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因何诞生在成都？|成都市_新浪财经

章夫所著《1024-2024，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地成都，以及千年来的世界》（简称《千年交子》）近日出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本书的序及后记。

1024—2024，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地成都，以及千年来的世界（全三卷），章夫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版

序——交子千年的激情书写与诗意解读（谭继和）

2024年。甲辰。龙年。

整整千年前——也就是1024年，世间第一张纸币在成都诞生——这是世界历史都应牢牢记住且值得纪念的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世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章夫先生所著的《1024-2024：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诞生地成都，以及千年来的世界》（简称《千年交子》），就是这样一本旨在“牢牢记住”和“值得纪念”的书。

书的题目看似有些长，但却给人以层层递进、视野洞开的强烈感觉，只要将其中几个主要元素拎出来，便可一窥书中全豹。“世界——成都——世界”。有意思的是，围绕成都的两个“世界”，一个是由“第一张纸币交子”而生，一个是为“千年来历史巨变”而成。

无疑，这是一本以“交子”为装订线，而荡漾千年历史进程与脉络的书。

两个“世界”，横跨千年。章夫围绕其中的“变”与“不变”展开恣意抒写，留下洋洋洒洒近四十万言。作为第一位读者，看后让人酣畅淋漓，着实过瘾。

全书共三卷十五个篇章。

上卷由“一张神奇的纸币”掀开千年成都与世界的帷帘，紧紧围绕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产生的台前幕后、历史陈因、生存土壤，及大宋特定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层层缕析，给我们呈现出一幅幅曼妙而浪漫的历史图卷。让人眼睛一亮的是，作者别出心裁地由树的故事讲起，从一株树的侧影，去寻觅纸的历史方位。

由树而引出纸，由纸而引出交子，由交子而引出时代。然后跟随时代的大背景，再回过头去透析交子为何诞生在成都，由此而旁及到宋灭后蜀的那段历史，又旁及为何大宋统辖之内，只有蜀地才能使用铁钱，以及铁钱引领下的诸多故事与事故……娓娓道来的背后，是层层压实的逻辑关系。

作者并没有用一些大道理去直接地平铺直叙这样的逻辑关系，而是通过田野调查式的方法，在历史的故纸堆里，用力去寻找去挖掘那些我们见惯不惊的故事，用小人物小故事佐证文本所需要的“大道理”。

我知道，还原历史，让历史本身说话，是章夫在书写中致力追求的。

中卷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交子诞生地成都。成都是怎样一座城市？交子为何会顽强地诞生在这里？交子的生长土壤与其他地方有什么异同？作者试图想从若干维度帮助我们寻找答案。比如，“益州交子务”诞生后有哪些机制体制上的创举？又如，大宋执政者眼里，成都如何成为朝廷经济的一张试纸？还有，交子诞生后，与成都“十二月市”如何相生相因有效互动？

最为点睛之处，是作者的写作思绪带着读者的阅读思维一直在往前走，从现象到本质层层剥离，透过若隐若现的蜀商背影，敏感地捕捉到了“蜀商”这样一个独特的标签——交子背影下繁华的大宋成都，为什么没能走出历史上“留”得下来让人记住的企业家？更为喜剧与悲哀的是，就连交子铺唯一出现的商人代表王昌懿，还是私交子出现问题后，朝廷在追责文书里留下的名字。即或如此，也仅仅是唯一留下的一个富商人名。

作者站在“一眼望不到头的荆棘之路”上追问，也便自然而然引出本卷最后一章“蜀道”与“世道”的基调上运行了。由“交子时代”的成都官员到成都繁华的“十二月市”，再从一枚铜钱的命运追踪到若隐若现的蜀商背影，最后落脚到“蜀道”与“世道”。由官员到百姓，从月市到钱币，沿着“道”与“路”的变迁……从叙事到故事，看似波澜不惊，字里行间背后，层层深入的逻辑关系一直伴随左右。

下卷浓墨重彩于交子身后“千年来的世界”，这一卷，“南方丝绸之路”“粟特人”“吕贝克”“白银时代”无疑是其中的主题词。作者并没有被这些遥远的“世界标签”所左右，为了世界而写世界，而是随时顾盼全书的主题“交子——成都——世界”，就像放风筝一般，风筝飞得再高，而那根线，却稳稳地攥在自己的手里。

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起点的成都，有哪些要素需要交代？粟特人引发安史之乱时，成都在哪里？作为汉萨同盟的老巢，吕贝克的命运折射了什么？还有白银时代震荡波的中国命运……作者显然注意到了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心理需求，自然而然将目光与重点转向到“世界”——这个更为宏大的叙事领域，旨在将读者的视野和思维引向深入、深入、再深入。

一口气读过章夫先生关于交子的文字，掩卷沉思，我不免心生感慨，作为一个学历史专业且又在历史行当耕耘一生的业界专家，似乎有很多话要说，这里仅针对本书的相关特点与感慨，提出三点思考供诸君切磋：

一、新时代新语境的今天，我们应该怎样抒写历史？

这些年来，我们出版了太多所谓主流话语体系下的大量读物，特别是历史读物尤甚。可以用八字以蔽之：“史料权威，叙事宏大”。

历史的写法与读法有多种，就看你用怎样的态度去看待。传统的历史书写，很容易陷入由史料到史料的循环之中，难以抽身出来。如何将浩如烟海的史料，通过作者咀嚼消化之后，化为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思维，更重要的是将自己独特的“史识”，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字，在今天的新时代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显得尤为重要。

其实，近些年来，我们身边已经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书写者，他们没有条条框框，少了“科班出身”的约束与限制……看到这些文字我很高兴，我甚至以为，“真正的高手有时往往在行业之外”。在叙事方式上，抛弃圣喻式的说教，而能将话语权交给大众，把宏大叙事寓意于生动细节之中。

这是国际史学的发展趋势，现在是把“话筒”交给老百姓的时候了。

章夫的文字给我酣畅淋漓之感，关键就在于他是用平民视角，把宏大叙事寓于细节絮语之中，是平淡中的瑰丽，是平常心却又错综古今、控引天地。

无论是读他刚刚出版的历史书籍《窄门》，还是当下的这本《千年交子》，还有他长时间来关于成都历史多个角度的书写，我并未感觉到是在读历史类文字，他的书写紧扣主题，既放得开，又收得拢，既放得出去又收得回来，可谓收放自如。

我与章夫相识数十年，也很早就注意他了。我以为，正因为他不是历史科班出身，心里没有陈规旧律，一切以新闻人特有的写作表现手法为上，即新闻术语中所说的“倒金字塔结构”书写，有这种“读者至上”的新闻思维，再加上扎实的文学功底，讲出来的故事肯定精彩好看。

二、如何站在历史的高地，睁大眼睛看“全球”？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说的是很多现象看上去无关，实际上互相影响。与中国的“草蛇灰线”相似的，西方也有一个比喻叫“蝴蝶效应”，说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一只蝴蝶偶然煽动翅膀，就会在北美洲得克萨斯掀起一场龙卷风。

全球历史中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看似毫无关联，冥冥之中潜伏着诸多逻辑关系与互动关系，关键就在于我们如何有一双发现这种逻辑关系的“眼睛”。葛兆光先生在主编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中说，过去很多历史书，先是只看到帝王将相、精英天才，忘记了普罗大众、平头百姓，然后是只看到各种人的变迁，忘记了自然、环境和物质的变动，最后是只抓住了道理，却忽略了故事。

《史记》以来，中国历史学开创了一个“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周边四裔为附庸”的传统。这里我们也不必苛求司马迁，他能在那个相对“慢时代”的条件下写出如此伟大的作品来，已经让人仰望不已了。这里我想说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书尤其是正史里，这是一个传统，对外国历史的描述都不是那么充分，而且往往是陈陈相因的。

到了晚清，西洋的坚船利炮来了，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这个时候才开始注重“睁开眼睛”看世界。过去围绕着高高在上宏大叙事的“王”与“皇”的抒写，正在被拉下神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人”成为了历史的主体，这样的悄然变化越来越成为历史的抒写潮流。

从这个角度上讲，全球史的意义，最重要的还是以“文明史观”来取代“政治史观”。

我以为，某种程度上讲，过去那种“宏大叙事写作”自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对宏大叙事的后现代批判并没有使它成为一种过时之物，而是使叙述变得更有意识。

不可否认，今天世界潮流之下的全球历史，需要有一个大视野，人类历史长河中，国家也只是历史的一部分。章夫在本书中将最后的部分留给了“千年来的世界”，也是我最为欣赏的原因。

三、用什么样的方法，真正打通“任督二脉”？

传统意义上的任督二脉，在中医诊脉与道家导引养生上相当重要。我这里想要说的是，如何在历史资料和历史认知中，做到一脉相连、真正打通。也就是如何既做到“通识性”又做到“专业性”。

首先，要培养讲故事的能力。交子，作为一种千年前的货币单位，如何将这个一般读者可能感觉晦涩难懂的东西写得鲜活而好看，考验作者讲故事能力和语言功夫。作者比较巧妙地避开了相关生涩的经济学术语，通过三个历史切片——楮树，天圣元年，英格兰银行天井里的两棵桑树。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切入并升华开来，从而将这个久远而枯燥的历史元素鲜活而生动起来。

其次，要有宽广的视野与胸襟。作者站在成都却又跳出成都，乃至跳出中国用全球的眼光看待交子，用故事去分析其中的取舍与得失，来龙与去脉，无形间就显示出作者在题材审视与把握上的视野与胸襟。书中，作者十分聪明地用时间切片的方式来表达，以时间为轴，将一些看似不相关的人和事串联在一起，就有了一些逻辑和关联。有的时候，历史需要用长镜头与变焦镜去多层次观察的。只有“长时间、远距离、宽视野”地去观察，才能发现一些整体性的规律。

再次，要具备专业的知识储备。我们一些专业人士往往只具备了专业知识，把书“读”进去了，往往没有“走”出来——真正做到深入浅出。只有“身入”才能“深入”，也只有“深入”才能找准事物的规律性，只有“浅出”才能将一些高深的道理通俗易懂地表达出来，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字。往往看上去波澜不惊不动声色的文字，其实写作难度很大，这也是“把厚书读薄”的功夫所在。

历史是一汪大海，只有把自己放到大海里，才会体味到其中的渺小与乐趣，也只有在大海里都可以真切感受到辽阔与博大，在审视一事一物后，你就会以不一样的胸襟与方式，去研判那些史料与选题。

祝愿章夫带给我们更多更精彩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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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世界第一张纸币交子拓宽的天与地（章夫）

《千年交子》是我写得比较费力的一本书，题材早就想好了，一直迟迟难以入手。

直到交子即将迎来千年佳期时，没有退路了，才不得不动笔。我从不是一个偷懒的人，虽然准备了很久，但真正进入正题写起来，还是有些畏难情绪，关键时刻甚至有一种“写不下去”的感觉。

近些年来，写了一些涉历史符号和成都符号的文字，原本以为可以很轻松地驾驭这个题材，没想到事涉其中，还是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这种状态，之前是从未有过的。

我的历史写作有一个习惯，有了心得和灵感之后，以主题将一些感兴趣的章节，一个片段一个片段地变成文字，写好后存放在电脑里。我的电脑就像主妇的冰箱一样，各种不同的格子存放什么样的东西，分门别类一目了然，哪些该冷藏哪些该冷冻，也各有安排。等到了时候，想吃中餐还是西餐，从格子里将事先藏好的“预制菜”拿将出来，解冻之后，再慢慢搭配，调制出自己认为还不算倒胃口的东西。

这有一点像那个盲人摸象的寓言故事，先摸到的是大腿，就画一个大腿，后摸到鼻子，又画一个鼻子……之后，再根据肌理找整个大象的轮廓。

我固执地认为，写作本身就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每一个人都有其自我的方法，怎么舒服怎么来，迎合读者的同时无形中也引导读者，再错也错不到哪里去。

学者刘瑜有一段话令我印象深刻。大意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去分析某些历史事件并不难，难的是把无数历史事件和人物给整合起来，把“历史故事”构思成好看的“理论故事”。对此我深有同感，这些年我走过的路数，基本上也是这样的。

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史识”。

应该说，《千年交子》的一些片断早在数年前就已经成稿了，就像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珠子，只不过没有想好找到一根线来把这些珠子“串”起来，所以它们就一直躺在属于自己的格子里，等待调配。

或许当年精力充沛，前不久翻看电脑，我甚至还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存放在格子里的陈年老物，有的至今还没派上用场，也不知道它们有没有面世的那一天了。有这个“大冰箱”保鲜，还好，我的眼里它们一定不会超过保质期。

家里有几台不同年代的电脑，都存放着一批属于不同年代的文字，估计等我闲下来的时候，系统整理那些躺在“格子里”的文字时，可能彼此都有些陌生了，但一定会很亲切，毕竟青睐过。

交子这个题材，很早就在我的视野范围。起先只想到了写交子与成都，顶多旁及到大宋时代。那时的眼里，交子只不过是时局倒逼的产物，昙花一现罢了。后世赋予它身上的那些“大词”，我以为都是一些幻想出来的哗众取宠之辞，并没有多少实在意义。

直面历史，交子虽是世界上最早承载的纸币，但直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我们不还是在使用“袁大头”（以袁世凯为头像的银元）嘛？也就是说，真正的纸币在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全面使用开来，也不过百余年。

那，交子的意义何在？

为什么纸币等到民国才迟迟全面登场？我的理解，盖因社会的信用体系不完善所致。如果人们不相信它，信任网络没有建立起来之前，再精美、花哨的纸币也只是废纸一张，不管用的。

美国人查尔斯·蒂利在《信任与统治》一书中这样给信任网络定义，“由共同的纽带，直接或间接地联系在一起的人群组成的一个网络，网络成员共同承担一些重大而长期的事业。”

这种信任网络，就是西方社会所倡导的“共同事业”，所坚守的“契约精神”。

“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交子的公信力，来源于北宋时成都地区特定时期的信任网络。交子未能存续下来，恰恰正是这种“契约精神”的缺失——因为，家天下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我们还没来得及形成“共同”的共识。

这样的心境之下，写出的东西很难有突破。如果勉强写下去，就太像一个中规中矩的历史题材了，从历史到历史，不但有局限性，自己也会少了许多激情与乐趣。

还不如再去博物馆找感觉。

我一头扎进了成都的博物馆。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成都茂盛地生长着数百家不同类型的博物馆，这让人很受用。博物馆真是个好东西，我经常徘徊于此，久久不愿出来。

博物馆是一个气场，也是一个世界。一件件可以触摸的古老而鲜活的文物面前，你真的可以与先贤隔空对话，那些文物有如他们的肌肤，你所接收到的信息和受到的刺激与冲击，是图片和视频远远无法比拟的。

我常常凝神于某一件文物出神，思绪很容易跟随这件文物回到它活着的时代，想象着天际边一幅幅鲜活而生动的画面……那种穿越、意境特别美好。

这是一种参禅。如果不身临其境深度参悟，很难体味到其中的意趣。

于交子这个题材而言，特别要感谢位于成都城南交子公园里的交子金融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不大却很专业，只需几个展厅，就将交子的历史过往前世今生，交代得十分到位，给了我很大的启迪。

我对交子的整体把握，多是在这里找到的。

瀑布之所以壮观，是因为没有退路。

于是又推倒重来，将思维铺开，梳理出大概脉络和框架后，通过交子这个特殊的“金融符号”，放大到时代——社会——政治中去考量，这样的交子才是立体的、多元的、可知可感的、超越交子的、有温度且理性的……总之，试图跳出单纯的经济现象和历史现象去把握这个题材，用全新的思维逻辑去解构这本书。

严格而言，我眼里的“交子”，只不过是一个引子。人文、地理、社会、历史、经济等诸学科，通过这个引子穿针引线，叠加与赋能，引导我在更广阔的领域去捕捉去挖掘去审视去研判。

不管壮观与否，当这些文字出现在你面前之后，我已经没有了评判的资格，更没了退路。

“人其实很矮小，是因书垫高的”。我不知道这句话最初是谁说出来的，我只知道我的好友海泉经常用这话调侃我。一脸坏笑的他，每每向外人介绍我时，都意在突出他自认为得意的同一句话，“他著作等身，是因为个子不高”。

其实，此时想到这句话，不是想证明我出了多少书，是想说明我读过的书，是可以给自己增添一些底气的。这些年来，阅读，已经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自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但我一定认为自己是一个勤奋的人。善于学习，不耻下问，不仅是数十年记者生涯养成的习惯，也成为我读书过程中的一大嗜好。

我们这代人所说的读书，一定是可以拿在手上有存在感的纸质书。把玩于手指间的纸书，带给我很多乐趣。古人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当心里空荡荡的时候，就转向书本要动能。于是乎，静下来读书，有目的地读书便成为自然。

我有一个习惯，每每碰到一本心仪的书，便会不自觉地拿起一支笔，阅到深处，不自觉地画上几笔，要么是此时心境所感，要么是书中佳句所动。我以为，一个会读书的人，他手里一定会拿一支笔，把一些困惑、一些所得都填写在空白处。我们可能不是太在意，一本好的书一定留有很多空白处，是因为阅读者在阅读一本好书的时候，会将很多情感表达出来，行文于书中，跟作者产生一种特殊的对话与共鸣。

在成都，随时会有一种想拿一本书的冲动。我，就是那样的人。

甲辰龙年春节，我几乎没有休息，一直将书和电脑伴随左右。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域，往来于墨香与节日之间。回想起来，这样的休闲日子很受用，既刺激也难忘。把春节全部的温馨时光交给了交子，真的成了我心中的“娇子”了，全心感受那种痛并快乐的牵挂与享受。

也不失为一种修行。

这里，要特别感谢一个人，著名历史学家谭继和先生。

很意外也很感动的是，八秩之龄的谭先生乐意为序。半年前，当我以一个晚辈的身份，十分忐忑地给他电话时，没想到他几乎没有任何含糊，一个“好啊”就轻飘飘地答应了。之所以“十分忐忑”，一是想到他的年事渐高，怕他已经封笔；二是因为“序的模样”。我知道他对巴蜀历史研究颇深，因为我的文字风格原因，也不希望序言是教科书般的正经模样。

电话里交流时，我不断向他请教，反复说明“这不是一本严肃的历史图书”。没想到数年未见，依然耳聪目明的他，“十分敏感”地听出了我的诉求，谦逊地说“我可以试一试”。

我将书稿发给他后，他保证“抽出时间，一个月完稿”。我知道，他释放出的这些信息，是想充分向我明示，他还没有“老”。

谭老眼里，我写的那些也配叫做历史的文字，会是一个怎样的面目？在我的眼里，历史是人学也是文学，既然这样，就应该有多种表达方式，使其不断向新。但，一个在历史世界里爬梳一生的八旬老人面前，他心里的历史世界观早已成型，你还要班门弄斧去卖弄你的历史观？所以，我心里真的没底。

他能够为交子写一些话，于我而言当然很开心。令我意外的是，已经八秩之躯，谭老的思维越来“越轻盈”，他的文字也越来越“随时代”，他看待世界阅读历史的眼光和对后学的殷殷之情，令我辈感动莫名感慨万端。相信诸君已经从他的序言中领教过了，在此无须我再多言说。

谁说白发绕顶的谭老老矣？他的睿智一直行进在年轻的轨道上。

我的眼里，历史像一幅气势磅礴的浩帙长卷，它的可圈可点，在于一往无前、无私无畏的生动笔墨，更在于那些波诡云谲的怪笔、柳暗花明的曲笔、旁逸斜出的神笔，它们突如其来，却酣畅淋漓。按照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说法，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只是穿上了炫目的外衣而已。历史书写者所能做到的最好状态，就是把最接近的当下，写成最真实的历史；反过来说，也是把最真实的历史，写成最接近的当下。

为了弥补相关知识的不足，我决定扬长避短。除了坚持一贯的表达之外，还是一味地力争坚持写故事，将那些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人文的……统统融入各式各样的故事中去。因为我知道，读者为了轻松地阅读，精彩的故事是最好的“佐料”。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很多现实的问号应该让历史的答案拉伸，新闻如果做到最深处，其实是在探究历史。“放弃大时代的幻想，选择小时代的日常”的历史学者王笛也认为，做学问，最大的乐趣是洞见和通透，前者决定了深度，后者意味着开阔。我深以为然。

透过《千年交子》的读与写，我知道，是交子拓展了我思维的瓶颈，也是交子拓宽了我心中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