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一切都源于最初的青春感动（图）|王蒙_新浪财经

转自：天津日报

　　2018年，王蒙先生受《今晚报》副刊邀请来天津做讲座，作为副刊编辑，笔者与他有过一次近距离接触。那几天，王蒙先生走到哪儿，就把欢声笑语带到哪儿。讲座时，他思维活跃、妙语连珠，现场气氛格外欢快。我们请他去听梅花大鼓。演员清晰的咬字、动听的唱腔，伴奏乐手沉稳的鼓点、悦耳的琴声，都让王蒙先生频频点头。回去的路上，他仍沉浸其中，打着拍子哼唱，快活得像个孩子。他的快活带有一种生机勃勃的美好，有一种年轻人都喜欢的松弛感，自然而然地感染着身边的人。我想起一部老电影，主人公是一群中学生，生活中不断出现苦恼和困惑，他们却总有一种从心底溢出的快活。电影的名字叫《青春万岁》，根据王蒙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改编，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

　　屈指算来，王蒙先生已经90岁高龄了。5月25日，《今晚报》副刊将再度邀请王蒙来到天津，做客“海河文化讲堂”，讲述《传统文化的特色与生命力》。届时，读者将有机会再一次感受到这位人民艺术家的灼灼风徽。

　　少年时什么书都读

　　通过文学关注社会

　　王蒙曾在《〈青春万岁〉六十年》一文中写道：“我对我那一代人有个自出新裁的说法，就是说在我们的少年到青年时期，赶上了旧中国到新中国的翻天覆地，我们恰好活到了历史的关键点上。我们赶上点儿啦！”要想理解这段话，需要从头说起。

　　1934年，王蒙出生在北京沙滩。他的父亲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同室舍友有何其芳、李长之。何其芳喜欢小仲马的《茶花女》，男主人公阿尔芒也被译作“阿蒙”，于是给这孩子起名“王阿蒙”。父亲认为阿猫阿狗是南方人给孩子起名字的习惯，去阿存蒙，才有了这个名字。大概一两年后，父母把王蒙带回老家南皮县。

　　王蒙儿时先是学会了南皮话，到上学时，才接触北京话，所以他的口音更像普通话，而不是北京的原生土话。他会很认真地强调自己是河北省沧州市（原为地区）南皮县潞灌乡（今潞灌镇）龙堂村人，乐于用地道的、憨鲁的乡音说：“俺是龙堂儿的。”那时他在家里与父母说的仍是乡下话，“我的这些表现似乎是要大声强调，我们的起点是何等的寒碜，我们的道路是何等的艰难……不承认这个，就是不承认现实。”

　　王蒙的父亲到日本留学，回国后当过北京市立高级商业学校校长，但时间不长就被解聘了。他家的房子搬一次差一次，直至住进“贫民窟”。王蒙喜欢数学，小学时对分析四则文字题的逻辑关系充满兴趣。例如鸡兔同笼，题目里包含着语文的障碍，解题的逻辑包含在叙述之中。到了初中，平面几何使他如痴如醉，他曾写道：“做一道证明题或作图题的过程，如寻路，如觅光，如走出森林……没有比逻辑和智慧更美丽、更光明、更忠诚、更可靠的了。”

　　他爱读书，常到离家不远的民众教育馆借书读。冬天，天黑得早，阅览室里煤尽火熄，只剩他一个读者，管理员陪着他不得下班，有些无奈，却也笑嘻嘻地赞赏他。他不仅读了《崆峒剑侠传》《峨眉剑侠传》《大宋八义》《小五义》等章回小说，还喜欢郑证因的技击小说《鹰爪王》、宫白羽的《十二金钱镖》。他什么书都读，《绘图八段锦详解》让他受益匪浅，一直会练。最主要的是，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读了鲁迅、冰心、巴金、老舍，开始认真地关注社会，关注现代文学。

　　1945年8月日本投降，王蒙的民族情、爱国心被点燃了，含泪下定决心——为国家宁愿献出生命。他跳年级考中学，一考就中。此时他发现，抗战胜利的兴奋过去了，人们仍是一贫如洗——报纸上常有“接收变劫收”的贪官污吏、美军开车横冲直撞……诸如此类的消息。

　　被文学与革命感动

　　他们这代人不寻常

　　作为一名读左翼著作、唱革命歌曲的进步学生，王蒙在14岁时成为中共地下党员。1949年，他开始做青年团的工作。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的小说《第一个职务》令他心潮澎湃，他打算报考大学去学建筑，学成后报效祖国。可上级领导不同意放他走，没办法，但他仍要读书，找来课本自学。他曾这样写道：“我是一个正在期待跑出成绩来的长跑运动员，我绝对不是每小时五公里走路就可以尽兴的。”他在《译文》杂志上读到苏联记者、作家爱伦堡的《谈作家的工作》，那篇文章把文学创作的美丽与神奇写得出神入化。他想，自己有文笔，从小喜欢作文，更要紧的是，有独一无二的少年革命生活，于是在心底萌生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

　　1953年，19岁的王蒙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一年后初稿完成。如今，这五卷泛黄的稿纸已成为博物馆中珍贵的藏品，上面一行行蓝色的钢笔字，诉说着青春洋溢的悸动和年轻的心灵遏制不住的热情。

　　王蒙在《为这一生感动》一文中写道：“有人说我是成功者。什么是成功呢？名位吗？金钱吗？我不是化外之民，我在乎人间诸事，但是我确有粪土名位与金钱的记录。我寻求的是感动的体验，或云：将这种体验视为人间走过一趟的重要目标。我走上了文学道路，我走入了革命。因为文学与革命感动了我。”

　　在七十载的创作生涯里，王蒙出版了百余部小说、散文、诗歌和学术著作，多达2000万字的体量，作品被译成30余种文字在海外出版。这一切，都源于作家最初的青春感动。

　　年少时自称“长跑运动员”的王蒙，彻彻底底地实践了他对自己的期许——他的作品涵盖长短小说、新旧体诗、散文评论、文学理论、历史文化等诸多领域，多次获得各种文学奖。他的创作紧扣时代脉搏，主题深刻、风格鲜明，生动反映着中国人的生活变化、思想变迁、喜怒哀乐、人生百态。

　　法国《解放报》记者曾采访王蒙，问他为什么写作？王蒙回答：“因为生命太短促，而且美丽。我确实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出人头地，我坚决相信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寻常的。我们亲眼看到旧中国的崩溃，我们甚至参加了创造伟大崭新历史的斗争，我们少小年纪便担当起了革命的重任，我们少小年纪便尝到了人生百味历史百图。而时代、历史是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你如果不去写，你留下的是一大片历史空白，对于你，对于他和她，对于世界，对于历史。”

　　我们讨论文化与传统

　　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当下

　　王蒙用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厚的文学素养，研究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用他通俗而思辨的语言，把传统智慧讲给更多的人。他在《天地人生》这本书中写道：“我们讨论文化与传统……是为了更深刻全面地认识当下，认识我们的文化、我们生活的来历与精微内涵，认识传统文化的坚韧与新变。”

　　2023年，在“王蒙解读传统文化经典系列”新书发布会上，王蒙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孔孟、老庄、荀列、红楼”，这些著作大部分是他在上小学时读过的，而今仍能当场背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竹筒倒豆子般的干脆利落。他真诚地告诉大家：“我上小学时背过这些。我坚信，不管写得多么高明，文学和艺术都是从生活中来，我相信它们都和生活经验有关系。我都会从文学和艺术里边找出生活来、找出经验来。”

　　王蒙对传统文化经典的解读契合时代、独有创见，对当下颇有启发性。他能够把古人的记载当成生活经验来理解。比如孔子，他认为，孔子做什么事都恰到好处。他特别喜欢孔子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解释说，孔子认为人不能不义而富且贵，“不义”这个定义是对一个人很严重的责备，但还不能使用刑律，不能说他有罪，所以孔子说“于我如浮云”，这就是一句批判的话。孔子还有句话：“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意思是说小人要起哄，要证明自己的存在，小人要闹腾，就如同现在网络平台上呈现的一些现象。

　　王蒙也曾提及，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你知道西施美了，就知道东施难看了。但是，东施难看，西施没有责任。这就像一个绩优股，大家都去炒，一炒就变成了垃圾股，千万别“皆知美之为美”就往上凑，肯定崩盘。所以，老子说得特别有道理，人生不可避免有美丑的区别、有好坏的区别、有贫富的区别。

　　谈到庄子，王蒙认为，庄子能做到“心如涌泉、意如飘风”，他写孔子劝弟子不要去魏国说服暴君，写得很老到、很有社会经验。列子很早就写过机器人，这是怎么琢磨出来的呢？让人觉得惊艳。

　　说到《红楼梦》，王蒙认为，一般红学家强调贾宝玉从小反对儒家的功名、圣贤、进取心，那是没有把《红楼梦》读透，只是从贾府开始，没有从女娲补天开始。俄罗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文学的最大贡献，用屠格涅夫的说法，就是“多余的人”。贾宝玉因为自己无才补天，向隅而泣。他的前生、灵魂是渴望能够为国为民、为祖宗、为家族做贡献的，但他在灵魂上受到不得志、不得用的伤害。无才补天的痛苦是人生的痛苦、是价值的痛苦。

　　王蒙甚至会把英国著名歌星约翰·列侬与唐朝的诗人李商隐联系在一起，他说：“为什么李商隐的‘昨夜星辰昨夜风’有那么大的魅力，而约翰·列侬的《昨天》也有那么大的魅力？因为昨天有魅力。昨天的魅力在于它像今天一样切近，却像前生一样恒久。诗让人伤感，歌也能把人唱得流泪。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我看来，这里面也包括人类文学的共同体，歌曲的共同体，诗词的共同体。”

　　创作之路波澜壮阔又跌宕起伏，王蒙始终热情澎湃地书写时代、书写生活。从1956年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到改革开放后的《布礼》《活动变人形》，到依据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在新疆生活劳动的丰富经历创作的文学作品《这边风景》，再到解读《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以及《红楼梦》等传统文化经典，他的创作始终离不开生活与人民。其中，《这边风景》生动展现了作家与人民建立的深厚感情，于2015年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2019年，王蒙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是唯一享此殊荣的作家。

　　2023年9月，在中国作协主办的“王蒙文学创作70年座谈会”上，61卷的《人民艺术家·王蒙创作70年全稿》出版，同时也揭开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新中国文学的‘金线与璎珞’——王蒙文学创作70年文献展”的序幕。时隔不久，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作协、中央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的“青春作赋思无涯——王蒙文学创作70周年展”和“笔墨春秋——王蒙文学创作70周年作品展”陆续登场。书籍、报纸、手稿、影像，汇聚成庞大而有序的认知系统，让大众进一步走近了当代著名作家王蒙的精神世界。时光不老，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日子的人，也会拥有永远的青春。

　　王蒙访谈

　　小事可以拖拖拉拉

　　大事10分钟就做决定

　　问：据说，写作《青春万岁》时，您受到一次唱片音乐会的启发，您认为音乐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影响？

　　王蒙：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音乐和文学都是时间的艺术，都有一个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结构上也有很多可以互相参考的地方。音乐既有主线、主旋律，又有和声、变调，有延伸或者回溯，这些都能启发到我。我写作《青春万岁》，开始有点儿抓不住主线，此时正好听到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又称《列宁格勒交响曲》，我忽然就明白了——上上下下要有延续，又不能很单调，又要有各种配合。另外，像建筑、美术，都是空间的艺术，我的美术知识和欣赏能力相当低，但是音乐呢，我是真心感动。西洋的交响乐也好，中国的戏曲音乐、民间音乐、流行音乐也好，我都能接受。

　　问：您曾说自己有“八把笔”，写作文体多样且创作体量巨大。感觉您总是对时代有着敏锐的感受，乐于创新，持续学习，您认为从事文学创作需要具备哪些素质？

　　王蒙：作家跟作家的情况也不一样。有的作家，他有非常特殊的经历，是别人所没有的，那么，即使他并不是特别追求文学，也能写出动人的作品来；也有的作家，就在一个区域、一个发展缓慢的地方生活，形成了他的经验，也写出了很好的作品。所以我觉得，作家起码要喜爱生活、喜爱各种各样的经验，另外，他对语言得真动心，因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用字得真动心，对人生的各种悬念得真有挂牵。我写作的文体比较广泛，但我也可以告诉你，我有两样文体是失败的：一样是我试图写过话剧，没成功；第二我还写过相声，给曲艺杂志投过稿，大概也是不合格的。曲艺我也喜欢，我喜欢三样，一个是相声，一个是梅花大鼓，一个是评弹。

　　问：您如何看待人生的抉择？

　　王蒙：在我上中学的时候，二战结束了，由美国和中国的国民党、共产党三方组成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的代表是叶剑英。在叶剑英身边工作的李新，因为有一封历史学家范文澜给我父亲的信，到我家里来，又跟我进行了详谈，让我受益匪浅。所以我觉得，人生光有勇气不行，还得有历史所给予的机遇。越大的事，我做决定时越坚决。一名地下党人提出发展我入党，我10分钟内就回答：我愿意。上世纪60年代我去新疆，也是10分钟内就做了决定。小事我倒可以磨蹭、犹豫，比如我要换一个眼镜框，以前材质都是赛璐珞的，很便宜，现在有镀金的，有复合金属的，一个眼镜框几千块钱，我可能挑选半天，甚至想下回来再说，这忒贵！下不了决心。小事拖延三个月、半年都可以，大事我只用10分钟就做出决定。人要敢于挑战自己，敢于做自己没做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