育草木鸟兽”（《汉书·地理志下》）中有关“木”即林业经营的历史记忆，可以认识其中提供的林业史信息。

　　关于放马滩秦地图的绘制年代，尚有不同的判断，何双全先全以为当在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天水放马滩秦墓出土地图初探》）。朱玲玲赞同此说（《放马滩战国地图与先秦时期的地图学》）。李学勤以为在秦昭襄王三十八年（公元前269年）（《放马滩简中的志怪故事》）。张修桂以为在秦昭襄王之前的公元前300年以前，并将图分为两组，分别各有推论（《天水〈放马滩地图〉的绘制年代》）。雍际春以为在秦惠文王后元年间，相当于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310年（《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天水放马滩墓葬发掘报告》说，“绘时代早于墓葬年代，应当在公元前239年之前，属战国中期的作品”。

　　有学者指出，中国“是最早绘制地图的国家，在地图学理论和制作技术上曾经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在埃及，曾经发现“绘制在‘都灵纸草书’的残片上”“公元前1150年的采矿图”，放马滩秦墓出土木板地图则是世界东方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实用”意义最为鲜明的古地图的实物遗存，已经形成了“完整统一的图式体例系统”（雍际春《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有学者称之为“专题性地图的萌芽”。而这一历史贡献，是秦人在天水地区实现的。

　　对于其形式为“专题性地图”“实用地图”的这一科学发明，有必要与秦人重视实用之学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理解，而我们所重视的秦人在技术之学方面的领先地位，也因此得到了文物实证。

临洮“大人”传说与“十二金人”铸作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实现统一。关于秦帝国的疆域，当时明确宣布“西至临洮、羌中”（《史记·秦始皇本纪》）。临洮，在今甘肃岷县，秦汉时属陇西郡。《汉书·地理志下》说：“陇西郡，秦置。”“临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桴罕东入河。”所谓“洮水出西羌中”，是可以和“西至临洮、羌中”对照理解的。

　　临洮，是作为秦帝国界域的醒目的地理坐标。《汉书·西域传上》写道：“及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然西不过临洮。”临洮在秦史中留下的另一记录是在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出击赵国的秦军曾经在屯留发生兵变，叛乱者受到严厉的惩处，胁从叛军的当地民众也被强制迁徙到临洮。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八年，王弟长安君成桥将军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死，迁其民于临洮。”

　　《汉书·刘向传》载刘向上奏谈“天文”预示“时变”的史例，曾经道：“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时，日月薄食，山陵沦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孽火烧宫，野禽戏廷，都门内崩，长人见于临洮，石陨于东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刘向以为这些自然异象可以证实孔子的意见，“考暴秦之异，天命信可畏也。”

　　“长人见于临洮”被看作警示秦败亡的异象。《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写道：“史记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大人”十二见于临洮，班固以为“天戒”，“大人见于临洮，明祸乱之起。”而秦始皇却“反喜以为瑞”，所谓“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其出发点也在于顺应天意。“大人”“见于临洮”，出现时“皆夷狄服”，班固理解为“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这可能与临洮地当秦西边，正当与“夷狄”相交的文化界点有关。不过秦始皇反而变本加厉，大行“奢淫暴虐”之政，其中就包括“务欲广地，南戍五岭，北筑长城以备胡越，堑山堙谷，西其临洮，东至辽东，径数千里”。临洮地方，成为长城工程的代表性象征。“大人”之“见”，也被班固解释为“明祸乱之起”的先兆。果然“后十四年而秦亡，亡自戍卒陈胜发”，灭亡秦王朝的大起义，竟然确实是由前往戍守长城的戍卒陈胜发起。

　　海市蜃楼现象不仅频繁见于海上，也多见于沙漠荒原。这一情形在司马迁的时代就已经引起注意。《史记·天官书》写道：“海旁蜃气象楼台，广野气成宫阙然。云气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积。”临洮以远的地区，正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西涉流沙”之地，是沙漠荒原连天的“广野”。不能排除“长人”“大人”“见于临洮”由来于类似“海旁蜃气”的“广野气”的可能。类似情形，有《晋书·武帝纪》：“（咸熙二年八月）长人见于襄武，长三丈。”襄武（今甘肃陇西）和临洮（今甘肃岷县）相距很近，同属于陇西郡，是地形气象条件相近的地区。

汉代西北方向的“秦人”称谓

　　在西汉时期称为“西北边”的方向，曾经通行“秦人”称谓。战国至秦代，秦人在西北方向的历史文化影响，使得匈奴人和西域人习称中原人为“秦人”。西汉时期西域“秦人”称谓见于《史记》《汉书》等具有经典意义的史籍文献。而通过新疆拜城刘平国刻石文字可知，东汉时西域地区依然使用“秦人”名号。我们不仅看到匈奴人与西域人习称中原人为“秦人”的历史语言现象，西域中原人指称中原人也使用“秦人”称谓。

　　社会称谓的形成和传播，往往体现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作为社会称谓、民族代号和文化标识的“秦人”，是可以说明中华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历史的具有典型性意义的语言标本。讨论西域“秦人”称谓与汉地“秦胡”“秦虏”“秦骑”称谓的关系，也是值得关注的有学术意义的话题。

　　这些称谓的通行，反映“秦人”在西北方向长期活跃形成的强势影响。这种文化影响，主要是通过今甘肃地方向外实现辐射的，而丝绸之路是实现这种文化传播的重要路径。许多迹象表明，早在河西四郡设置之前，甚至在前张骞时代，现今甘肃地方的文化存在已经通过向西、向北的交流，实现了世界性的影响。秦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表现出的积极与主动是引人瞩目的。

责任编辑：杨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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