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张海冰：十年收入倍增将成为中国消费繁荣的根基|滕泰_新浪财经

“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是今年各项重点任务之首。3月17日，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再次以强有力的措施释放消费动能。

但任何希望释放这种强大的消费动能的尝试，都必须以实现工资收入的增长为前提。世界工厂的转型之路该怎样突破这一问题，正在拷问着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思考者们。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副院长张海冰在其新作《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中指出，中国要实现消费繁荣，必须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修复性增长，做好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制度性安排。他们提出为了实现居民收入的修复性增长，10年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增是可行的。

同时，在《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中，国家也将“城乡居民增收促进行动”放在首位，在强调推进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的同时，提出包括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和扎实解决拖欠账款问题等具体要求。我国政府正在通过中国人民收入增长的长期确定性，为消费长期繁荣奠定基础。

《消费繁荣与中国未来》，滕泰张海冰著，中信出版(33.160, -1.07, -3.13%)集团

三、从收入端促消费是根本解决之道

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在工业化推动居民收入高速增长的阶段，就将消费占比推升到总需求的主导地位。要实现中国消费的长期繁荣，必须加快中国居民收入增长，这是促进消费繁荣的根本解决之道。

而谈到居民收入增长促消费，就有人提出发钱或发放消费券不可持续，只有就业收入才可持续，结果陷入先有就业增长还是先有收入和消费增长的循环。在消费不足已经成为需求疲软、就业减少的原因的前提下，用就业这样的长期措施否定发钱或发放消费券这样的短期有效举措，是似是而非的，因为这会造成在增加居民收入促消费方面无所作为。只有引入外来的力量打破这个循环论争，才能实现居民收入的修复性增长，真正推动消费繁荣。

3.1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增长是消费繁荣的根基

众所周知，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可以表示为：C=a+bY

其中，C表示消费支出；Y表示可支配收入；a表示自发消费，也就是基本消费需求；b表示边际消费倾向。

也就是说，收入越高，消费越高，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消费也就越高。

在供给结构不变的市场中，消费需求受到价格、收入等因素变化的影响，表示为：D=f(P,I,R…)

其中，D代表消费需求，P代表价格，I代表收入，R代表利率。

价格变动影响了收入的实际增长水平，利率通过影响储蓄，间接影响了消费倾向——提升利率可以降低消费倾向，降低利率可以提升消费倾向。利率是短期的外部变量，而收入才是决定消费需求的长期内生变量。

短期我们可以通过降息来提升居民消费倾向促消费，但长期来看，只有居民可支配收入实现持续增长，才是推动消费繁荣的根本保障。凯恩斯也说过：“对于消费倾向，国家要部分通过赋税制度、部分通过利息率的涨落和部分通过其他手段来施加引导的作用。”凯恩斯的意思是，利息率的涨落可以影响消费倾向，赋税制度和其他手段则指向居民收入的变化。

3.2 十年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增的可行性

中国要实现消费繁荣，化解总需求不足之困，必须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修复性增长，并做好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制度性安排。为了实现居民收入的修复性增长，我们测算后认为，10年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增是可行的。

如果10年后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7.84万元，按照0.75的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居民消费需求将达到80万亿元，相当于11.3万亿美元（按照1美元兑换7.1元人民币计算）；2023年美国零售总额为7万亿美元，按照4%的增长率，10年后美国的零售总额为10.4万亿美元，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

这就需要在中国经济增速保持5%的前提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GDP收入2.2个百分点，达到7.2%的增速，10年让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翻一番。从中国财政收入增速长期高于GDP增速的情况来看，如果采取适当的政策引导，这个增速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按照7%左右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10年后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将比当前提高5~10个百分点，虽然仍低于美国目前的水平，但基本上达到欧洲国家60%~65%的水平。

3.3 如何增加工资和劳务性收入

工资性收入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主要部分，近年来工资性收入占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为55%~57%。要实现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工资和劳务性收入的增长是必须的。

从宏观角度来看，国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增长，需要就业人数增长和工资水平上升两个条件，而这两个条件，又需要总需求扩张带来的经济复苏和繁荣，这就构成“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问题：为了解决总需求不足，需要增加工资性收入，而为了增加工资性收入，又需要总需求扩张带来的就业增长。

因此，在总需求不足已经出现的条件下，过度强调增加工资性收入来促消费，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这也是2020年以来，很多单纯以“保就业”“保市场主体”为主要指向的建议和政策难以取得实效的原因——在总需求不足的大环境中，保市场主体实际上是保供给，而非扩张总需求，结果是市场主体不盈利，最终也保不住。

只有借助外来的力量，先打破总需求不足这个大前提条件，才能谈得上增加就业、提升工资，带动消费繁荣。

3.4 发放消费券对开启良性经济循环的作用

有这样一个故事，深刻地说明了“借助外来的力量，打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循环”的过程和意义。

在一个萧条的小镇上，大家都没钱，旅馆没有人住，屠夫的猪肉没有人买，理发馆没有人理发，裁缝的衣服卖不出去……一个旅人拿100块钱去旅馆住宿，旅馆店主把赚来的100块钱给了屠夫买猪肉，屠夫把赚来的100块钱用来理发，理发师又用100块钱买了衣服……于是，萧条的小镇复活了。这就是在特定条件下，一次性收入对经济循环的作用。

用发钱或发放消费券这样的一次性收入增长来刺激经济的本质，就是打破原来的恶性循环，让经济循环的飞轮先转起来。2020年，新冠疫情来袭时的经济就像这个萧条的小镇，这时如果政府通过消费补贴的方式来扮演这个“旅人”的角色，就可以为经济注入急需的购买力，恢复经济循环。当时，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等就是这样做的，结果很成功。

有人认为，中国目前已经度过了疫情的冲击，无须再用这种“激烈”的方式增加居民收入和扩大消费需求。但我们已经在前文论述过，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增速，形成了收入占比偏低的缺口，这是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长期根源，加上疫情发生后我们主要的政策资源用于扩大供给，没有对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进行补贴和保护，导致居民收入和财富消耗很大，与近年来楼市、股市低迷带来的财富损失相叠加，中国居民的收入和资产负债表已经严重受损，亟待修复。

同时必须看到，疫情发生后一度支撑中国总需求的出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美国继续提高中国商品的关税在所难免，欧洲国家也可能由于外部压力和保护本国内部产业的需要对中国商品加高壁垒，一旦出口增速回落，总需求不足将进一步加剧。因此，通过发钱或发放消费券来尽快修复家庭资产负债表，实现居民收入的修复性增长，尽快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3.5 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2023年，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为8.6%，而同期美国个人收入中财产性收入的占比超过20%，相比之下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推动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是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举措。

目前，中国约有2亿股票投资者和更多的证券基金投资者，背后对应的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持有的股票和基金市值超过40万亿元。如果其持有的股票市值和基金净值出现25%的增长，就将带来超过10万亿元的财富增加，进而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增长，并且会促进市场化的企业投资需求扩张，更好地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

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的资本市场过去10多年在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方面已成为经典案例。从全球金融危机后的表现来看，从2009年3月的6626点到2024年8月的41622点，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了528%，同期印度孟买敏感30指数上涨了754%。从2013年初到2024年8月，日经225指数上涨了240%。

2012年初，上证综指处在2100点左右，到2024年8月，上证综指仍然在2800点左右徘徊，12年涨幅不到40%，不仅与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家资本市场的表现相去甚远，也与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不相称。

一个国家股票市场总市值与GDP的比值，被称为“巴菲特指标”，可以衡量这个国家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当前，美国的巴菲特指标超过200%， 2023年底中国的巴菲特指标仅为61%。如果中国的巴菲特指标能翻一番，超过中国2024年GDP的130%，将为中国居民增加84.7万亿元的财富，相当于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80%，将形成巨大的财富效应，推动居民消费能力大幅提升。

由于超过70%的中国居民财富是以房产的形式存在的，近年来楼市价格的下跌也造成了严重的负财富效应，对居民的财富存量和现金流影响很大。因此，尽快实现楼市企稳，也是保护居民资产负债表的重要措施。

3.6 降低个人税负，增加居民收入

2016年以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减税降费措施，但从企业和居民的微观感受来看，获得感似乎并不明显。此外，五险一金的实际负担加重，也影响了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从官方披露的数据来看，2019—2023年，全年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从5.91万亿元增长到7.97万亿元，参保人数从9.68亿人增加到10.66亿人（按养老保险计算），人均贡献收入从6105元增加到7484元，增幅为22.6%。其中2020年为了应对新冠疫情，企业社会保险费得到阶段性减免，三项社保基金收入较2019年下降了14.3%，但2021年就增长了35.2%，较疫情前的2019年还增长了15%，2023年较2019年增长了34.8%。

因此，在经济增速不断下滑的情况下，不能再继续通过较高的五险一金来把本应发给职工的当期收入变成未来收入，而是应该让企业将更多财力用于增加员工的当期收入。

为了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下一步应当把降低税负的重点放在个人所得税上，个人所得税仅占财政收入的8.2%，降税对财政收入的总体影响有限，但对居民收入增长影响明显，对推动消费的作用较大。降低个人所得税税负，不仅起征点需要进一步提高，还需要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为45%，显著高于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具备全面降低个税的空间。

四、深化收入改革促消费

收入分配改革是多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硬骨头”，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然而，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然严重偏低。未来我们应该确定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逐步达到全球平均水平。

4.1 国企收入应当更多用于改善民生

尽管中国已经建立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的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但是国有企业收入纳入预算的比例仍然不高。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23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4.63万亿元，全国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为6744亿元，只占利润总额的14.6%，用于改善民生的部分就更低了。

2024年初，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意见》，提出“有序扩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施范围，逐步实现国有企业应纳尽纳”，但仍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主要用途规定为“主要用于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按规定安排部分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统筹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当前，国有独资企业应交利润收取比例是2014年确定的，一共分为五档，第一类企业为25%，第二类企业为20%，第三类企业为15%，第四类企业为10%，第五类企业免交当年应交利润。

然而，从上市民营企业的分红比例来看，25%的利润收取比例似乎偏低。2023年，沪市主板民营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总额达1603亿元，同比增长8.86%，其中近八成盈利公司分红比例超过30%。

因此，我们认为，在逐步实现国有企业应纳尽纳的同时，也要考虑提升国有企业应交利润收取比例，例如平均提升10个百分点，同时要研究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也作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的主要用途之一，相应提升民生支出的份额。

同时，还应当考虑提升国有股权划转充实社保基金的比例。2022年，中央企业资产总额为109.4万亿元，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230.1万亿元，中央金融企业资产总额为261.6万亿元，地方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为139.3万亿元。

2023年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16.5万亿元，地方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为255.4万亿元，中央金融企业资产总额为289.6万亿元，地方国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为155.5万亿元。秉持“利为民所谋”的原则，这些资产应当更大程度地用于提升全民的福祉，因此，建议在2017年《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基础上，将国有资本划转比例提升至20%，长期来看，还可以把比例提升到30%，甚至可以把部分企业的国有股权全部划入社保基金，有效提升全民社保覆盖范围和报销比例，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

据媒体报道，截至2020年末，符合条件的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划转工作全面完成，共划转93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总额1.68万亿元。截至2024年3月，全国划转工作已基本完成（地方国资划转金额未披露）。

粗略估计，如果将国有资本划转比例提升至20%或30%，还可为社保基金增加1.7万亿元或3.5万亿元的资产规模，相当于2023年全国社保基金总规模的57%或117%，这一部分国资分红如果按照全国社保基金截至2023年的年均投资收益率7.36%计算，每年将为全国社保基金带来1260亿元或2590亿元的现金收入。

4.2 多渠道为低收入群体增收

当前，中国中低收入群体仍然占大多数，估计不少于9亿人，主要人群生活在农村，如何增加他们的收入是扩大消费的重要课题。

收入补贴、消费补贴和提升社保水平，应当以中低收入群体为重点。中低收入群体最需要收入补贴和消费补贴，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将补贴发给他们，发挥的效能也最大。同时，提升社保覆盖面和覆盖深度应当以中低收入群体为重点。当前农村居民医疗保险由于保费从最初的10元逐年增加到400元左右，已经出现断缴现象，降低了居民的获得感和遭遇重大疾病时的保障水平。同时，农村养老金多则200多元，少则100多元，与城镇职工养老金存在明显差距，因此，通过提升财政对低收入群体医保和养老金的补贴，增加他们的转移收入，是为低收入群体增收的重要途径。

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工资性收入也很重要。《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着重保护劳动所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各地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多渠道推动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

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可以促进增加个体经营性收入。2023年，中国有1.24亿户个体工商户，支撑近3亿人就业，是中低收入群体就业和收入的主要来源。在地方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个体工商户面临的营商环境可能变差，因此，切实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可增加其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还可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为中低收入群体增加财产性收入。2021年，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完成阶段性任务，确定全国共有96.6万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占有了65.5亿亩集体土地资源、8.22万亿元集体账面资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约有9.2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65%以上。粗略估计，农村空置宅基地超过1亿亩，涉及上亿户农村家庭。如果将这些宅基地通过长租、使用权转让等方式流转起来，上亿户农村家庭将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对提升消费需求将产生明显作用。建议加快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4.3 推进要素自由流动，消除要素超额稀缺性报酬

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土地部门、房地产行业和金融部门之所以能够获得大量的“超额稀缺性报酬”，原因就在于要素配置的市场化不足，存在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原因，人为制造了资金、土地等要素的稀缺状态。

消除超额稀缺性报酬，关键在于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2021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对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做出了部署。《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提出，要“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彭森曾在一次会议中指出，当前“在要素市场领域，我国市场经济仍然存在束缚市场主体活力、阻碍市场和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市场发育仍不充分、市场决定要素配置范围有限、要素流动存在体制机制障碍等问题仍较突出”。

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明确要素的权属；二是尊重要素所有者的交易自由，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法律限制和行政干预。

当前很多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政策都在强调有序流动，但对自由流动的关注有所不足。如果要素流动受到种种过时观念、严苛规则的限制，自由流动尚不能实现，表面看起来“有序”，但实际上没有交易的机会，处于僵化、停滞的状态，“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就无法实现。因此，加快要素市场化改革，应当以自由流动为首要诉求。只有让要素先流动起来，要素贡献才能得到市场的评价，要素报酬才能有合理的依据。

对于垄断行业存在的超额垄断收益，可以考虑开征“收入调节基金”，针对上游原材料行业存在的垄断收益，目前只有“石油特别收益金”对油气行业进行了调节。但从近年的利润分配来看，整体上游原材料行业和金融部门都存在明显的超额收益，建议在“石油特别收益金”制度的基础上，对金融、能源、上游原材料等垄断行业开征“收入调节基金”，其收入专项用于增加社保和农村保险基金。

当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只有4亿人左右，还有9亿人属于中低收入群体，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占比，是繁荣中国消费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我们提出“10年实现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增”，也有学者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尽管指标和路径可能有所不同，但增加居民收入、繁荣中国消费、畅通国内经济循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指向是一致的。

如果通过各方面的努力，10年内将中低收入群体的1/3，即3亿人转化为中等收入群体，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就将扩大到7亿人，将成为中国建设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最坚实的基础和最可靠的力量。