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甘肃的乐舞艺术_新浪财经

莫高窟第220窟唐代壁画《乐舞图》

庆城县出土的唐代陶质参军戏俑

天祝县唐吐谷浑喜王墓出土的骑马击鼓俑

本报特约撰稿人李清凌

隋唐时期，甘肃的音乐、舞蹈艺术中最精彩、最有地方特色的是民歌曲子、大曲、散曲、杂剧和俗讲等，它们在甘肃及整个中国音乐史上都有历史性贡献和研究价值。

民歌曲子和大曲

民歌是相对于官府乐、庙堂乐、宫廷乐、宗教乐而言的，它是一切音乐的源泉。民歌的内容包括歌词和曲调两部分，民间歌手一般把民歌叫曲子，但真正曲子的歌手比民歌广泛，它除乡间民众清唱踏歌外，还流行于歌伎、宗教徒、教坊、文人之中，经过教坊、文人加工，艺术性更强。

隋唐流传下来的最早的甘肃曲子是《阳关三叠》，它的歌词原是王维的七言律诗《送元二使安西》，因诗中有“阳关”（今甘肃酒泉市）“渭城”（今陕西咸阳市）两个地名，所以取名《阳关曲》或《渭城曲》；又因其曲式结构有“三叠”的唱法，故称作《阳关三叠》。《阳关三叠》演唱的歌词如下：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杨柳春 (一作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康熙《御定全唐诗》卷128）

诗的内涵是王维在一个细雨蒙蒙、杨柳依依的春天，送他的好友元诘出使安西的情境和心情。在艺术上使用比较的手法。作者将帝都近郊渭城同安西两个地名放在一起，提醒这边是春雨春色，那边荒凉而无故人，让读者通过路途的遥远和环境的差异来体会元二这次出使的艰辛；作者用淳朴、接近口语的语言，表达他对行人恋恋不舍、依依惜别的情怀。曲子内容简练，意境深邃感人，容易引起共鸣，因而唐宋元明以来一直被人们所传唱或改编创新。

隋唐甘肃的民歌曲子，公元1900年发现的敦煌遗书中保存较多，已经整理出来的就有1000余首，内容包括写景咏怀、批评时政、民风民情、征夫疾苦、士子不遇、男女爱慕、闺阁幽怨、宗教哲理、为人处世、英雄故事、神异传说等，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唐人崔令钦《教坊记》记录当时流行的曲名有325个，但见于敦煌曲子词者仍有一些没被收进去，其他音乐书也不见录。如《别仙子》《恭怨春》《郑郎子》《阿曹婆》等，这或许只是流行于敦煌的区域性曲子。甘肃各地、各族，此类民间曲子或歌曲非常丰富。唐人耿纬《凉州词》写道：“国使翩翩随旆旌，陇西岐路足荒城。毡裘牧马胡雏小，日暮蕃歌三两声。”（宋·郭茂倩辑《乐府诗集》卷80）反映的就是陇西胡族小孩以蕃歌曲子为伴的情景。

曲子有只唱一遍的只曲，又叫单遍，如敦煌文书中发现的唐五代的《望江南》《菩萨蛮》等；也有用两个（叫双遍、双阕）或多个只曲相联，用同一曲调演唱多种歌词。其中用几个不同只曲联接成的大型套曲就是大曲。

大曲在隋唐以前就已经出现。《宋书·乐志三》著录有大曲十五曲﹐主要是用流传的诗篇配合乐曲，增减字句﹐以合音律。唐代大曲的歌词也多是入乐叠唱的诗句。传统的乐或乐舞虽然也包括乐曲、乐词、舞蹈和乐器等部分，但相比之下，大曲有“套”，而民歌、只曲、杂曲则没有，这就使大曲乐舞的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复杂，情节也更加曲折。

隋唐大曲既吸收民间曲子新鲜、活泼、明朗的风格和特色，又继承汉魏以来清乐大曲综合各地、各族、各种乐曲优点的传统，从而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南宋马端临《文献通考》引洪迈《容斋随笔》卷14的话说：“今乐府所传大曲皆出于唐，而以州名者五：《伊》《凉》《熙》《石》《渭》也……其实从西凉府来也。凡此诸曲，唯伊、凉最著，唐诗词称之极多。”

以上洪迈所了解的五个以州命名的大曲，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市凉州区，熙州是宋朝出现的地名，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唐代渭州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这三种大曲主要来源和流行于甘肃境内。

据《旧唐书》卷29《音乐志二》记载：自后周、隋以来，管弦杂曲有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为时俗所知。列入唐宫廷10部乐中的“西凉乐”，是北凉沮渠氏所得，传入魏都平城（治所在今山西大同市）。晋、宋末，中原丧乱，张轨据有河西，苻秦通凉州，不久河西与中原又相隔绝，限制了其乐流传。西凉乐的乐器有钟磬，为凉州所传中原传统乐器，配合羌胡之声演奏，北魏、隋朝都很流行。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以地名或民族命名的大曲或杂曲，如《甘州大曲》《酒泉子》《敦煌子》《定西番》等。婆罗门法曲也是从西域经新疆、甘肃传到关中、长安的。唐代著名的《霓裳羽衣曲》是由河西节度使杨敬述献给唐玄宗的。

唐代陇右大曲中最先出、最著名的是《凉州大曲》。它是在西凉乐的基础上，吸收印度佛曲，用凉州乐的舞蹈、乐器，配诗填词，叠唱而成，能表达复杂的艺术内涵。河西、西域向来是少数民族乐舞最发达的地方之一，佛曲随佛教传入中国，今新疆是第一站，河西是第二站，因而也最早与当地的传统音乐相结合，形成新的乐舞艺术。其形成的具体时间应当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公元713年—756年）年间。

散乐、杂剧和俗讲

散乐是唐人在传统百戏（寻橦、跳丸、吞刀、吐火、旋盘、觔斗等杂技）的基础上，增添歌舞戏、参军戏、杂剧等而形成的歌舞艺术。隋唐散乐中新添的歌舞戏，是边唱边舞，或边唱边加动作表演，并用乐器伴奏的戏曲。《踏摇娘》《五方狮子》都是这一时期知名的歌舞戏。表演时由人化妆成狮子模样，每狮有12个手执红拂的人导引跳舞，同时有笛、拍板、羯鼓、鸡娄鼓等乐器伴奏，是由舞蹈，表演和乐器伴奏组成的表演形式。

参军戏的“参军”，本是官名。此戏是在音乐伴奏下表演的小型戏剧，唐代宫廷和民间都很流行。参军戏最早表演的内容为一人扮被嘲弄的贪官——东汉石躭或十六国后赵的周延（人名），这个角色就叫“参军”。另一人扮嘲谑者“苍鹘”，扮石躭者一般穿白夹衫，扮周延的角色扎头巾，穿黄绢单衣。最早表演的剧情是由“苍鹘”嘲谑“参军”，问他何以被罚为伶人？“参军”作答，表演比较单调。后表演内容和技艺不断改进，到唐德宗贞元至唐宪宗元和间（公元785年—公元820年），参军戏的戏剧元素包括唱、表演、对白和鼓与管弦乐器的伴奏等。唱腔一般都取自当时流行的民歌、曲子和大曲，其音乐则全部来自唐代的《六幺》《伊州》《梁州》等大曲。此戏在甘肃广泛流行。

杂剧是唐人对具有不同特点的表演艺术的一种新叫法，如“百戏”。唐后期已有“杂剧”这个戏曲名。如唐文宗时，李德裕奏文中提到成都被掠百姓中有“杂剧丈夫”，（《会昌一品集》卷12）即男角色。唐代杂剧还没有摆脱“百戏”的窠臼。变为单独的表演艺术，那是入宋以后的事。唐代散乐中还有窟（魁）磊子，类似于今天的木偶戏，唐人则叫傀儡戏。

俗讲本是僧侣宣传佛本生、佛传和佛经内容的一种通俗讲唱形式。俗讲僧首先用韵文演唱一段，又用白话文讲一段，然后正式开始说唱，唱时手里还用手鼓、铃、小钹等乐器伴奏，文艺性很强。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界就已经利用民间文艺的形式将俗讲改编成“转读”“唱导”等艺术形式。唐代僧侣沿袭这一做法，进一步创作俗讲，使其迅速在各地流传开来。俗讲时还有一些宗教仪式，如开讲时，讲僧登上高座，先作“梵音”，后念几声“菩萨”，再说“押座文”，然后开讲，叫作“开经”。讲唱完毕，念佛赞，发愿结束。

唐代俗讲不仅在佛教寺院中进行，一些道观中也有俗讲。讲的人也不光是僧道，还包括有讲唱艺术才能的家居信徒。讲唱内容也超出宗教范围，掺进了一些世俗故事，如《张议潮变文》等。听众有的是出于信仰，而多数则是图热闹。

总之，隋唐散乐、俗讲、说话等都已经具备“表演”“故事”“文学”“音乐”“舞蹈”等戏剧元素，这一时期已出现专门、固定的戏剧表演场所——看戏场。中国戏剧艺术还处于形成期或萌芽状态，甘肃在这一过程中有突出的贡献。

甘肃乐舞艺术的历史贡献

隋唐时期甘肃乐舞艺术的贡献，一是丰富了宫廷乐舞。隋唐宫廷乐包括雅乐（祭祀用）、燕乐（九部、十部乐）、散乐（如百戏）、四方乐（四夷乐）等。最高统治者把演奏四方乐即少数民族乐舞看作政治稳定、民族和谐、国泰民安的一种表现，因而宫廷乐很重视吸收大量的地方、民族乐舞艺术，经宫廷乐工、文士、官员的加工提炼，创作出水平更高的新乐舞。

唐人杜佑在叙述《清乐》时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宋陈旸《乐书》卷184）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原是从印度传来的，初名《婆罗门曲》，传入凉州后又与西凉乐相结合，唐玄宗开元中（公元713年—741年），凉州节度使杨敬述将其献给朝廷。经过唐玄宗的加工润色，定为十二遍。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唐玄宗令将《婆罗门曲》改为《霓裳羽衣曲》。这一发展过程，包含甘肃官员和艺人的贡献。

二是从甘肃传到中原内地的民间乐舞也不少。如从西域传到河西、陇右，再传到中原内地的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马舞、《胡旋》《胡腾》《柘枝》《棱大》《阿连》《剑器》等健舞曲，《绿腰》《苏合香》《屈枳》《团圆旋》等软舞曲，都极受内地官民喜爱。

唐人李端有一首《胡腾歌》，描写“安史之乱”后一位专门表演胡腾舞的凉州艺人在洛阳表演的感人情景：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语，拈襟摆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丝桐忽奏一曲终，呜呜画角城头发。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康熙《御定全唐诗》卷284）

从河西传到关中的“新声”即流行乐曲，当时叫“胡音声”，它与龟兹乐、散乐一起为时所重。一种地方乐舞曲，能在中原乃至京师红火起来，使其他乐舞曲“为之少寝”，那艺术感染力确实不小。

甘肃乐舞除被吸收改编为隋唐宫廷乐，在中原内地广泛传播，受到全社会的普遍欢迎外，还流传到周边民族地区，成为各族上层的迎宾乐舞曲。据《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唐朝以大理卿刘元鼎为盟会使，至赞普夏牙（吐蕃赞普夏天居住的地方），受到吐蕃上层的热烈欢迎。“饭举酒行，与华制略等，乐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录要》《杂曲》《百伎》，皆中国（原）人。”甘肃各族的民间乐舞也彪炳于史册。唐人耿纬《凉州词》中写的“毡裘牧马胡雏小，日暮蕃歌三两声。”（康熙《御定全唐诗》卷27）传达的正是甘肃等西北各族牧马儿喜欢唱“蕃歌”的信息。

三是为唐宋词作提供了艺术营养。曲与歌词结合，有一个合拍的问题，诗体不能完全满足这一需要，所以就出现按曲拍填写的长短句，出现按曲调整的韵律。这一风气萌芽于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公元713年—公元756年），长久地流行于后世。按曲牌填写歌词、长短不齐而又押韵的所谓“长短句”，是唐宋词的滥觞，这种曲子词的最早代表作是《凉州词》。原先学者将词的源头寻找到白居易同刘禹锡之间的唱和。自从敦煌遗书中发现《云谣集杂曲子》（简称《云谣集》）后，文学史界开始改变这一看法。《云谣集》编成于五代后梁时期（公元907年—公元923年），包括30首词，有典型的曲牌，如《菩萨蛮》《更漏长》《破阵子》《倾杯乐》等，体现了甘肃先民对中国词文学的贡献。

四是哺乳了元明戏剧艺术。古代乐一般都包括舞，无须分别称呼。如宋人王灼所说：“隋以来，今之所谓曲子者渐兴，至唐稍盛，今则繁声淫奏，殆不可数。古歌变为古乐府，古乐府变今曲子，其本一也。”（《碧鸡漫志》）

戏剧以演艺为主，有说白、歌唱、表演、器乐、舞蹈等艺术形式，涉及文学、音乐、舞蹈、雕塑（亮相、定型）、绘画（脸谱、服饰、舞台背景）、武术、杂技等诸多文艺、技术领域，是一门庞大的综合性艺术。戏曲的曲文是从散文、诗词发展而来，其故事情节又受到当时流行“话本”的影响。院本与杂剧相似，因其所用脚本是“行院之本”（金元人对倡优居住区的称呼）而得名。作为宋金说唱艺术的诸宫调——用不同宫调的曲牌联套演唱并夹杂一些说白的表演形式，已能演出长篇故事，是戏剧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