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母戊鼎谜团多|日寇_新浪财经

　　▌蔡辉

　　“此器有铭文，在器里面居中处，系甲骨文‘后妻戊’三字阴文。镌刻的锋痕极明显。深达一糎（长度单位‘公厘’的旧简写，1糎等于1毫米）余。”1946年10月27日，《中央日报》用近一版篇幅，报道了河南安阳出土商代大型青铜器（即后母戊鼎），作者是报社的特派员邵慎之。

　　此前数月，邵慎之在《中央日报》《申报》上已发消息，《民生报》等媒体的“本报安阳通讯”，皆抄自邵稿。

　　邵慎之是当时较有名气的报人，他亲到出土处，画出草图，且颇知甲骨文，最早识别出铭文首字是“后”。可从报道看，鼎是何人发现、过程如何、为何失耳、多少人参与等，前后不一。据说1939年3月（至少有7种说法，一般认为是3月），后母戊鼎已被发现，遇抗战时艰，入土掩藏，再出土时已过6年多，邵慎之的采访只能撮录传闻、人云亦云，可不同人的说法迥异。

　　顾颉刚先生曾提出历史的“层累说”，即：“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竟被后母戊鼎证实。随着后母戊鼎的影响提升，各种访谈出台，发现过程渐被传奇化，铁锯锯鼎、文物贩子萧（亦写作肖）寅卿欲以20万买鼎、用赝品瞒天过海、蒋介石关了献鼎者三天禁闭等说法真假莫辨。

　　后母戊鼎究竟多重（有875千克、832.84千克两种说法）、为什么造这么大、如何铸成等基本问题，仍是待解谜团。

　　后母戊鼎在《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上排第三，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目前能看到仿制品。

后母戊鼎视觉中国供图

　　险些被日寇抢走

　　关于后母戊鼎的文章，即使出自亲历者，亦疑点重重。相对可靠的是1991年5月下旬，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保护实验室三名工作人员（姚青芳、杨小林、胡东波）对亲历者吴培文进行的访谈。

　　据访谈记录，后母戊鼎出土于1939年春，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大墓西南80米处吴（吴培文）家祖坟中。当地村民常掘宝，约定：文物出土，地主得50%收益，承担发掘费用，此外所有参与发掘者与地主均持一股。

　　时武官村村民吴希增（吴培文的堂哥）以采中药田七为名，到吴家祖坟探宝，用洛阳铲探出地下有物，当夜找七八人挖出一巨鼎，无法取出，次日夜召集三四十人，当地的区公所知道后，派了两个排兵力。村民们用三条麻绳往上拉，拉到一半，麻绳断裂，后母戊鼎又跌入深坑。

　　第三天，村民分成两拨，一拨拉鼎，一拨在鼎下填土，终将鼎拉出，惟失一耳，遍寻不得，用骡车将鼎送到吴培文家。

　　消息传开后，参观者甚众，北京古玩商萧寅卿来村，愿以20万大洋收购，要求肢解成八块，分箱运到北京。村民买来36根钢锯条，却怎么也锯不开，用50磅油锤砸，只砸下另一鼎耳。此处甚离奇，青铜质软，钢锯至少能留下深痕，后母戊鼎四条腿和鼎身连接处是空心的，易锯断。

　　村民打不碎后母戊鼎，只好暂藏在吴培文家马棚中，鼎耳由吴希增收藏。武官村当时属敌占区，日寇派来三四百人，包围武官村。幸亏告密者误把藏宝的西屋马棚说成西院马棚，日寇在吴培文家隔壁的西院马棚搜查后，一无所获。

　　后母戊鼎未必是最大鼎

　　日寇疏忽，或因不太重视后母戊鼎。据著名学者唐际根钩沉，日本根津美术馆现陈列3件出自殷墟的青铜盉（音如禾，酒器），每件高度都在70厘米以上，它们原所在墓的体积达2200立方米以上，比后母戊鼎的大（365立方米）。从这些墓中流失的青铜器，有的可能比后母戊鼎还大。

　　殷墟曾出土一件残鼎腿，重13.5公斤，或是浇铸失败之作，如成功，与后母戊鼎不相上下。1959年，考古人员发现商代青铜铸造作坊中，有一件用过的陶范，它做出的青铜器更大，只是还未找到成品。

　　吴培文连夜把后母戊鼎挖出，改埋到存马草料的东屋地下。传说村民们花七八十元伪钞，买了一件无铭文小青铜器，埋在吴培文家，故意让日寇找到（此说存疑）。

　　抗战胜利后，安阳县参议员、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陈子明得知曾任日伪总督学的吴延年参与了后母戊鼎发掘，将其抓捕入狱。经威逼恐吓，吴延年供出后母戊鼎埋藏地。

　　1946年7月11日夜，陈子明与安阳县县长姚法圃在当地驻军协助下，将后母戊鼎掘出，并将吴希增藏的鼎耳没收。后被驻扎在河南的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官王仲廉运走，当年10月31日，成了祝蒋介石六十大寿的贺礼（蒋生于1887年，时年59岁，按“不过整寿”旧俗，提前一年庆寿）。

　　传闻说，蒋大为光火，关了王仲廉三天禁闭。1948年，后母戊鼎首次公开展出，轰动南京城，蒋还与之合影。1948年12月21日，后母戊鼎在南京下关准备装船，因起重设备不足，留在大陆，被南京博物馆保存。

　　排面竟压倒妇好

　　后母戊鼎引人好奇：谁配享受它？

　　专家将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分为四期，越早的方鼎，腹越深，腿越细长，后母戊鼎属二期。甲骨文中，共记4位商王的妻子名戊，分别是大丁、武丁、祖甲、武乙。大丁太早，时商朝都城不在殷墟附近，可排除；武乙太晚，已属第三期，亦可排除。

　　1976年2月，妇好墓被发现，一切豁然开朗：妇好墓中有后母辛鼎，与后母戊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风格一致，连合金配方都相似（铜84.77%、锡11.64%、铅2.79%）。两鼎的耳都是先铸造出来的，正面都是“虎噬人首”图。

　　妇好的庙号即辛，她是商王武丁的皇后，戊也是皇后。妇好有战功，戊寂寂无名，为何后母戊鼎的体积几乎是后母辛鼎的2倍，重量则是它的6倍？且妇好的墓葬没进王陵区，戊却是唯一葬在王陵区的皇后，且墓的规制极高。

　　这可能与武丁有关。武丁是殷商中兴之主，执政59年，据甲骨文记，他至少发动了60多次战争，先后剿灭了土方、舌方、甫、衔、缶、蜀等国，将商朝版图扩展至巅峰：北至今辽宁，南至今湖北，西至今陕西，东至海滨。

　　学者胡厚宣考证，武丁多妻，达64位，他对妇好的感情未必深于戊。在不断向南方扩张中，武丁夺取了江西瑞昌铜岭山古铜矿，该矿直到战国时还在生产，这里既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又有优越的水运条件。

　　武丁的个性本就张扬，戊的两个儿子都当了商王，加上铜矿供应充足，后母戊鼎遂成“巨无霸”，可能是商王祖庚（武丁的次子）或祖甲（祖庚的弟弟）为祭祀戊铸造的。

　　赶上商朝最盛期

　　武丁能成就大业，与他非正常上位有关。

　　商王有三种继承方式：一是无兄弟，父子直接相传；二是有兄弟，兄终弟及，依次坐庄，最末一个弟弟死时，王位归长兄之子；三是最末一个弟弟死时，不将王位还给长兄之子，而是直接传给自己的儿子。

　　武丁即属第三种情况，此前这样上位的商王会引起内乱，当年盘庚迁都，即因内部对继承顺序有争议，致“九世之乱”。武丁登基后，“谅阴三年”，即“政事全权委托大臣处理，自己默而不言”。

　　表面看，武丁在践行孝道，即“忧丧三年之礼。居，倚庐柱楣，不言政事”，其实是暗中积攒实力，即《史记》所说：“武丁即位，思复兴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乘宰，以观国风。”

　　武丁的父亲小乙早就打算传位给他，“使行役，有所劳苦于外，与小人（指普通百姓）从事，知小人艰难劳苦”，让武丁充分了解民间疾苦。

　　武丁先后招揽了傅说、师般等名臣，帐下名将亦多，故文治武功能超越前辈。武丁去世后，《诗经》歌颂他：“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意思是没人胆敢不来奉献酒食，没人胆敢不来朝拜武丁王，殷商是天下之长。

　　武丁治理下的商朝文化繁荣、技术进步。据彭邦炯先生研究，商代数学、医学等方面成就辉煌，数学上的十进制、算筹应用、数学教育普及等，乃至医学上对疾病的新认识、治疗手段的进步等，均被记在甲骨上，大多数出自武丁时代。

　　仿制时有新发现

　　后母戊鼎凝聚了武丁时期经济繁荣、技术进步的成果。

　　后母戊鼎原记为875千克，因上世纪50年代，专家参照尚存鼎耳，补铸了另一鼎耳，但新增重量非原鼎所有，后教科书改成缺耳时重量：832.84千克。学者李维明认为，该数据未必准确，因鼎中空腔部分有土，曾在一条腿中掏出0.766公斤土。且后母戊鼎存世已3000多年，会损失一些铜。铸这么大鼎，或需熔1.5至2吨青铜料，需在冷却前，均匀注入范内，仅12分钟。当时坩埚一次只能熔铜12.5公斤，全部铸成需70多个坩埚，每个坩埚由3至4人操作，300多名工人紧密配合、流程明确，才能成功。

　　2009年至2011年，为仿制后母戊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学者进行深入研究，发现铜液是从鼎底部正中注入，故底边不平整，中间高，四边低。鼎的四条腿在铸造中出现严重失误，二次补铸才成功。四条腿上半截空心，下半截实心，每条腿的空心部分都不一样长。为加快浇铸速度，后母戊鼎的壁极厚，平均达3厘米，其实1厘米就够用了。学者董亚巍认为，鼎身一小面因操作失当，出现多处断裂，只好补铸，后浇铜液易脱落，6个补铸点已脱落，另6个尚存。

　　1949年后，后母戊鼎一度收藏在南京博物院，1959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借走，成《中国通史陈列》的重要展品。2005年，为支持殷墟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后母戊鼎被借到安阳殷墟博物馆3个月，曾经的保护者吴培文再度见到了它。

　　如今，普通游客只能看到后母戊鼎的三个仿品，在国家博物馆、殷墟博物馆和安阳袁林。

　　锅中自有硬道理

　　鼎是厨具，相当于饭锅，为何成了礼器？

　　张光直先生说：“古代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特别讲究饮食的民族之一，而且如秦纳（法国著名汉学家，即谢和耐）所说的‘毫无疑问在这方面中国显露出来比任何其他文明都要伟大的发明性’。”

　　学者陈煜在《鼎文化略论》中指出，古人视调味之道为治国之道。商朝名相伊尹曾“负鼎俎，以滋味说汤（开国之君商汤），致于王道”，伊尹的本领是：“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浓，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

　　唐代仍从鼎烹看理政，李世民的长子李承乾“作八尺铜炉，六隔大鼎，募亡奴盗民间马牛，亲临烹煮，与所幸厮役共食之”，被视为胸无大志、调度乖方。

　　陈煜认为，中国古代礼制来自食，即《礼记》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禹铸九鼎，也是为“皆尝亨（烹）鬺（音如伤，亨鬺即烹煮牲肉以祭祀神灵）上帝鬼神”。食是古人习礼的场所，“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而这些规定的目的是“故饮食者，所以合欢也”。在差序中，达成集体的“和合”。

　　钱穆先生说：“四大文明古国……先后衰落，而中国则和合而弥新，自强不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说：“我所预言的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的主轴为中心……我预感到这个主轴不在美国、欧洲和原苏联，而是在东亚。”

　　调和、适应与配合，后母戊鼎承载着中华传统文明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