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打赏主播近200万，“非理性”能否构成退款理由 | 快评

▲直播间冲动打赏事件并非新鲜事，但都需依法依规来解决相关争议。图/新华社

半年打赏主播近200万元，这钱还能要回来吗？

据福建电视台报道，2024年5月到12月约半年时间，23岁的学生“小盼”给某女团直播间打赏了近200万元，而其家人完全不知情。事后“小盼”也表示后悔，尝试索回打赏费用。

对此，平台方表示，由于成年人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打赏行为一般视为有效的赠与行为，没有特殊情况，难以进行退款。记者在黑猫投诉 【下载黑猫投诉客户端】平台上搜索“直播打赏”，出现了2400多条相关投诉，其中包括“诱导打赏”“使用夫妻共同财产打赏”等问题。

由于冲动消费，在家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在直播间打赏了近200万元。为此，“小盼”事后找平台协商尝试讨回“打赏”也在情理之中，但平台予以拒绝却又并不令人意外。

众所周知，像抖音、快手这些直播平台的营收并非全是利润，还须给主播分成。如果在平台和主播没有过错，且法律法规无依据的情况下向用户进行退款，就牵涉到这笔费用谁来出的问题。

如果让主播承担，主播会主张这属于其合法劳动所得，凭什么退还？如果从息事宁人的角度让平台来承担，则又牵涉到足以动摇其既有商业模式的根本性问题。

严格来讲，消费者以“非理性”或“冲动”为由要求退款，如果是一项权利的话，其与数额大小并无关系。如果平台支持了对这位“小盼”的“冲动”消费行为退款，对其他无数用户的类似“冲动”消费又该怎么交代？

“非理性”或“冲动”消费，是否构成申请退款的理由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先不说在法律上缺乏相关依据，其在市场和经济学理论上也得不到有力支持。

因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冲动消费本身就广泛存在，而且是人类日常消费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一定的“冲动”消费因素，所谓“促内需”都可能是一种空谈。

比如，一台洗衣机不坏的话可以用20年、冰箱可以用30年，似乎没有理由换新的。但现实中，可能一个“双11”折扣，就能让人把刚买了5年的洗衣机给换了。

有调查报告显示，对比2019年针对美国时尚类线上消费者的调研数据，2020年冲动消费的比例由31%上升至42%。不同国别间，美国、法国的冲动消费者比例更高。而且，越来越多的消费是来自促销信息广告以及名人的激发。

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提出了理性人假设，人会通过审慎思考，做出理性决策，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现实世界中，却有许多经济现象无法用理性人理论进行解释。

对此，201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理查德·泰勒提出了有限理性理论，以解释为何人类在消费中难以保持完全理性。泰勒认为，冲动消费是一种“认知捷径”，减少了繁琐的权衡过程，降低了决策成本。个体的决策往往依赖于情境、感知和短期偏好，而非长期理性计算。

另外，根据“效用”理论，消费的目的之一是从商品或服务中获得满足感或幸福感，在一些特定场景下，冲动消费可以满足即时情绪需求如快乐、成就感、归属感等，其心理效用远高于理性计划的物质效用。现实中，大部分打赏消费，应该就是这么花出去的。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极端非理性的特殊情况，事后消费者以“非理性”或“冲动”为由要求退款的行为，一旦被支持，不仅破坏了市场的既有约定，为“反悔式消费”开了口子，实际也有悖市场本身运行规则，不利于构建真正有序的市场环境。

当然，站在“小盼”及其家人以及很多产生过后悔情绪的消费者群体角度来讲，在直播间的情绪渲染下消费者容易产生冲动消费的情况也是事实，也不能无视。

一方面，极端个案不应成为泛化规则的理由。绝大多数用户的消费行为是理性的、正常的，不应因为个别极端案例就“矫枉过正”，甚至影响到所有消费者的消费体验，如尝试设置繁琐打赏程序、验证等。

另一方面，监管部门和平台方亦应采取合理措施，在直播间建立平衡冲动消费的必要规范，防范不良主播采取擦边手段刻意挑逗用户的冲动消费，牟取暴利。

事实上，类似直播间冲动打赏事件并非新鲜事，之前监管部门对网络游戏行业充值氪金行为的治理，反映的其实是一样的问题，其有三点借鉴：一是不干涉成年人消费自由，严格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二是强调信息透明与风险提示；三是建立纠纷解决渠道。

监管的目的不是限制交易，而是保护交易的公平与合法性。从网游监管的成功经验来看，在直播打赏领域，建立合理的管理机制，或能缓解频发的打赏争议。避免因个别案例设定“一刀切”规则，通过精细化管理，既保障市场自由，又守住法律与伦理底线。这才是长久之计。

撰稿 / 信海光（媒体人）

编辑 / 何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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