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高祖朱元钧

转自：嘉兴日报

　　■朱玉梅

　　由上海市档案馆编撰的新作《访书：上海市档案馆藏张元济海内外往来函札》如期而至，200通函札让读者仿若置身于那个年代的文化交流中，在一众国内外文化名流里，有一个遥远又熟悉的名字更是令我兴奋不已，那就是乃正叔公的祖父、我的外高祖——朱元钧。

　　朱元钧，生于1875年，字仲钧、符钧，光绪二十八年（1902）举人，为海盐望族朱氏、清道光状元朱朵山族嗣。家中排行老二，有长兄朱希伯、三弟朱赤萌（又名元善，笔名天民，字叔任）、四弟朱季尘（字寄臣），四房均居于小街秀水浜之朱宅。承袭崇文尚教、书礼治家的优良传统，元钧自幼敏而好学，诗词歌赋书画篆刻皆通。虽是一介儒生，却长怀康国济民之志。甲午兵败与维新救国的时代，催生了一批进步士子，朱元钧也深感须走出书斋做学问，毅然离乡赴上海南洋公学。暇时以联络乡谊、交换智识之故，与好友们征集稿帙，汇编杂志。1919年6月，元钧作《叙》，与校友唐蔚芝《弁言》、朱文熊《题槜李杂志七言四绝》、沈嗣芳《电力灌田刍议》等文一并收录入由南洋公学嘉兴六邑同乡会编辑、商务印书馆印行创刊的《槜李》中。

　　朱元钧不仅学识渊博，且为人正直，处事公道，语具分量。1907年1月，同邑世交张元济在天津期间专赴北洋师范学堂，为海盐劝学所约定留额六名。3月2日，海盐举行选考，张元济因忙于商务印书馆事务恐未必能归，遂书信于“仲钧吾兄同学大人阁下”请其代为主持家乡选考事宜。翌年二月，劝学所学董人选争论颇激，为平息海盐学界风潮事，朱元钧再受张元济之托旋回乡里挽回大局，足见其在乡里声望之高，也侧面印证了张朱二人私交甚笃。后元钧与兄弟三人相继进入商务印书馆，与编译所诸同仁一般，不为稻粱谋，只为“昌明教育”和“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朱元钧任编译所图书馆馆长多年直至病逝，又因精于中医学，兼顾为馆内同仁诊病抓药。1919年，海盐旅沪同乡会成立，朱元钧携弟加入，并任文牍员。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该同乡会成为活跃于上海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经世致用、为国效力是儒家最重要的教育理念，也是朱元钧常对子女的训诫嘱托。与历代朱氏先人一样，他极为重视子女教育，其子幼时启蒙即受庭训，后相继求学于南洋公学，日渐展现读书正业、身怀大义之风。次子朱翘（字则尧）先后任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分会出版部广告主任、南洋通讯社社长等职，笔耕不辍、以文传声，在组织学生参加爱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还在父亲的鼓励下加入了南洋足球队，每年与圣约翰足球队交战之激烈“不亚于美国之哈佛与耶鲁，英国之牛津与剑桥也”。三子朱同祖（字剑生）从小向往文化出版事业，学成后就职于编译所图画部、庶务部、美术股，充分展示了在书法绘画方面的潜能。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商务印书馆推出的碑帖书画类出版品以其数量之巨、技术之精、持续时间之长，为海外人士推为第一。

　　一门父子，各领风骚，堪称佳话。1923年10月，同安辛亥革命先驱、教育家陈延香携郑得潇《我见如是》《大学定本》等五篇遗著汇编而成的《定云楼遗集》赴沪，委托朱元钧校订，只是校订工作刚进行过半，元钧遽然离世。在其遗像上，同宗朱凤蔚、书画大家黄宾虹、中国近代教育家、书法家孙儆等人的题字赫然在目，字字真切，令人泣下。从读书正业到护一方安宁再到译介启民智，位卑而未敢忘忧国，言传身教绵延家风，朱元钧短暂而平凡的一生几近完美诠释大义，流风遗泽，至今犹沐。

　　（作者系机关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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