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窑文化聚落：史前彩陶艺术的巅峰|马家窑_新浪财经

　　□新华社记者范培珅何问王朋

　　黄土高原的晨曦中，九龙山温柔环抱着这片土地，洮河水蜿蜒北去，如同一条缠绕的玉带。寺洼遗址在这里静静沉睡了约5000年，直到一场考古的探寻，撬开了时间的缝隙。随着考古工作的进行，我国史前彩陶艺术的绝美篇章——马家窑文化的诸多秘密，在一铲一刃之间，被缓缓揭开。

　　聚落初现

　　寺洼遗址联合考古队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志委十年前初到位于甘肃省定西市临洮县的寺洼遗址调查时，正值春日。

　　在考古队到来之前，那些橙黄色、绘着纹饰的陶罐夹杂在泥土之中，这片土地上的农人早已习惯了不时从泥土中翻出陶片或陶罐，他们管这些从地里翻出的罐子叫“商罐”。对这些从地底冒出的东西，人们心存忌惮，觉得是先人遗留的旧物，有些人干脆一锄头砸下去，把陶罐拍得粉碎，让它重新归于尘土。

　　碎裂的陶片就这么四散飞溅，布满了黄土。直到考古队的到来，这些随处可见的陶片开始被重新定义。考古学家们俯身拾起，用指尖摩挲着这些残缺的纹理，眼中闪烁着探寻的光芒。

　　郭志委当时根本没想到，寻觅多年的马家窑文化中心性聚落就藏在寺洼遗址这片黄土之下，且其规模之大和内涵丰富程度目前无出其右，很多问题的答案可能由此而解。

　　马家窑文化，以其精美的彩陶闻名世界。在很多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彩陶（片）的数量惊人，常常高达数万片。学界最早发现的马家窑文化遗址，是1924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临洮县马家窑村发现的马家窑遗址，他把相关遗存称为“甘肃仰韶文化”。直到20世纪4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夏鼐经过研究，认定这类遗存具有区别于仰韶文化的独特性，提出将其命名为“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发现百年来，相关遗址不断被发现，仅甘青地区经考古发掘的重要遗址就达20余处。然而，百年考古工作如此浩繁，考古学家勾勒出马家窑文化大致的时空框架已属不易，其生业经济、聚落形态、社会组织、文明进程等仍有诸多谜团。

　　“寺洼遗址的发现超乎想象，我们由此可以触碰马家窑文化更深层次的社会面貌了。”郭志委说。

　　经过2018年至2024年的7次考古发掘，千年尘封的马家窑文化聚落缓缓浮现。总占地面积达近百万平方米的聚落由三重“围壕”环绕，内部房址密布，灰坑、陶窑、墓葬交错。令人讶异的是，三重平行分布的“围壕”每条宽达9至11米，内、外圈深约3至4米，且并非传统的圆形或不规则形，而是规整的长方形形制，与后世城墙“拐角”结构十分相似。

　　仿佛在5000年前，黄河支流洮河两畔的先民就已经开始构筑早期城市的雏形，他们精心规划、计算，以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调度起大量人力物力，在背山面水的土地上修建起自己的“家园”。伴随着袅袅炊烟，炉炉窑火，马家窑人在此种植渔猎、烧陶绘彩。

　　考古专家认为，寺洼遗址发现的马家窑文化聚落展现了5000年前黄土高原西部早期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文明化程度，填补了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黄河上游核心腹地关键时期的空白，实证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多元一体”格局。

　　彩陶新篇

　　如果说寺洼遗址发现的聚落是马家窑社会的肌理，那么彩陶则可能是它的灵魂。黑色的线条在红陶之上蜿蜒交错，仿佛风在天地间回旋，亦似流水在山谷间低吟，牵引着古人对天地万物的思索。

　　然而，马家窑人的艺术创造力似乎远不止于此。寺洼遗址新出土的众多陶器展现出全新的造型与纹饰风格。如其中一件带有“猪鼻”的马家窑类型泥质灰陶，色泽深沉灰黑如夜，一只鼻子自陶胎中缓缓隆起，上方的弧形纹理像舒展的眉骨，又像张开的羽翼，一场古文明的梦境由此展开。

　　马家窑人为何如此擅长制陶？在寺洼遗址内部，考古工作者发现多个制陶区，并在其中发掘出大量同时期储泥坑、制陶工具、陶窑和烧制废品，使用时间长达数百年。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周静认为，从生产环节来看，已经掌握成熟彩陶制作工艺的马家窑先民可能已形成专业化的陶工群体，而专业化分工是经济繁荣、文化发展的重要标志。

　　“该区域制陶规模较大、生产水平高超、延续时间较长，不排除这是一处区域性制陶中心的可能性。”郭志委说，相较于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资源丰富的地方，马家窑文化可能是在农业经济基础上，因地制宜强化了手工业生产，并逐渐成为其鲜明的特色。

　　立于历史的峰峦回首，那一抹抹绚烂不仅仅只属于这片土地，更如古老的符号在时光中呢喃，与世界文明的回声相应和。在彩陶文化同样繁荣的西亚的哈拉夫文化遗址、中亚的安诺文化遗址，甚至黑海沿岸的库库特尼-特里波利遗址，都出土过与马家窑彩陶风格相似的器物。

　　这是贸易往来所致？抑或是平行演化的巧合？目前尚无定论，但考古学家已经开始思考：在丝绸之路尚未开辟的时代，可能存在一条更为古老的“彩陶之路”，让欧亚大陆的先民们以陶器为媒，彼此交流。

　　不断追问

　　距今5000年前后，是早期中华文明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马家窑文化，就像一抹霞光，照亮了这片区域的历史，让中华文明的脉络更加完整。

　　郭志委表示，相较于一些农业资源丰富、社会分化明显、宗教色彩浓厚的东部考古学文化，黄河上游地区的农业资源相对一般，但处在早期东西方交流的前沿。目前的考古发现显示，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以农业为基础，同时重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社会分化不甚明显，宗教色彩相对较淡，但文明化程度同样较高。

　　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看来，寺洼遗址的考古新发现是近年来马家窑文化考古发现中目前最为重要的，不仅揭示着马家窑文化的社会状况，还为解释其文化向外拓展的动因提供重要线索。

　　韩建业介绍，马家窑文化在我国西部地区广泛分布，以甘青等地为主体，向南向西远距离影响到云南、西藏、新疆等地，奠定着我国西部地区的史前文化基础。“寺洼遗址的考古新发现在提醒我们，发达的彩陶手工业和对外贸易交换等很可能是马家窑文化向外大范围影响拓展的关键原因。”

　　但这就是全部了吗？

　　随着西北地区马家窑文化逐渐兴起，彩陶愈发精美，并进入最辉煌的时期，而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彩陶文化却开始沉寂。这种反差意味着什么？是文化上的演化时差，还是因地制宜的生产策略？四川盆地出土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有的陶土成分竟来自千里之外的黄河流域。是人口的迁移，还是商贸的往来？抑或跨越千里的文明交汇？持续的考古工作仍在追问。

　　目前，寺洼遗址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考古学家期待在未来的发掘中还能发现更多马家窑文化的居住区、墓葬区等，让中华文明的血肉更加丰满。每一次考古发掘，都能离答案更近一步，对文明源头的探寻更深一步。

　　（新华社3月2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